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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老硬币
--  发布时间:2002-3-20 21:34:07

--  禅释人生(3):奇哉张大千
禅释人生(3):奇哉张大千
————————————————题记—————————————————————
在儒在佛,为俗为僧,入世出世。
境由心生,缘由天定,事在人为。
既有由儒入佛的李叔同、苏曼殊,也有因一钱入世的张大千。
老硬币写了关于这三位名人的帖子,送给网友云慈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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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画若冰雪,其髯独森严,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
这首诗是徐悲鸿在张大千三十四岁生日时作的自画像上的题跋,时间是1932年5月10日。
张大千的一生充满着奇迹和奇遇。作为一个世界著名的现代画家,连他的生卒年月都有两种说法,有的文献标明为1899-1983,也有的文献标明为1901-1984,实在是奇怪之至。不过,按照台湾张大千纪念馆的记载,张大千“1899年农历四月初一﹝阳历五月十日﹞出生于四川省內江县安良,原名张正权,改名爰,季爰,法号大千;1983年四月二日上午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5岁”。这个记载应该是权威的。
《张大千生平》记载,其“自幼不能进荤食,故长年吃素食”,说起来也该是与我佛有缘吧。1916年,17岁的张大千在重庆念中学,假期返乡时被土匪绑票,被迫成为土匪的师爷,历险百日方始脱困逃出。与土匪一起生活三个多月的日子,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刻下了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谈到这段经历使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是如此地脆弱。
出了这次事故以后,家中长辈决意送其留学日本。可能按照张大千本人的意愿,他时希望学习书画文艺之类的,但家里不同意,大概出于张家产业或其本人今后的饭碗打算吧,反正是“奉父兄之命,在京都学习染织”。大抵父母师长包办子弟前程,在国人眼中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就连现在这样的所谓开明的社会制度下,依然经常可以看到父母师长越俎代庖的现象。
在张大千的一生中,除了年长他17岁的二哥张泽(子善)外,还有七个女人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一是他的大姐琼枝,实际上就是他的诗词绘画的启蒙老师;第二个是他的表姐谢舜华,也是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另外,还有他的原配夫人曾庆蓉(1919)、偏室夫人黄凝素(1916)、第三位夫人杨宛君(1935)、第四位夫人徐雯波(1949),还有上海才女、画家李秋君。
女人在张大千的生活中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他的人物画中大多为美女。张大千有自己的“美人论”,总而结为:“凡美人者,一等肥、白、高;二等麻、妖、骚;三等泼、辣、刁。”故张大千画中的女人都高挑、丰润而白净,而且都有一双特别黑良的眼睛。他可以为她们喜,为她们哀;因她们而拥有激情,也因她们曾经遁入空门。
关于出家为僧的事情,张大千在晚年移居台湾时,曾口述过《做和尚的一百天》一文,记述他先后在松江禅定寺、宁波观宗寺、杭州灵隐寺做了一百天和尚的经历。
按照他自己的口述,1919年20岁时学成归国,因从谢舜华不幸早夭,“心情郁闷,悲痛逾恒”,因而背着家人遁入空门。他在口述的文字里把早年当了三个月和尚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详尽而细致。
他首先去的是松江禅定寺,主持方丈逸琳法师为他取了法名“大千”(这就是其名号的由来),并削了发,但尚未受戒。后来又慕当时“第一高僧” 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的名号,赶到宁波求见。张大千一封龙飞凤舞、飘逸着灵性的书信,打动了闭关悟禅修法的谛闲法师,后来两人谈经论道,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在观宗寺住了一段时间,谛闲法师决定收大千为徒,要为他举行受戒仪式。而按照张大千自己的想法,虽然想当和尚却不愿受戒(呵呵,大概是凡心未灭、尘缘未尽吧),便引经据典与谛闲法师辩论,两人整整辩论了一天一夜,最终谛闲法师还是坚持“要出家就得烧戒”。结果在受戒前夜便与谛闲法师不辞而别,悄悄溜出了观宗寺,跑到杭州灵隐寺大约又住了两个月。
关于张大千的还俗原因,他的自述中只说“回沪后为兄长挟至内江完婚”,娶的就是历史上称为张大千原配夫人的曾庆蓉(在出家之前张大千已经娶了黄凝素为偏房,并生有二子)。至于还俗的具体细节,大概已经无从考据了。《民国大观·人物卷》中有有张大千“一钱入世”的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亦未可知。说是张大千在杭州灵隐寺的时候,要乘渡船过江,船到河心,船家要收四个铜钱作渡河之资,可是他身上只有三个铜钱,便要求船家布施一个铜钱算了。船家非但不肯施舍,还把他的袈裟扯破。一气之下,张大千认为这种穷和尚不当也罢,反正袈裟也扯破了,不如还俗回家去。呵呵,这种说法虽然不可全信,但还是可以从他的自述中得到某些心理因素的印证。
从家中出走到被“押回老家”,张大千正刚好当了一百天和尚。虽然最终未做成和尚,但这段因缘却对张大千一生有相当特殊的影响,在他的自述的结尾说道:“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故非有经营治术的处世良方才可超人一等”。
但还俗后的张大千依然以佛门中人自许,也许他这一百天和尚生涯中,最大的收获是得了一个响亮而又大气的法号“大千”,所以后来一直以“大千居士”或“蜀人张大千”的名号行走于世,不再使用原名,渐渐地连他的本名几乎都被世人忘却了。
婚后张大千回到上海,靠卖仿石涛画赚钱,呵呵,也就是制假古董画(赝品)为生。在这段时期,年轻气盛的张大千经常捉弄一些有名的古画收藏家,大肆假造石涛的笔墨,也因此得罪不少名人,包括当时几位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陈半丁、王雪涛、陈师曾、徐燕孙、黄宾虹、罗振玉等,都曾栽在张大千手上,大出洋相。为年轻时候的这些事情,张大千也一直为世人所责究,其晚年的时候也自认为是平生憾事之一,自嘲地说自己当时是个“用纸用笔的骗子”。
就是在这段时期,张大千认识了他一生中的“红颜知己”——上海才女画家李秋君,按照张大千自己的说法,李秋君是他一生中“最尊敬的女性”。两人都对对方的艺术天份十分推崇,惺惺相惜,经常在一起切磋画艺,所以那段时期张大千的画除了署款自己的“大风堂”外,也常常署李秋君画室的斋名“瓯湘馆”。但两人的感情不涉男女之私,只寄托于友情与书画治艺等情*上。李秋君1971年病逝于上海,大千身在美国,闻讯后“痛哭失声”。
除了画以外,张大千在戏曲界也大名鼎鼎,听戏和看戏是他的一大嗜好,至尽流传着张大千和京剧界的许多趣闻逸事。张大千的第三位夫人杨宛君就是一位戏剧名伶,两人在北京邂逅并于1935年结婚。
1949年,48岁的张大千娶了18岁的徐雯波,这是他第四次娶妻,也是他最后一次结婚。第四位夫人徐雯波,是张大千大女儿张心瑞的同班同学。两人认识的时候,正值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之后,为别人所恶意中伤而蒙上“敦煌盗宝”的恶名。这桩公案一直到现在仍然不断被人翻出来,百年之后的张大千也就不断地受人所罪谤和诟病。
徐雯波陪伴着张大千的后半生,先后旅居于印度、阿根廷、巴西和美国之间,晚年在台北外双溪定居。在张大千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年,满怀着对故国、对家乡的怀念之情绘制了《庐山图》,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幅作品,也是尺幅最大的一幅作品。这副画1983年元月20日在台北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展出,相隔两个多月时间,张大千病逝于台湾(1983年四月二日上午八时十五分)。去世前留下遗嘱,将其骨灰安放在“摩耶精舍”家中的巨石“梅丘”之下。
闲暇时候,翻看《张大千作品集》,有一幅晚年的自画像很是打眼,画上的张大千穿着玄色长袍,长髯飘飘,手持长萧,宽鼻阔嘴,光秃的前额似乎熠熠生光,一派佛骨仙风的模样。而他早年的自画像却常将自己画成丑钟馗,并自称“世上漫言皆傀儡,老夫粉墨也登场”。这前后之间的变化,也许就记录了一代宗师张大千心绪的变迁吧。
“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鬓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
沈默伊笔下的张大千,面对诟病和罪谤,依旧洒脱自如,“大千谈笑如芳酒,雨雪相逢白下门。”这才是本性潇洒的张大千。

[参考文献]:
《张大千作品集》,三联出版社,1996;
《张大千生平》,台湾张大千纪念馆;
《民国大观·人物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李泽平;
《张大千仿画“拾遗”》,深圳商报,玉丰;
《张大千戏弄罗振玉》,三湘都市报,2002-01-11;
《张大千与戏曲》,深圳特区报,邓小秋;
《张大千和徐雯波》,《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8日第七版),李远荣;
《做和尚的一百天》,大公报,张大千口述;
《张大千做和尚一百天》,大公报,竺济;
《描摹张大千》,《北京青年报》2001年11月5日,邵延枫;


方外之人老硬币,2002年2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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