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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黑子
--  发布时间：2002-9-16 1:41:32

--  [转帖]中国散文的虚伪

中国散文的虚伪

蒋筑礼

　　文人的逃遁意识

　　翻阅一下当代的散文，就会从中看出中国人文精神的阳萎。

　　中国散文的文化核心是逃遁的。“难得糊涂”是从古至今的文人的灵感来源。以“无为”精神滋养着的专制社会，正好又用这些“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荷花”遮着污泥之丑恶。可以说，装疯卖傻从唐宋八大家直至今天，活在专制社会的那些老的小的作家群体，除了接着装糊涂，毫无新的思想发现。这是个不再产生思想的民族。

　　散文之所以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区别在于散文并不是创作，而主要是呈现作家的心境。写散文，也是作家可以放松地和自己说话，则散文是诚实的，可信的。因此，什么样的人格，就呈现什么样的散文。像巴金、郭沫若或汪曾祺的懦弱，鲁迅、顾准的真诚，或者同样生活在铁幕社会的高尔基（他？呵）、帕斯杰尔那克和哈维尔的拯救，周作人、林语堂或沈从文的逍遥，便都一目了然，不管他们在创作中怎样躲藏了自己的心态。

　　对自己的真实是散文的伦理。
　　“安贫乐道”和“孤芳自赏”也是中国散文的境界之一。竹林七贤及苏轼的以物抒情、天人合一的情*，一直是中国人格甚至性格的内核。文人们神化了泥土，美化着虫鸟，给树和山顶的石头命名题字，可以说中国没有一块山头逃得过去，它们大都成了望夫石、仙女，唐僧和猪八戒等，而现实社会依然见不到文明的影子。中国人还把专制养活到二十一世纪来了。文人虽不趋炎附会，但那精神也是所谓“处惊不变”，或者“知足者常乐”之类的伦理。这种以柔克刚的阴柔思想，早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心态里都存在着。这也是中国散文的一种精神归宿。到了百姓的生活准则里，就成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或“枪打出头鸟”了。

　　在道家的一个典故里，师父成仙得道之前，张开嘴叫徒弟来看，徒弟到掉光了的牙齿和完好的舌头，就顿悟出了人生的境界：逆来顺受，以柔克刚。这其实也成了儒家的普及版，并在南京大屠杀时又一次集体发挥了出来，三十万人都是带着这颗中国文化的魂，被日本兵一堆一堆地弄死。在这样苦难沉重的中国心态里，添加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佐料是必须的了。

　　把人生、狗生、草生的命运混为一谈，从而躲避现实，不仅是庄子的逍遥，也是东方，包括印度文化的一个核心。今天，随便在印度的街道碰上个瑜迦乞丐，都可以讲出一套和庄子一样的思想境界，而街上确实还走着牛、象等畜牲，是人畜共存的现实；耗子们干脆在朝拜者的肩上、口袋里吃着拉着。这种回归自然的人生，也算天伦之乐？失去个人自尊，而仅仅找到民族尊严的社会只会变成个垃圾站。好在中国人身上还保留了勤劳的本质，他们倒能毁掉人和自然的供求关系。不完善的社会必然要毁掉完善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中国农村的穷困丑陋因此也成了悲惨的代名词。历史上的悲剧惨案，从广西的人吃人到道县的大屠杀，都在农村连续发生了。

　　逃避现世，必然会造成一个人格真空的社会；而一个人格低劣的社会，又会把这些逃遁者*成疯子或撒谎的求生者。整体社会一旦坏下去，便成了合法的存在了。今天的中国人是最会造假，最不讲信誉，最唯利是图的；中国人甚至会侵吞给残废人的赞助，贪污救援穷困儿童的钱——这就是在中国文人所提供的精神粮食中长大的几代人。

　　民族人格的下降，除了政府的责任，主要还是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在苏联作家的人文精神里，面对暴行，沉默就是犯罪，可在中国作家的人文精神里，沉默就是高尚。像汪曾祺、沈从文，不落井下石，已经就是“士大夫”了。这个民族的智慧都用到“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求生本能里了。

　　缺乏心灵的境界，而渲染生存智慧，是中国散文的主流。这种心和智的不平衡，不能不解释为中国文人的内省是脱离现实的，不会以心灵建立人与人的亲近关系，只要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就行了。像余秋雨那样住着高级酒店写“文化苦旅”，到欧洲旅游一圈就可以陶冶出情*来，他那种快餐散文式的“心灵的荷花”，恰好是中国这个文化污泥大国的一个旁证。

　　　当代散文的虚伪性

　　阅读散文的快感，来自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和生活经验的沟通。一篇真诚的散文，就是心灵真诚的验证。散文的书写也是人格的体现。翻开余秋雨的《行者无疆》，会被一股迂腐和装腔作势熏倒。巴金的散文，犹如断了脊梁骨，又要巧妙地撑硬，这一点汪曾祺、邓友梅、王蒙都属同类。特别是郭沫若，临死了还作秀，把骨灰撒在大寨梯田上。人格缺席的老少一代，包括王朔的痞，池莉方方的笨，余华莫言的滑头。相比起来，海子，王小波和余杰是“牙齿作家”，都有很强的散文力度。当代散文中有思想个性的作品太少。但是，从社会学和哲学领域去阅读，又有秦晖、徐友渔、李慎之、刘晓波等，虽然不是作家，却用厚重且犀利的笔锋，写出散文性之外的价值，也应了北宋散文家曾巩“蓄道德而能文章”的观点。

　　中国散文以德修性，但这种“大悲悯”在封建专制里，无疑是救了皇帝害了民众。以泯灭个人自由为代价的任何修心养性，都是小乘之道。像鲁迅和顾准这样有风骨的知识力量，虽如丢进了水里的火，却毕竟闪出了一点人的光彩，也是对知识的尊敬和承诺。

　　在一个“统一思想”不是犯罪的社会里，一个灵魂已经“麻木”了的民族，个人价值的获得，不仅是身份独立，更是心灵的获得，这首先要你拿出真诚来与他人分享，同时分享他人的恐惧和痛苦。那种“老顽童”式的散文，撒娇的散文和专制造出来的“空心人”散文，甚至一堆“商人思想家”们演说的“呼唤良心，改变生活”，都是心灵的麻木，都走向了中国式的精神真空地带。

　　鲁迅的“救救孩子”，该改成“救救文人”了。

　　以心灵为载体的散文，在中国只剩下了以消解苦难、为拈花微笑的阴文，也成了陶醉在花草丛里的一些兔子。直到今天，中国都没出一个如卢梭那样勇于剖析心灵的作家。

　　中国正处在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一个最糟糕的物质瓜分时代，一个急需公德的时刻，一个正在碰撞出善恶与美丑的混乱时期。二百年前的西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曾出现了大量的作家和心灵撼人的思想家，奋起与资本这只怪兽抗衡。然而，中国作家群体面对资本怪胎，不仅不对抗，反而怀旧社会主义去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正由共产往私产转化，也由杀富济贫往杀贫济富恶化。在这个和平演变的时期，正应该由作家们而不是商人们，敏锐地嗅到未来的气味，并去批判和建立一个对称的人文的社会空间，而不是返回清代、明代甚至古代。今天，散文作品不仅不趁着经济的宽容政策，去催化一个文化领地，却都退回到破胡同破房子，去怀念高梁面、煤球和肉票，怀念插队、临时工和毛主席像章去了。

　　中国散文一窝不如一窝的原因，还有一个假知识的问题。周作人在题目为《历史》这么一个大题目的仅４００字的散文里，说了句“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就算了。沈从文在《湘行散记》里用了五千多字，写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在落款处却写道：“１０月１日在昆校，时市区大轰炸，毁屋数百栋”。你不难想像这些中国文人在听着炮声，看着死人，仍在写着另一个题目的那种超然的心境了。而朱自清的《伦敦杂记》，通篇都在写博物馆、公园、圣诞节、房东太太，他决不会像马可波罗那样好奇地走进一个民族的内部去反省更深的心境，接下来出《行者无疆》那样的“散文家”也就不奇怪了。

　　　刘亮程的散文心境

　　新散文家刘亮程，在麻木的中国散文中是一个异数，应该说把生存、苦难和农村诗意化，是刘亮程的散文核心，这种心境其实也是庄子的道家境界的复制。重复别人的思想，只能证实自己的空白，与之不同的是刘亮程带着出世的心态入了世，没有幻化成仙，仍游走在城乡之间。
　　阅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时，我非常惊讶他沉着的语言魅力，以及泰然处之的道德智慧。若再深看一层，还充满悲天悯人，如《狗这一辈子》、《修门》和《寒风吹彻》等。希望这些作品正是有力度的中国散文的起点。

　　刘亮程的心灵是坦诚的，他也没有贾平凹式的“农民秀”。如李锐所说：“这片语言的绿洲与我们身边这个腐败的文坛没有半点相像之处。他保持了他个性的健康和理性的智慧。”

　　我看，刘亮程多了内心沉思，却少了社会承担，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只逃脱了将被宰杀的牛，但他不会去拯救他的同类，更不会去消灭屠夫，他逃遁了，这种明哲保身的人生策略，在中国农民身上也确实保存了下来。中国社会发展不出民主和自由，就是因为这种被宰割又不敢面对的心境。

　　刘亮程发现的生活真谛是“爱痛苦并痛苦着”。这是一个奇怪的犬儒式的架式。我不明白，世间的和谐怎么会只来自农村，来自自然，来自没有工业的农业？难道人类的悲剧没发生在自然，没发生在农村吗？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不也是人吃人吗？

　　中国人的文明不能总是立足于被苦难压着并承受着，这是“东方侏儒式的低度。“通融达观”与周围正在发生着的不幸共存，是违背“不忍”的；特别是有能力追问“不忍”的文人群体，就更显得超凡脱俗的残忍。

　　刘亮程把“天意”作为万物消解的药方。他虽然摆脱了国家话语的支配，也还原了万物的真面目，采取的模式是：家园——出走——返回家园，依然停留在民间散文陈旧的话语框架之内。他个人经历的乡愁离恨以及大西北残酷的生态魅力，虽然优美纯朴，却在道家中消解了。法国的法布尔虽然在《昆虫记》里大量描写了昆虫世界的生活，写作心境是还原了动物的家园，而不是人类的去处。人与动物各自的生存美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了它们，但不能去体验昆虫们的幸福。

　　一块“垃圾遍地，精神腐败，互相复制的沙漠”（李锐语）社会，是需要改造，而不是观赏。刘亮程具备了生命的平等意识，但他的“见死不救”的心境是自私的。

　　靠回归原始自然的药浴盆，来浸泡文人良知的脚，只是农业时代的知足常乐，它的道德资源无法和整体社会生活平衡，并依然沦为精英式的语言推销者。那只是吃着泥土的营养，但结不出心灵的信息，最后连自己也就变成泥俑了。

　　刘亮程写了穷困的美，但他写不了富有的美。他用了村民刘榆木去代表庄子的“长生”情结，只蹲在墙坯上，看着勤劳的可笑。这使人想到庙里的和尚，靠庙外的凡人养着，去达到超俗的境界，这境界也是低俗的。
与世无争其实是农民们的外衣，一旦修上一条柏油马路，谁还敢说路边的农民善良？挖条沟收过路钱还是为了图财，抬着死人挡车要安葬费，恐怕只有忠厚的中国农民干得出来。刘亮程用有滋有味的农村来反衬水泥堆砌的城市，把城市当成了虎口，也正如城市人把农村看成狼窝，是一样的心态。

　　我们都对科技工业、甚至电脑业主宰人类不乐观，它的污染和浪费，以及环保，几乎是这个时代丑恶的象征，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几乎就是一堆叠高的房子。但城市生活的文明还处在起步阶段，几百年来，城市也早就成了自然和历史，一切古老在城市里都有。刘亮程太土了，他太小看人类的能量、人类创造生活的价值了。自然早已不是土生土长的树和谷子，城市的教堂、广场、街道房屋甚至树和墓地，从生到死都是自然，都是古老的文明。我无法想像在一个电脑时代，刘亮程的失落有多远。

　　中国正从一个农业国往现代资本主义飞奔着，这个时期，一切金钱、资本、权力、欲望等，正铺天盖地蜂涌而来，要进入一个较合理的社会，起码也要上百年。跟不上时代的作家群体，到穷乡僻壤去失落，是骗自己的。中国作家们的身体都在城市里，心灵却逃到了农村。这才是真正的人格分裂和造假。中国的精神垃圾太多了，它能再造出一篇篇优美的“荷花散文”，但造不出一个文明的社会。

--  作者：阿三
--  发布时间：2002-9-16 8: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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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酷评文章毫无学理可言。缺少最起码的对历史和作家的体认。自以为是站在一个永远没有错误的道德立场上就可以对居高临下，事实上这样的立场是极其虚弱的。从极左到极右这样立场变化看得太多啦。

--  作者：布衣
--  发布时间：2002-9-16 16: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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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是谁说的:在极端中求得价值,在中庸中得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