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2002-4-3 14:56:04
-- 那时候，我每天都在脑子里偷偷地练琴（征稿）
这是全市最高的行政机构，我学的专业是中文。我现在方知我刚刚来这里时，秘书长对我所说的那番话的用意。他要求我立即参加规章制度的汇编工作，把握秘书处每年500份外发文件的文字审核，同时要求我做好简报的编辑和和其他文秘工作。我想我还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便始终牢记领导的话，以120％的认真和勤奋精心塑造自己的饭碗。我渐渐发觉，有几位处长的文稿写得不对路，便耐心地谦虚地以至于上门帮助他们修改，效果还好。只是有一位非常倔强的在部队当过作战参谋的基建处长对我大发了一次雷霆。我感到委屈，但仔细一想也许他御使惯了，就非常谦恭地来到他的办公室，绕来绕去地又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直到他重又脸上洋溢起笑容，拍着我的肩膀，并递我一支“红梅”时，我才明白他发脾气的原因不仅仅是在于文稿，而更多的是在于我的年轻。
但年轻并不是过错，不然最先走向死亡的就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年轻人。
记得副市长的秘书要去大学学习4个月的外语，且非常有可能去驻英大使馆工作的事情，秘书长便不假思索地让我顶替他那份工作。我其实不大情愿，一是因为他的那位副市长过于严格，动辄训斥秘书，二是其原来的秘书又是我的副处长。但命令已下，副市长的名章和房间钥匙已经放到我的办公桌上，我也就骑虎难下了。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开始爬我工作中的第二个山坡，免不了的训斥和同样免不了的莫名的祝贺充斥耳骨，我只能微笑且隐隐预感风雨的来临。
不久，原来的秘书我的副处长赴英国大使馆的美事变作乌有，我即非常懂事地还给他印章和房间钥匙，却先后遭到他5次拒绝。请示秘书长，他却说你继续干吧，而副市长却仍每天吩咐大量的活儿要做。其间我发生了车祸，脑后缝了12针，满以为住院其间就此罢了这份差事，但出院的第三天上班时，我又被副市长交待的更大一堆活儿缠住身形。
风雨真的要来了，我的心鼓敲击得更快，更响了。
终于副市长出差北京，当我在一份已经事先盖有公章贷款合同上盖上名章时，副处长用一根手指直直地指着我，如声讨一个汉奸那样让我立即追回那份合同。我目瞪口呆，在各种各样的眼光中，在五颜六色的表情背景下，我机器人般地拿起电话，直到得知那份合同已经在银行生效时才失神地慢慢放下电话机。我恨不得自己是施瓦辛格饰演的机器人警察，抡起机枪扭转乾坤，再不就象川端康成笔下的日本妇人，用眼泪泡散自己的过失。可这些都不可能，直到秘书长说他同意那份贷款并已经管工业的副市长口头获准时，也就是说证明我盖的印章不是错的时候，我方晓得什么是小人物的悲哀，什么是汪洋海上的一条船。在接受副处长的电话道歉时，我脸上满是辛酸的微笑，我回答他说，我真的感谢他。
咖啡厅里，电影厂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让我心动的故事：一个钢琴家在被关押了许多年后，人们发现他的演奏更臻完美了，便纷纷问其原由，潇洒的的钢琴家按完最后一个琴键，静静地说：
“那时候，我每天都在脑子里偷偷地练琴。”
后来我做了处长，在看到一个刚刚分到我手下带着眼镜的研究生谨小慎微地爬他生命的山坡时，我想了上面自己的故事，他会象我当初那样愚笨吗？
一个人应该懂得顺境和逆境，学会从最底层做起，大丈夫能屈能伸方为好汉。在逆境和空白的情况下磨炼自己坚强的毅力，等待机会，我用微笑在生命中练琴。
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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