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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阿三
--  发布时间：2002-3-20 21:34:07

--  日暮乡关何处是（旧文）
日暮乡关何处是

一个好人去世了，他的亲朋好友，收集一些怀念的文字，来缅怀他、纪念他。这对于死者，是一个告慰；对活着的人，也是一桩心愿的了却。《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就是这样一个怀念萧乾的文集。
事实上，对萧乾，我更感兴趣的不是他在90年代对“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也不是他的“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的名言，而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选择，特别是在40年代末期的选择。1948年他的处境并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至极：就在此前一年他的家庭破裂，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这一年郭沫若又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发表著名的《斥反动文艺》，指斥萧乾为“黑色”的“御用”“鸦片”文艺。其直接的个人的原因是萧乾在1947年5月为上海《大公报》写记念五四的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中云：“近来有些批评家对于与自己脾胃不合的作品，不是就文论文来指责作品缺点，而动辄以‘富有毒素’或‘反动落伍’的罪名来抨击摧残。”“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和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大事；在文坛，这种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
萧乾这样的说法当然会令当时左翼文坛“元首”的郭沫若不快而招致批判。但郭对萧乾的批判还远不是个人恩怨这么简单。《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还是在政治转折的关键时刻，左翼文学对非左翼文学的一次摊牌，也是对今后文学格局的一次预告。萧乾不应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最终也还是选择了留在大陆。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萧乾自述的对白俄倒毙中国街头的恐惧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萧乾当时复杂的思想。在这方面本书收录的日本学者丸山升的两篇文章对此作了详尽的研究。在他看来，由于萧乾在“二战”期间特殊的欧洲经历，使他更能从欧洲的眼光来看待左翼和右翼，所以尽管他在剑桥的朋友何伦，以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的死亡和匈牙利红衣主教敏岑蒂被捕的事件来劝说萧乾，让他接受剑桥大学的聘书。但此时萧乾所考虑的并不是在左和右中做一个选择。左和右，都不是他所愿意的选择，而严峻的时局又使他非要做出选择不可。这时候，家土和民族就成为影响他选择的重要因素了。所以白俄倒毙街头的记忆才会深深地刺痛他，促使他留在大陆。
1948年萧乾写了《拟J·玛萨里克遗书》，从中可以看出他那时近乎绝望的心情。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回答郭沫若的批评。他说：“现在整个民族是在拭目抉择中，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的谣言攻势，即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证实，为了对自己的忠实，为了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还值得保持。”萧乾的抗议是有力的，但却无法掩盖他的绝望，他借玛萨里克的死，表达了他的理想的死亡：“今日是不许想，不许犹豫，是脱下外衣投入战团的时候了——无论投入哪边，生活都比我有意义。我的死，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
萧乾对自己的选择所可能有的后果，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回大陆前，就告知他所有的海外朋友，不要和他联系。而他在五六十年代的遭遇，也证明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过，对于他来说，似乎是无路可走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这让我想起1966年萧乾的一次未遂的自绝。遗书是这么写的：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这很象张爱玲离开大陆时的想法：我对新中国是有信心的，我只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