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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已失
--  发布时间：2002-3-20 21:34:07

--  诗人真的太无耻
歌的生存与发展不决定于作者的多少，而取决于读者的多少。不可否认，在今天，写诗的人越来越多，但诗歌却越来越变成一种个体的言说，成为一种自我对话和诗人圈子中的内部交流。

现代诗歌或许更多地提高了作者的创造力，但它却很难提高读者的鉴赏力。的确，诗歌形式上的解放拓展了诗歌表达情感与思想内容的空间，也要求我们用新的方式去读诗。但一方面是诗歌向诗人的灵魂深处越走越深，另一方面却是大众话语向直接感官层面的必然靠拢，如果诗人还想用自己的诗歌去养化大众，那他的悲剧性就已经注定。如果说押韵的诗歌象旋律清晰的音乐，那么不押韵而意蕴深刻的诗歌就有可能象长鸣的钟声，需要去认真体味那一次撞击之后的回响，但诗人却无权在这个问题上去要求大众。现代诗歌自由的句式排列使得诗人得以按照自己灵魂的节奏去表达自我，同时也通过错落有致的词语与句子为我们带来新的审美愉悦与视觉呈受。但遗憾的是，与大众文化话语在形式和技术上的无限丰富相比，诗歌的这些变化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相反，却在更大程度上堵塞了个体言说到公共话语之间的通道。

诗歌的形式“解放”使得诗歌失去了公共的解读方式。押韵与整齐的句式排列便利于大众阅读，更是诗歌“传诵”的重要条件，“读解”姑且不可能，更谈不上“传诵”。更为重要的是，诗歌在所表达的内容上越来越陷入一种个体存在，而且这种存在完全是以一种个体抽象的方式。以自己的习惯表达出来，不可否认这里体现了越来越多的诗人个体意识，或诗人的个性，但这却直接造成诗人与社会和读者的隔膜。诗歌或者刻意地去追求唯美，或者在形式上猎奇，在题材上翻新，却找不到联系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的通道。这就使得诗歌越来越成为一种“精英话语”，而不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丧失了大量的话语空间。其实我想，称之为“穷人话语”可能更确切一些，因为现在的诗人群体并不属于一个较高的社会层级，很多诗人甚至低于平均的生活水准。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诗歌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应当说，娱乐冲击文艺是大众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可以很轻松地取代文学的记录与叙事功能，对严肃与深刻意义的解构更使得人们在大多数时候自发地抵制深度反思。大众寻求的是可以为心灵与感官带来直接而快速影响的文化形式，需要不用劳心费神去解读的文本与非文本，而传统文艺，诗歌、小说、戏曲都很难符合大众的这种文化心理需求，因而也很难拓展自我生存发展的话语空间。

在传统的文学形式中，诗歌又无疑是比较脆弱的一种。因为它很难与主流的传播方式相结合，更难成为一种强势和优势话语。金庸的小说可以不断地拍成电视或电影，而叙事功能偏弱的诗歌就做不到。戏剧因为有较强的视觉和听觉效果，还有拓展话语生存空间的余地，但诗歌只是一些文字，不能直接愉悦人们的视听。一些文字，仅此而已。黎风在《无诗年代的诗言说》一文中提到“流行文化诗语”和“民间游戏诗语”，这的确是诗歌的存在形式，是一种现象。但这样的形式能够承受诗人多少的主体自觉，又能够在多大广度上为诗歌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却是一个问题，何况这些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诗歌存在的主流形式。

我们再也难以在这二十年中找到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以来一个个诗人不得不贴钱出版自己的诗集，根本不敢去幻想什么洛阳纸贵。高贵的灵魂与贫贱的肉体，激昂的意志与窘迫的生存，仿佛从来就是诗人所面临的两极之间的问题。个人可以诗化，但现实不可能诗化，海子可以死去，顾城可以死去，骆一禾可以死去，但世界依然存在。当我再次读到西川为海子而写的诗句“你没有时间来使一个春天完善/却在匆忙中为歌唱奠定了基础”时，不禁潸然泪下。我们能否歌唱，我们为谁而歌？我们又该怎样歌唱？这是一个问号之后庞大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