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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黑色传奇
--  发布时间：2002-3-20 21:34:07

--  工人阶级（二）
三
尽管我和仨儿都在深圳，但是没有她的电话，所以一直没有联系。那年，和我谈了7年恋爱的大学同学，跟着一个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的男人跑了，只留下一屋子的痕迹和记忆。我无助地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原来我在深圳一无所有。街上的灯火是如此绚烂，但如果我死在哪个角落里，有谁能知道？又有谁能在意呢？
我给东郎打了一个长途：“她，她把我甩了”。
好半天，我听到他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王八蛋”；
“回来吧，回北京散散心”，他劝我。

为了省钱，也为了散心，我特意到广州坐了京广。我对面的卧铺上，是一北京人，大包小包的，一看就知道是来广州上货的。他的傍家儿口音却很重，打扮得花枝招展，别人私下里议论说她是“兔子”（妓女）。

路上无聊，所幸的是北京的比较多，凑够了6个人开始“敲三家儿”。真应验了那句话“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大供”几乎被我一个人包圆了；那两上货的男女，不是“三先”、就是“四喜”，气得那男的不住地骂骂咧咧的，逗的大伙很开心。

出了北京站，远远地我就看到了东郎；他的太太刚生完小孩不久，要照看孩子，所以没有来。他拍我肩膀的时候，我的眼圈潮湿了……

他开了一辆“飞亚特”，深红色的，虽然很小，坐在里面却很舒适。我把窗户摇开，扑面而来的是北京那干爽的风；路边的柳树是如此熟悉，摇摆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东郎不住地开导我，就如同大学的时候我开导他一样，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富有磁性。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见到了东郎的太太，军。她比以前胖多了，气色也好很多；跟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一个女伴，小闽。军性格很开朗，所以周围的朋友也很多，什么董姑娘、侯姑娘等等，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小闽当时在高露洁公司推销牙膏、牙刷，经常到广州出差；后来又跳槽到一家通讯产品公司作销售，所以如果有人问我：牙刷和通讯有什么关联？我一定会说：“小闽！”

军也不住地劝我，说实在不行就回北京算了，北京有这么多姑娘，还怕找不找好的？我心说，我的户口都调过去了，再调回来，有那么容易吗？！小闽也安慰我，说以后出差的时候一定去深圳看我。我很感动。晚上他们还想请我大搓一顿，我谢绝了；我和东郎都想吃卤煮火烧和炖吊子，于是我们想单独活动，军无可奈何地说：“这两人，都好这口，真没治！”

第二天，我去了强子的东北餐厅，一进门就看到一个1米7左右的大姑娘在忙活着招待客人。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强子的媳妇，翠花。她的真名叫崔梦华，以前在水厂工作；她很漂亮，也很能干，结婚后就辞职干起了饭店。北京人喜欢开玩笑，所以都喜欢叫她“翠花、上酸菜”。据说，有个网络作家来这个餐厅吃过以后，对她和她的酸菜印象都很深，在一个叫做“东北人”的作品的结尾里，还特意提到了这些。

强子见到我，瞪着眼睛愣了好半天，“你，你怎么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他陌生了。他本该说“你丫……”，可是，没有。一切都在变，连强子也变了。

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强子真的成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了，几乎看不到往日的影子。我们都没怎么说话，至于他和仨儿为什么没成，他也不提，我也不好意思问。说到养蛐蛐用的小面缸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微笑，瞬间即逝；只有在那一刻，我才看到了我记忆中那个抱着吉他、一头黄毛的小伙子。或许社会本身就是个面缸，面缸里出来的人，终究会变得很面。

离开餐厅，在胡同口我碰到了仨儿的二姐，她是她们家长得最漂亮的，有些象孙悦。她告诉我了仨儿在深圳的传呼号，并一再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去家里玩。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的街头，喧闹中我忽然感到了它的空旷与庞大，感到了无比的惆怅与孤独，一切都由熟悉变得陌生起来。我走进了一家音像商店，看到两个女中学生趴在柜台前挑选磁带，就问她们，能告诉我哪盘好听吗？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女孩子有些意外地抬头看看我，仿佛洞穿了我的心境，目光变得同情起来，说：“买齐豫的吧，挺好听的”。

我买了，并且保留到现在。齐豫的歌声有些悠扬，也有些无奈与惆怅，很符合我当时的心态；我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女孩子们，她们好像什么都懂。

四
回到深圳，我给仨儿打了传呼。不一会，电话铃响了，我听到了一个久违的声音：“哪位呼我？”
“我，奥斯瓦尔多，你是叶塞尼亚吗？”；
“你是？……是你？？你在哪儿？”

一个小时以后，她敲响了我房间的门。
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眼角也淡淡地有了些鱼尾纹。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她的眼睛，明亮而迷人。那天我终于象个孩子一样地哭了，在她的怀里。听完我的倾诉，仨儿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她真缺德，”过了一会，她问我：“为什么在北京的时候你不喜欢我？”

“我知道强子喜欢你”；是的，强子喜欢她。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强子和几个男生就喜欢在仨儿她们家楼下招呼她一起出去玩，喊得多了，引起了街坊老大**警惕，等仨儿她妈回来的时候，不咸不淡地嚼舌头：“你们家仨儿可真够团结同学的，而且还挺团结男同学的！他们老跟楼底下招呼她，然后骑着自行车、一个带着一个就满大街转悠去了。”为此，仨儿没少挨刻。

但是，这就是我没有追她的理由吗？不是！我心底知道，因为，因为她是工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可能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这种清高，终于让我尝到了今天的苦果；讽刺的是，到头来真正能安慰我的却是我当初不愿意接受的工人阶级！我至今都不敢正视仨儿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睛特别明亮，我害怕她看穿我的心思。

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仨儿也没回，她的那个东北男朋友回老家了，于是她告诉我，春节期间，她可以至少为我做五顿饭。为什么是五顿？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只想每天少吃一顿，这样她就可以多陪我一天。

大年三十的下午，仨儿来了，带了很多吃的。和以前一样，她很喜欢吃糖，嘴里几乎没有停；吃完了，把花花绿绿的糖纸，贴在我卧室的门上，顷刻就点缀出节日的气氛来。然后，仨儿开始准备包饺子，忙忙碌碌的，象个小媳妇。

晚上，她没有回去。
一连几天，我们几乎没有出门。我们象一对蜜月中的燕尔，又象久别重逢的夫妻，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终于在一个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在化妆；她的眼睛有些浮肿，或许是刚刚哭过。她已经把外套穿好了，看我起来了就说：“他回来了，要我去广州。本来不想惊动你，让你多睡会儿，既然你醒了，就跟你道个别吧。早餐在锅里，以后自个多注意身体”。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坚持不让我送，并急急忙忙地出了门。
我赶忙穿上衣服追了出去，远远地跟在她的后面，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匆匆地向前移动。她的身材、姿态是如此动人，也是如此亲切；那一刻，我感觉仿佛回到了北京的街头，回到了几年前的岁月。我多想喊住她离去的脚步，可是我发现自己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只有内心在无声地哭嚎。

一辆公共汽车从我身边驶过，载去了她美丽的身影。四周变得沉寂而空旷；空气是如此的凝重与压抑，我感到内心在收缩。我把手揣到兜里，忽然碰到一张折叠的纸，急忙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不要再找我了，我是工人阶级。多保重”。
她什么都知道！

我的眼睛又一次模糊起来：我看到北京的冬天，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孩，围着马海毛的大围脖，远远地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