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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意识流(三)[原创]  (http://202.103.69.41/bbs/showthread.asp?boardid=15&rootid=&id=46988)

--  作者：梧桐细雨
--  发布时间：2003-4-22 14:48:00

--  生活意识流(三)[原创]
第四章
                             （一）
学校经常有学工、学农、支农活动。学工，是去隔壁电线厂拿来铜线，叫我们自带剪刀，把铜线外包装的塑料剥掉。把这些废料剥掉，到底是当铜卖还是另有用途，我至今尚不明白。学农则是去郊区的农村割稻。母亲给我做好“扁儿”当中饭，带上军用水壶，装上自来水，挂在身上一晃一荡的，好像当年的小八路，行进在抗日战争的道路上。
到了目的地，农民伯伯先分给我们每人一把镰刀，再弯腰持刀割稻给我们看，并给我们划好了场地。大家便模仿农民伯伯的样子，脱了鞋，高卷裤脚，下了田来,齐刷刷地割起稻来。刚开始几下，大家兴致勃勃，觉得好奇轻松，才割了几米，便觉得腰酸背痛，镰刀沉重，动作也慢了下来。割掉的稻茬也一上一下、一弯一扭，看看大家也是半斤八两，但谁也不肯第一个认输。
突然远处有了骚动，大家趁机停下观看，休息一下，只见一个同学已被镰刀割了手，老师正拿着药水给他包扎，并叫大家小心注意。才过一会，又有同学受伤下来。我看看自己的地方已经不多，四面八方的同学也正包抄过来，便伸腰调正位置，准备一鼓作气，把任务消灭掉。谁知一不留神，左手食指被镰刀割了一下，顿时沾满污泥的左手淌下殷红的鲜血，老师赶紧和一些女同学过来包扎。大家说被镰刀割了特别疼，真是一点不假，我的手痛得直打抖擞，可又强忍着，怕别人说你“肿胀”。打扫战场，老师便借题发挥，对我们开展思想教育，说农民伯伯辛辛苦苦，一米一粒的粮食都来之不易，正像白居易说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告诫我们今后要多多劳动，珍惜粮食。
支农呢，就是要我们积肥，要求每人至少要一畚斗肥料，有同学记录，班干部要起带头作用。肥料就倒在学校门口，晚上再由农民伯伯运走。一些同学拿着畚斗、扫帚在大街上扫垃圾，一些同学去山上拔草，铲黄泥，另一些人去家里掏煤球灰。我家离学校较远，对劳动我又比较消极，但不积肥又过不了关。没办法，我只好去我家庭院每户人家的煤球炉里掏煤球灰，（那时我家庭院里住着六户人家）好不容易搞了一畚斗煤球灰，用双手端着畚斗，傍在右腰上，走一段歇一下，拿到学校，交了任务。而有的同学却多次往返，乐此不疲，最高可达5畚斗。所以老师说，学习差的同学也有优点，就是爱劳动，是劳动，体育的积极分子，这话一点不差。那时肥料奇缺，马桶有人付钱争着倒，不像现在，粪坑满溢，也无人理睬。上厕要收费，没有另钱，你就是尿憋裤挡，也休想进来。
                              （二）
班里成立了学习小组，组织我们大家星期六下午学习，做老师佈置的作业。我们小组一共有五六个人，（名字大都记不起了）搞荤素搭配，成绩好的帮助差生。我那时成绩较好，特别是语文，（我想这得归功于看书的功劳）所以任小组长，地点先是在万岁里陈老师家。陈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忠于职责，勤于工作，她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同学们和我对她也很尊敬。但也有同学在背后骂她。一次不知是那位同学告状，把一位同学骂她的脏话告诉老师，下课时，老师虽很生气，但语气仍很平稳，她对同学们说：“我知道有同学在背后骂我，但我不怕你们骂，你们有错，我还是要批评你们，让你们学好，这是我的责任。”当时我们懵懵懂懂，也不以为然，现在想来却深为感动。老师您是多么平凡，又是多么伟大。
学习小组后在前进里一同学家也学了一段时间，接着又转到我家，陈老师的丈夫给我们写了“学习园地”等几个黄色美术字，贴在我家厨房那间缝很大，凹凸不平的板壁上。
那时的作文说穿了就是“八股文”似地填充，口号喊得越响，决心表坚决，语法通顺，就是好文章。开头、结尾反正都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空话，只要中心有点内容，就可以过关。同学们都怕写作文，一看有作文，就头昏脑胀，神情紧张，而我却反而喜欢，多年看书的积累，也手痒痒的，想展露一番，作文刚好给我展示的舞台。拿的作文题目，常常是一挥而就，深得老师好评。同学们过来讨好我，找我给他们当“枪手”，或让他们抄上一段。此时的我心里美滋滋的，大有君临一切的帝王风度，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鼓捣，但声明不得“全盘消化”，否则倒霉的只会是他。因为老师定会知道他是抄我的作文，而不会误会是我抄写他的作文。
一次老师要我拿作文簿给别班的老师作范文，不巧我把作文簿放在家里了，老师又问另一作文写得好的同学，他也忘在家里了，但他家离学校近点。他自告奋勇，踊跃参战，说我回家去拿，得到老师的首肯，便兴奋地瞟了我一眼，飞奔回家。而本属我展露才华的绝好机会，只因慢了半拍，被他抢先一步，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邀功请赏。我口虽不说，心中的五味瓶却翻江倒海，汹涌澎湃。
                               （三）
和我同桌的华是个不安分的捣蛋鬼，常常招惹我，不是把我的铅笔折断，就是把我的练习簿撕破，为此我们经常打架。论力气，他打不过我，但他有一绝招，就是一旦招惹了我，便先打“预防针”，恐嚇我说，你要打我，我就告诉你父亲。确实，只要我一出手，他便飞快地逃跑，去父亲店里添油加醋地告上一状。对他这种死皮赖脸地方法，我也无可奈何。
还有一个叫针的同学也经常和我打架，他打不过我，耐性却挺强，缠着你一二个小时也不肯歇，常把你拖得筋疲力尽，心虚胆颤。以后见了他也退避三舍，惧他七分。
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和我哥哥同学的弟弟打架，他和我一样大，同年级但不同班。不知为了何事，我们吵了起来，哥哥的另一同学“红脸”刚好经过，便煽风点火，怂恿我俩打一架决出输赢，由他裁判。我们骑虎难下，把书包都交给他，开始打架。为了表示自己勇敢，我连出几拳，可对方不予还手。我纳闷了，以为他不想打架，也放松了警惕。谁知他趁我松懈之机，忽然出手，一巴掌扇在我脸上。未待我清醒过来，便飞快地逃跑。我摸着火辣辣的脸孔，好不懊恼，真是大意失荆州。“红脸”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忽然我看到“红脸”手里的书包，便连同他的书包要过来，翻出他书包了的书、练习簿，狠命地死者，以解心头之恨。
此时那远遁的“胜利者”正躲在远处观察，见我撕他的书，赶紧回防。我见已挽回败局，乾坤扭转，便扔下那残缺不全的书本，带着胜者的微笑，来了个胜利大逃亡。
还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几个同学玩耍，一同学突然一拳打在我的腹部，使我当场昏厥过去，过了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同学们都很害怕，紧张。上课的铃响了，我们进了课堂，我仍惦记着刚才受伤一事，想象着自己受伤后的负面效应，心中凄苦、惨凉。
课间一个同学向老师反映，说我被乐的同学打伤了，可惜老师正专心致志地教课，没听见那同学“嘤嘤的嗡响”。事情就这样悄没声息地过去了。现在回想，可能是他刚好击中了我的气囊，使我出现了短暂的休克。
但总的来说，我在学校里还是处于“弱势群体”，常常受到外来侵略和欺负。因为他们都有一伙朝夕相处的邻居伙伴，铁哥儿们，一旦一人有难，便八方支援，两肋插刀。北门的地块也是恶势力孕育的地方，他们常常纠集在一起兴风作浪。而我却是孤家寡人，单枪匹马，双拳难敌四手，既使打赢了一个，接踵而来的是一伙人的寻仇报复，所以我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一些挑衅性的行为，也尽量容忍，不与他们接招。
                                 （四）
在少年伙伴中成为领军人物得具备二个条件：一是力气大，二是胆量壮。力气大而胆量小，就不敢和人打架；胆量大而力气小，往往又打不过人家，这二者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就像现今有钱的是商人，有权的是官员，只有这二者强强联手，才能珠联璧合，产生巨大的效应。商人依傍权势能获取更大的利润，官员扶持商人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是行贿的目的，是腐败的根源。官商结合能产生腐败，力大胆壮也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五年级时，一个新的领军人物——林，突然异军突起，由原先的默默无闻，一下子主宰了班里的霸主地位。他凭着自己的力气、胆量征服了一个个桀骜不驯的野马，又拉拢了班里的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势力集团。核心层有棕、明、针，紧密层有我、付等。
棕是五年级时降到我们班级的留级生，总共二个，他是其中之一。他哥哥本是我班同学，现在弟弟留了一年，二人都成了我们班同学。哥哥洋年纪大，但因他们是乡下人，加之哥哥说话快，口齿不清，所以不但不受人尊敬，反而是大家嘲笑的对象。弟弟棕却是一匹难驯的烈马，爱打架，大家一般都不敢惹他。他一进我班不久，便和林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主宰了班里的霸主地位。
我们几个常常放学一起游泳、抽烟、找人打架，还在一起练习摔跤。更多的时候是去山上听唱词。那时几个山上都有唱词，（天坦山、霞盖山、松平山）下午、晚上总有很多人聚在山上的一块平地上，听词师唱《薛刚反唐》《罗通扫北》等历史演义小说。
每当中午和晚上，刚吃完饭的听众便从四面八方往山上聚集。听众以老年人为主，间或也有中青年人和小孩，他们拿着凳子、蒲扇占据有利地形，闲聊等待着词师的到来。
词师多半为盲人，说瑞安腔。无所依托的盲人，学唱词是他们自力更生的唯一寄托。就像越剧源于绍兴；京剧来自北京一样，鼓词则来自瑞安。它以说唱为主，以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见长，深受市民欢迎，但因受语言的局限，只流行于热州地区。如今，更由于娱乐的多样化，词师也销声匿迹，鼓词正走向衰落的边缘。
那时缺乏娱乐的人们，没有电视机、游戏机和电脑，听唱词是他们最大的娱乐享受。词师唱到最精彩处，往往停顿下来，稍歇一下，吊起大家的胃口，来个“且听下回分解”，喝几口水，润润嗓子。此时一个相帮忙的伙计不失时机，见缝插针开始拿着斗笠，在听众中收钱。我们则趁此溜了出来，在外围逍遥，待收钱人过去，再钻了进来。一个下午或晚上收二次钱，有的词师也看钱的多寡决定时间长短。钱多人多，唱得声色并茂，激情昂扬；钱少人少，则无精打采，敷衍了事。
正是反“封资修”的年代，词师唱得基本是封建糟粕，所以常常要冒着被抓的危险。群众也自发地给予保护，关照。一听说有人过来抓，便有人通风报信，有人则扶词师躲到安全地方。来抓的人有时看到众怒难犯，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例行公事地转上一圈，只要大家识趣地躲避，他们基本也就放他一马。如今尚能记得的词师一个叫陈子雄，还有一个讲笑话戴眼镜的老头，叫银红，也很受听众欢迎。
棕的酒量很大，记得有一次我和林从外面回到林家，看见桌上一个盘菜被咬了大半，齿印清晰可见，便猜测是谁把盘菜当蕃薯咬了。后听林的母亲讲，是棕来过，喝得醉熏熏的，把盘菜当蕃薯吃了。我们赶到他家，看见他正在家里撒酒疯。原来他把家里一瓶一斤装的白酒全偷喝光了，酒性发作，正烈火烧心，苦不堪言。大家把冷水波在他身上，让他消火，一直折腾了一个下午，精疲力竭的棕才睡死过去。
付是我们集团里的大款，他放学之余也在菜场里卖油松豆，私下也有钱攒起来，经常买东西给我们吃。后来不知怎地和林闹矛盾，就在班上受到我们欺负，吓得他不敢来上学，好像还没毕业就中途辍学了。
那时我并不欣赏吸烟，但拗不过大家“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和“烟是男人之美，那有不吸之理”的歪论影响，还有迎合大家的从众心理作怪，对烟也来者不拒。身上有另钱也“来而不往非礼也”，买几支大家分一下。一次我们几个正在路上边走边“腾云驾雾”，忽然碰上父亲，赶紧把半截烟头用手护着伸进裤袋里，待父亲走后，才发现裤袋已燃了一个大洞，最终秘密被母亲发现，挨了一顿训。之后此类事情又发生好几回。
                                 （五）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是我们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正是林副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偶像崇拜达到顶峰时期。不知怎地，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有关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描写：“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这和文革中的现象多么相象。在学校里，我们读的是毛主席的语录，唱得是毛主席语录歌，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整个中国沉浸在一片红海洋中。
在同学中，在整个社会里，弥漫着一种“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大家对学习都失去了兴趣，高考取消了，反正再读几年中学也是在家歇着。张铁生似地“白卷英雄”是整个社会推崇的目标，工农兵学员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学习好不好并不重要，只要根子红、思想正，才是主要的标准。研究“马尾巴的功能”简直是吃饱了撑的，迂腐透顶，只有劳动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可歌可泣的。我们骄傲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丰厚底蕰，鄙夷西方列强的科学发展。就像大清的列位帝王，自恃天朝国威浩荡，闭关自守，认为红毛鬼子食古不化，直至他们的船坚利炮打开国门才割地赔款，求饶投降；也像义和团的勇士们，面对洋人的洋枪洋炮，以为有神符的保佑，并不惧怕。可一阵炮火过后，是一具具惨不忍睹的死尸，这才如梦初醒，金刚不败之身并不能阻挡洋人的子弹炮击。
那时还没有“童工”这个说法，也没有禁止童工的年龄限制，小学毕业，能找到一份工作，上班赚钱，是我们最大的骄傲。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个造反派的爸爸，能帮助我们进入国有、集体、民办的企业上班。那时刚好和现今相反，有权势人的孩子进厂上班，无背景人的孩子在家闲逛。穿上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好比现在穿着BOSS、鳄鱼那样让人炫耀。反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工作第一，生产第二，去工厂报个到，也无事可干，有一些造反派干脆把子女的名字挂在厂里，按月去领工资就行了。
小学毕业，父亲问我还想不想读书，我也无所谓，读不读书都可以。读书也读不出个名堂，不读书就要帮父亲干活。我的奢望是能找个门路，去单位上班，当然这对一个没有背景的家庭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酸葡萄”，所以我也犹豫不决、思想不定。但童年、少年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不可知的青少年，我彷徨，迷惘、怨恨、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