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无意中浅浅吟唱。我能想象，在这歌声当中，往日重现，妈妈心中的帷幕和幸福的源泉轻轻开启，如歌往事汩汩而来……

（一） 

很多关于父母的文章，都是在老人们去世以后写的。常常充满了追忆和悔恨，引得读者也赔上一把同情的泪水，然而一切都悔之晚矣。 

我的父母都还健在，都奔七十了。 

使我想为母亲写点什么的，是她去年秋天得了脑梗塞。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她来市里治了病，虽然没有恶化，但从此落下个半身不遂。右边手脚行动不便，嘴也有点歪斜，说话不清楚，像极了她当年模仿的那些说话含混不清的人。母亲为人多妙趣，如今她说话成了这样，全家不但没有体会到危险和尴尬，反而引得大家竟相摹仿，笑声不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全家团聚，其乐融融的快乐时光。 

我是家里的老满。当我成年之后，常常听母亲有意无意地提起她的过去，重复好多次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见都是她记忆中最深刻的内容。当然，她还是和姐姐讲得最多，说我死了就让你姐讲我的故事，好让礼生写祭文。 

我不知道姐姐到底听了多少，记了多少，又能说出多少？ 

有了这种不明和担心，我就有责任为母亲的一生做点什么。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也是母亲平生最偏爱的。说了也不怕哥姐他们嫉妒，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发现在我需要的时候母亲让我失望过。小时候，每当我看到哥姐他们为了一些事，在父母面前吵着闹着哭着的时候，曾经是多么的庆幸和快慰啊。 

（二） 

母亲是外公的至爱，也是他心中最大的隐痛。 

外公老家在离小镇不远的乡下，小有财产。成家分过后，就在小镇上开了个伙铺，还有十亩良田。外婆是从邻县的山那边过来的，连生了十胎都是女婴，不知什么原因，一个也没有留下，直到我母亲出生。 

我母亲差点也随那些没成人的姐姐们去了，她曾奄奄一息被放在板凳上，但最后她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自此外公好像没能再生育。 

外公一直把母亲视为掌上明珠,他为人节俭,唯独对母亲出手大方，有求必应，就差月亮星星了。也许是寄望于这个女儿能支撑门户，外公给她取名叫桂英。他每天干完活，最喜欢把妈妈抱在怀里，编了歌谣自得其乐地唱着：没田土也好,没儿女也好...... 

其实我母亲从小就不漂亮，小眼睛，爱哭，直到哭坏了眼睛，落下视力模糊的病根，有一年麻没出好，落下一脸的雀斑。这种影响还延续到下一代，二哥不幸成了这麻子的正宗传人。找对象那几年，二哥知道了雀斑的巨大危害，气急了就埋怨：妈，你这种人根本就不该结婚！一时成为我家的经典笑话。 

外公是当时南方罕见的大个，天生神力。那年他进山买树盖伙铺，瞄上了山里人立在坪里的一圈好木材，讨价还价之间，双方一语不合较上了劲。山里人怪罪外公小看了他的宝贝，指着那棵最大的说，山上山下问问去，这可是这一带的杉树王啊。外公说不过就像女人的细腰罢了。山里人气不打一处来，好啊，你说它像女人，你要是一口气扛回家了，就白送给你。 

外公微微侧了侧脸问老板，你说话当真？山里人何曾向外人示过弱，他吐了口口水在地下说，我们山里人不像你们岭里人爱打哈哈，我要是反悔，我就把这泡口水舔回来！ 

外公本不爱说话，这会就更没话说了。他把行李交给同伴，把腰间的粗布汗巾束了束，解开绑在树围上的篾条，在众人的帮助下，移出那柱树王，仍旧捆上其余的树。围观的人不约而同地退后了一步。 

大树被擒离地面的一刹那，不少人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外公卡准了平衡点，徐徐起了肩，标直的树尖在人们的注视中在空中转动。哗啦一声，祠堂东厢的屋瓦被挂下两块，吧的打得粉碎，人们齐齐地发一声低喊，嗬—— 

外公对众人说了声，回头我还来话生意啊，便径直朝村口的竹林走去。人们呼地围到坎边，看外公曲曲折折走下沟底，又沿着沟底一溜烟地走去，消失在山亭的背后。山里人嗡嗡地议论成一片：啊呀，都说岭里人藏龙卧虎，这下信了！ 

从山里到镇上十来里路，外公扛树这一趟比平时走得快，回到山上时，迎接他的人翻了番。 

再来谈这生意就没法谈了，成了没有意义的形式。山里人说你，老板随便给吧。外公说，就照你先前出的价吧。山里人瞪大了眼睛，那怎么行？树王值一半，说了送你了，树王在外……你就依了我吧，给我面子，不然我们山里人的脸岂不让我一个人丢尽了？你不依？不依我就点把火，把这圈树烧了！ 

边上明理的人也豪情大发，极力撮合，外公就和这个山里人结成了结义亲家。 

下山时，全村的壮劳力都来帮着扛树。显了神力的外公却无树可扛，谁会让他来扛？陪着他走，大伙就觉得浑身是劲。那夜的酒直喝到二更天，进山的一溜火把长长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妈妈从小是在外公的娇生惯养下长大的，任性，胆子大，不知什么叫害怕。本地的伙铺就是指的小旅馆，往来的人三教九流的都有。常来的客人里有个叫天上人的，其实就是强盗土匪头子。那时妈妈才几岁的人，在各色客人中穿梭自如，视若无物。天上人突然来了兴致，想试试我妈的胆量。他突然横在我妈面前说，难道你不怕我吗？我妈说不怕。嗖，天上人抽出明晃晃的腰刀架在妈的脖子上，现在怕了吗？不怕，我没有犯你的事，为什么要怕你呢？妈仰着脸定定地看着天上人。天上人这才笑了，好胆量，好胆量！难得。 

我没有见到过那座在小镇上、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的大伙铺。在我小的时候，在后院积满断砖碎瓦的空地上刨土玩，掘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东西，上面写着二萬。我拿了给妈妈看，问她我是不是挖到了两万块钱。妈说那是麻将，现在没有那种东西了。我们都没有想到，到了八十年代，这东西又死灰复燃而且燎原了，只不过材质不再是当年那种牛角做的了。这只小小的麻将——我家祖上唯一的出土文物，依稀可以折射出大伙铺当年宾客如云，放肆饮乐的景象。 

那座大伙铺1944年毁于日军的战火。那年夏天，州府遭遇日军的猛烈攻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任凭敌人水陆空昼夜不停地轰击，高楼大厦炸成了断壁残垣，街道炸成了水塘，守军就是岿然不动，日军始终无法渡过湘江，损失惨重。最后中国军队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签了城下之盟……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有详尽的记载，无需多说。但日军并没有放过向大西南撤退的中国军队，每天无数架次的飞机沿着公路狂轰滥炸，漫长的公路线就像一条被点燃的引信，眨眼间就烧到了外公的大伙铺。 

那些天，总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和挤挤挨挨的车队连绵不断地从小镇上通过，镇上的人们也惴惴不安起来。大户人家见识广些，收拾细软汇入滚滚人流，望西南而去了，大多的人乡土难离，想想走也是个死，不如呆着看看。那天就看到场面了：两三架飞机飞临小镇上空，正在通过的军车紧急躲避，就近冲进了路旁的民居。就像沙漠里的驼鸟，被追得急了，一头扎进门面里，露着屁股，听天由命了。从空中看下来，外公的大伙铺可能算得上镇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能幸免了。 

读小学时，我家后面建国营旅馆。挖地基时刨出好些炮弹来，和电影中看见的一模一样，就是长满了锈迹，沉重而又沉默，看起来并不可怕。也许是和它们同时投下的同一批号的产品，摧毁了外公的大伙铺。 

妈那时生着病，整天咳个不停，这在走日本的日子里可是个致命的问题。 

风闻日本人开过来了，全镇的人这才想起要逃了。往哪逃？远的不行，只好就近钻进了莽莽群山里，避避日本人的风头，这在当地叫走日本。

这些山是五岭之一大庾岭的余脉，那时节还有华南虎出没，藏进万把人的还是没问题，外公他们自然来到了山里的亲家家里。山里果然清静一点，日本人的滚滚铁流沿着那对平行的公路和铁路呼啸而去了，留下来的部队不是很多，但时常四处打掳。日本人打掳时，从没见识过现代战争和洋枪洋炮的本地人，听到一声枪响就惊得鸡飞鸭走，方圆数里寂静得只能听到嗖嗖的秋风声。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孩毫无顾忌的咳嗽，保险岭上的山崖都能惊出一身石碴来，母亲呆着的那个荆棘丛里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天的确有一队日本人上山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钻进荆棘苦竹丛中，连呼吸都屏得浅浅的。我妈做不到，她越忍越咳，高亢的咳嗽声响彻整个山谷，回音震荡着人们恐慌的耳膜。有人终于忍不住了，纷纷叫大人想办法让孩子止住咳，不然大家都遭殃。一时间山谷里像神仙开会，嗡嗡地响成一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呼地一下，我妈站了起来，没好气地说，哼，你们嫌我咳嗽，我还嫌你们怕死呢！说完就一路咳着，沿着羊肠小道走到山背上去了，还别说，我妈真的与日本人遭遇了。 

我妈坐在山背的一块方石上百无聊赖，远远地望着小镇方向发呆，想象着家里现在的情形，是完好如初呢，还是片瓦无存？当她听到一点动静的时候，一小队日本人已经到她跟前了。我妈见识过天上人，没有感到什么可怕的，何况为头的日本人还冲着她笑。他们给了我妈一大叠尚未干透的红暑粑，也不知是从哪家打掳来的。我妈没怎么客气，卷起一张就嚼了起来，躲了大半天，她的确饿了。 

为头的通过翻译（其实也无所谓翻译，据我妈说，队伍里穿日本军服的好几个都是中国人，可能是东北的满州兵吧）告诉我妈，快叫你爸妈回来，皇军不杀良民。那时日本人的战线拉得很长，中国地域宽广，他们军力有限，不但军队里有不少假鬼子，留下的后勤部队也没有人做事。也许是出于这种需要，他们希望躲在山里的百姓能回到镇上，为他们的大后方服务，所以让这些杂牌军进山来安抚、召回走日本的百姓。我妈也不辨真假，但她留了一个心眼，对着外公外婆他们躲藏的相反方向扯开嗓子喊：娘呵——爹，有客哎，快回哎！叫到高处就咳嗽了，咳得满脸通红。 

人们听见我妈在长声呼唤，吓得浑身筛糠，求神拜佛的祈祷不要被日本人发现，更不要我妈带人来找他们。日本人也没打算要惊吓这些人，胡乱喊了一通话就走了。后来，大家就陆陆续续地回到镇上去了。 

这样说起来，日本人似乎并不那么坏。错！真正的日本兵才是真正的禽兽。 

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假象之下，人们放松了警惕，山里人更是如此。那一天，外公山里的亲家夫妇像平日一样在村里劳作，突然一队日本兵——清一色的大和人来到他们面前，把他们团团围住。亲家强压住内心的惊惶陪着笑向太君敬旱烟，突然一把枪托扫在他的后脑，人就完全失去了知觉...... 

以前我知道日本鬼子坏，但没有感觉到刮骨之痛，前年的冬天我感觉到了。 

那天家里打来电话，说山里的亲家奶奶死了，享年八十多岁，爸妈一定让我回去。我从市里赶到家中已是中午时分，妈妈一个人留在家里，说爸他们走了好一会了，让我赶快去追。因为亲家奶奶与我家同姓，而且是个孤女，山里的亲戚是把我们当娘家人接的，不能去得太迟。我顶着冬雨、踏着泥泞往山里赶，直至爬到村边也没赶上大队人马。不过，我在路上听说，山里披麻带孝的队伍一直迎到了进山的山口上。 

那是一个隆重而悲哀的葬礼。子孙们哭得很伤心，最伤心的要数村里的老人们，这让我觉得很惊异。姐是知情人，一句话就把我点醒了——但是我不会说下去了，即使……我只想说，从此我对日本鬼子的恨恨得那么具体，恨得那么铭心刻骨。我感到天下所有仇恨小鬼子的中国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都是我可以倾诉的对象。不久，湖南发生了赵薇被泼大粪的事件。也许赵薇不是有意的，但我从网上看了她身穿日本军旗图案的服装，搔首弄姿的照片，的确令人可气。事情过去了，她也公开道了歉，就当是她为自己的无知付出的代价吧。 

　看这样的铺垫和人物刻画，故事应该很长，等着看。

有空常来吧，想多看看你的文章～

到这儿，我爸该出场了——当然，那时他还只是个9岁的小男孩。最显眼处就是长着个方方正正的大脑袋，看着虎头虎脑的，招人喜爱。他的这个特征遗传给了我，也传给了我儿子。儿子今年快9岁了，上小学三年级，无聊的朋友爱说，看，爷爷生的，亲像爷爷。

爸爸出生在一个屠户世家。

爷爷身材魁梧，不苟言笑，性格温和却不怒而威。壮年时，他成天一杆大秤挑着口竹篮，走乡串寨为人杀猪。竹篮里总是放着几样宝贝：秤砣，两把沉甸甸、弯溜溜的杀猪刀，一挂鹰爪般的钢钩和一块猪肝色猪腰状的磨刀石。那真是一块奇石，如果在篮中放进一副猪肝肺，三样粗略一比，你还真拿不准哪块是石头，哪块是猪内脏。接到生意，到了人家屋场，他也不多言，轻言细语的让主人把猪放出来，自顾自不紧不慢地用石头擦刀子。一会儿，老刀便铮光发亮，杀气逼人，猪和人看了都怕。

与外公不同的是，爷爷这家子一口气生下了十几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在剩下的6个子女中，我爸排行老四，小时叫老四，大了叫四爷。

日本人丢炸弹那阵子，老四一家人全被打散了。哥几个腿长，又有了谋生的气力，就一口气跑到南岭脚下。后来，老二和老三就进了当地的煤矿，在那里立业成家不回来了。小的不成，跟屁虫一般跑到离家最近的一个亭子里就走不动了，抱着大人的腿喊回家。那时，最小的妹妹还在娘的肚子里，出生后应景取了个名，就叫躲妹。这样一家子，跑出去了如何活得了？爷爷一拍大腿：不走了，赶什么赶？赶杀场！横直是个死，大大细细死在一起才干净！想想也是，要想把穷途末路的人吓跑，光用炸弹是不够的。

听说，爷爷一家是轰炸后最早回到家中的。他们住在小镇的边上，相当于小镇的郊区吧。想来日本人的军火也挺金贵的，舍不得浪费，就没往他那破屋上扔炸弹了。回屋一检点，缺了口的碗都没少一个，只是三个大儿子跑得无影无踪了。

小镇坐落在去西南的一条铁路线上。日军战时运输量很大，急需人手，陆续回到镇上的居民救了日本人的急。说起来，从那时候起家乡父老就开始“洋打工”了，只不过是在枪口刺刀的伺候下罢了。传说日本人很歪孽，干活时专整老年人。挑东西论斤来，与年龄挂钩：一岁的一斤，十岁的十斤，以此类推，八十岁的八十斤，一百岁的一百斤。还规定小的可以让人代劳，老的则必须自己挑。如果真是这样，那滑稽而又令人发指的场面可想而知：二三十岁的人健步如飞，老年人寸步难行，稍有不慎便招棍鞭加身。这种传说比较广泛，想必是有根据的。想出这种馊主意的日寇要么心理变态，要么奸诈得出奇，他们也许想永远占据中国，企图分化和收买中国人——老一辈的肯定是江山莫改了，民族的气节早已深植于他们的戏曲、渔鼓、白话和骨髓之中；年轻的一代似乎没那么顽固，所以就成了他们取悦和争夺的对象。

所以，小镇的孩童仍然有一点活动的空间，而老四更是以他的大胆好奇，把这个空间拓宽了，一不小心就成了镇上走日本走得最远的人。

老四没事就到火车站去玩，去看那整车整车的枪炮粮草，看好多人在站台上忙忙碌碌。他那颗大大方方的脑袋就成了所有人开心的道具：做苦工的家乡父老过身要摸一摸，就像摸着自家的孩子；日本人也掐摸他、吓唬他，想必他们也想起了东瀛四岛上留下的亲人。在相对平和的日子里，人性的光辉就像那初秋的日头，洒在站场每个人的心上，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兽行使尽的日本人。

老四在这里玩熟了，就成了一个特殊的分子，甚至他在车上爬来爬去，车底钻进钻出，也没人理会他。俗话说乐极生悲，不经意间坏事就找上他了。那天，他爬上了一节装着许多木箱子的车厢，照例想爬上去坐坐，不料箱子是随便码着的，只一扳就垮塌了，一个装满弹药的箱子把他的整个右臂结结实实地压在箱体下，老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响彻整个站场。几个苦工跑过来，挪开箱子。只见老四莲藕般鲜嫩的小手臂被压得血肉模糊，人们的心当下就凉了半截，可怜的孩子，这下可非死即残了！正当人们欷嘘不已时，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人分开众人走进来了。他看了看老四的伤口，口里嘟囔了一句什么。他让人把老四抱到站长室，在人们注视下，做了些清洗清理上药包扎之类的事情，完了就把老四给留下了。

我爸说，那是日本人的一名军医，医术很高明，药也有奇效，要不他的右臂甚至性命都难保了。小时候，我仔细察看过爸爸的伤臂，从肩部的三角肌直到手腕处，有一条宽大的伤痕，约摸三到五公分不等，沿着手臂转下来，光光亮亮的，没有毛孔，有点透明，仿佛辨得出束丝状的肌肉，又像一条金龙，缠绕在他的右臂上。除了那骇人的大疤之外，老爸的手与常人没有两样，甚至能做常人都不做的重体力活。别忙，老爸与这位日本军医的缘分不止如此。

老四的伤口还没痊愈的时候，日本人就要开拔了。接到命令的时候，军医摸着老四的脑袋若有所思。当然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但老四看得出，那军医不想扔下他不管，不想让他的救治前功尽弃。在军队开拔的最后一刻，在苦工们众目睽睽之下，军医一把把老四抱上了车。他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有所寻求地看着留在原地渐渐远去的苦工们，应是在说，给孩子的父母捎个信吧——人，我带走了。

爱看。

谢谢，谢谢各位。

（五）

一直以来，我都想沿着老爸幼年时走过的西南之路作一番考察，了解一下当年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因为他讲得太少，太模糊。

前些年，我和老爸有过一次这样的对话：

——爸，你还记得那个日本人的名字吗？到底有多大的官？——不知道。
——你们相处近一年，怎么交流的，他教你日语了吗，你会吗？——不会。
——你们遭遇过中国军队的袭击吗，看到过日本人杀人吗？——我跟的是后勤部队，没有直接打仗。
——这支部队里有女人吗？——没有。

我有点失望，他不知道我问的是慰安妇，想必这种性质的部队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吧。

对于这段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他的奇遇，老爸总是语焉不详。当然，我不能怪老爸，因为责怪他就等于责怪一个九岁的孩子。

早年我也以为他是不敢讲，不敢对人提起这段与狼共舞的旧事，免得自找麻烦。别说老一辈，就连我写到这的时候也有顾虑：日本人的凶残和暴戾是人所共知的，但我老爸这段的经历却是一个特例，就像狼孩的故事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假如我如实写了，难免有为日本人唱赞歌之嫌。但略知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当中也有反战和同情中国人的，而且那时他们已是强弩之末，是不是也想到了该留条后路呢？不管怎么样，鉴于这是一段史实，我只能如实照录。

即使当年有铁路，老爸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坐火车游历大西南的，中国军队和各种抵抗力量，一路上把道路破坏得千疮百孔，他们的行进时断时续，几乎把火车、汽车、马帮等交通工具全用上了。从湘南往西，整个就是一个石灰岩之旅：出永州的途中，石灰石遍布丘陵和山地。相传当年秦始皇赶着羊群下东海，走到这里停了鞭，无数的绵羊就留在这里，化作了石头。顺着这个传说想象下去：进入广西境内，这羊群就变成了牛群；到了桂林边上，就成了骆驼大象了；再往贵州方向，十万石灰岩大山就成了沉默的铜墙铁壁。

这一路，令老四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睡觉。走了一天的路，眼看天黑了，队伍就地露宿。老四见山坡上早有人睡下了，就凑到边上倒头便睡。整夜的蚊虫叮咬，让人在迷迷糊糊中熬到天亮。晨光照在身边熟睡人的脸上，带着一抹鲜活的颜色。老四爬起来，想到一边去方便，一不小心踩到别人身上，一股水汁从那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那人已不知倒毙多少时日了，老四昨晚就睡在这个死人堆里！

正如狼孩一样，在狼群中会有一只呵护它的母狼。在日本人的队伍中，老四最亲近的还是那个眼镜军医。他们形影不离，在红土灰石的西南之路上艰难地跋涉。这一路上，感觉就像背负着一条弹性很大的皮筋在前进，越往前走，越觉得艰难，越走阻力越大，当他们跟进到贵州独山附近时，皮筋的阻力达到了顶峰，而且释放出可怕的反弹的力量。

在独山与杜聿明将军指挥的中国军队相持了一段之后，日军溃退了。盟军的飞机加入反攻，参与了那场痛打落水狗的战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本书上读到了西南大反攻的战争场面：一辆满载日本残军的火车全速向湘桂方向撤退，盟军的飞机紧追不舍。西南铁路多隧道，聪明的飞行员把它们变成了撤退日军的墓道，一架飞机在火车即将开进隧道的一瞬间，把炸弹精确地投在了隧道口……

（六）

奇迹般的，老四他们又撤回了湖南境内——又见遍地石羊，老四越来越清晰地感应到了来自家乡的呼唤。

那时候，湘南的抗战活动风起云涌，日本鬼子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家乡曾经有过菜刀队的传说，据说为头的就是天上人。在日本人到来的这一年时间里，鬼子们到处烧杀抢掠，深深地激怒了善良老实的乡民们，他们本来对天上人敬而远之，而报仇雪恨的共同目标，把他们引到了菜刀队的旗下。他们要么是外公这样倾家荡产的人、要么是山里亲家那样忍受耻辱的人、要么是爷爷那样妻离子散的人，家人被杀、房屋被烧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队员们人手一把菜刀，专在晚上偷袭敌人。传说日本人很笨，每到晚上，人集中在一个屋里睡，枪却全部放在另一个屋的枪架上，门口留人放哨。这种人枪分离的方式，不像中国古人枕戈待旦那样来得警觉，给了菜刀队下手的好机会。他们首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几个人把枪抱走，另外的人提着菜刀闯进里屋，顺藤摸瓜砍个起劲，天上人自然是打头阵的。一时间菜刀队声名远扬，威震湘南。

但有一次，天上人失手了。那天晚上他们又在解决一帮鬼子，砍得菜刀卷刃了还浑然不觉。一个鬼子没被砍死却疼得直叫唤，惊醒了满屋的日本人。天上人毫无惧色，仍然挥刀奋力杀敌，但双拳难敌四手，身陷狼群的他终于没能脱身。后来，日本人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公开处死了天上人，并加倍对本地人进行疯狂报复，人们再次逃入了深山。

在中国军队和盟军日甚一日的追击中，老四跟着这支队伍回到家乡地界。夏末初秋的湘南山青水绿，但到处散发着血醒、腐臭和硝烟味，几乎看不到什么本地人。那晚队伍又一次宿营了，老四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躁动不安，仿佛空气、泥土都在发出隐隐的轰响，像母亲做饭时柴灶里发出的声音。花草树木的芬芳、秋虫流水的声响，似乎突然间都放大了，让他彻夜难眠。

老四悄然坐了起来，摸着温热的土地，四下打量着黎明前的天际。忽然，他被一幅景象牢牢地吸引了：东边的一大片低矮的丘陵地上，隆起一坐高高的山峦，山顶一棵巨大的古树，亭亭如盖，傲然挺立，方圆十几里都能看见。老四的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七宝山，家乡的标志，阔别一年以后，终于又看到它了！

传说山中曾有七只仙鸟，各自一种颜色，分别代表金银铜铁等七种宝藏。有一天，一个猎人进山射下了一只黑鸟，从此这座山里就有了煤矿。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说，好个枪法差火的猎手，要是打下了那只金色的鸟鸟那该几多好啊！老四当然也知道这个传说，但此刻他想起的不是这些：他记得母亲为了治好弟弟的病，带他到山顶大树下的古寺里烧香许愿；父亲和大哥推着鸡公车进山买煤，他跨着竹马前前后后地撒欢。在山里，他望着那黑洞洞的矿井发呆，确信自己发现了妖魔鬼怪进出的地方……旧事一件件在老四的脑海里浮起，想起一件，泪水就哗哗地流一脸，被转成鱼肚白的天光照得闪亮。老四不由自主地向着山的方向走去。

忽然有个声音低低地喊他，老四回头一看，是那个一直陪伴他的日本军医。作为军人，眼镜军医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到达的位置，但令他惊奇的是：这个孩子是怎么知道，他已经回到了家乡的？看着孩子就要走去，他忍不住轻轻地喊了一声，看到孩子回头看他，他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孩子不要过来，大胆去走回家的路。

老四对日本军医最后的印象，就是两枚在晨光中反着白光的镜片。

这文章要写完，要等多少天呢？

（七）

老四回家没几天，州府传来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城里回来的人说，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枪弹堆成了一座小山，但又说，城里走日本时死了很多人，收集那些骷髅堆成的山比这座更大。

说了老半天全是我爸的事，跑题了吧？有点。但想想我爸也是我妈的另一半，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再说，六年后他们就结成夫妻了。

日本人的投降给小镇带来了一阵兴奋，但现实不久就让所有的人沉寂了。那几年，我妈正值豆蔻年华，运命却让她亲眼目睹了家庭的衰落：房子没了，田地荒了，祸不单行的是外公也病倒了。我妈说外公死得太可惜，那种病从现在看来本不算个什么事，只不过是在背上长了个毒疮，但那时候缺医少药，治疗也不得法，白白把外公的病情给耽搁了。几个月下来，毒气就蔓延到外公全身，人也只剩下一丝游气了。

在一豆昏暗的洋油灯下，曾经山一般魁伟的外公踡缩成一团，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娘儿俩孤独无依，堂叔急忙领着我妈去老家报信求人。

外公的出生地叫苍江桥，是一个大姓聚居的村落，穷人居多，温饱难得。周围日子稍微好过点的地方，就编了这样的歌谣来损他们：苍江桥人，不懂神。冇裤穿，合围裙……我妈按着堂叔的指点，在大家族的领地里挨家挨户地跪拜哭诉，走完了一处，又急急的出门，赶往下一处。我妈走得慢，才刚走到田垄中间，背后就传来村里人的招呼声：走啊，赶早啊，到大伙铺吃绝代包子去啊——家乡旧俗，称办丧事叫打包子，包子前面冠以绝代二字，就意味着这一家没有男丁，从此就要从家族大姓中自然消失，一笔勾销了。

这一声喊，我妈听得真真切切——就像一块鲜嫩的奶酪，突然滑进了滚油锅，这个还在无忧无虑与小伙伴踢毡子玩的小女孩，一下子就成熟了。这句喊声当中蕴藏的极其刻毒的含义，从那天起就深深地折磨着她，整整一辈子！

当时正值解放前夕，为了办完外公的丧事，为了娘儿俩能够生活下去，在叔伯们的主持下，她们卖掉了十亩大丘，卖掉了半边大伙铺残留的宅基地，换来好几麻袋票子，总算将外公送上了山。母女俩重建了一个大大缩水的家，做点小生意勉强度日。

这本来是我妈一生中最铭心刻骨的一场家破人亡的变故，后来却成了塞翁失马这一成语的最好注脚。在这场财产转移的事件中，一些人用了伎俩，得了便宜，发了财去，他们由穷而富，我妈却由富而穷。在这不仁不义的得失短暂生效之后，可怕的报应降临了——解放后搞土改，这些人不是划了地主就是划了富农，全家老小低头做人数十载，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而我家只划了个佃中农，在那个惊涛骇浪的岁月里过着荣辱不惊的平静生活。那些年，每每提及这段善恶有报的、戏剧性的乾坤大挪移，我们这些逃过一劫的第三代，总是脱口而出：幸亏……妈也只是宽容的骂一句：短命鬼几个没良心的，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对得起你外公的在天之灵？

就在湖南和平解放后不久，一个小裁缝出现在我妈面前。

（八）

这个小裁缝就是老四——我们未来的老爸，那年他十六岁；妈更小，才十四岁。

老四走日本回来不久，奶奶就去世了。爷爷是一个粗人，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爷爷看老四的手伤成了那样，料他将来也干不了力气活，杀猪更是不行了，就思量着让他学门轻快的手艺，裁缝倒是个不累人的活，就学它了。

但从小到大，我没见老爸展示过这门手艺，只是听妈说，论女工针黹，爸比她强多了。听说老爸学的还是手工裁缝，每件衣服的裁剪缝制都用手工，就连纽扣都是用布缝制的，那就更不容易了。我从小和外婆住在一起，她终生穿的都是这种老式衣服，斜襟布扣，煮青布料，与现在苗家土家的衣服非常相似。有时我就想，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说不定就是古代一代又一代躲避战乱的中原人。他们躲进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生活习惯和穿着打扮也几乎不变，慢慢地就与不断变化的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成了少数民族。苗家人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某个地区，也能把现在的东西保持一尘不变，世易时移，说不定哪天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少数民族。

学了几年艺，老四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在兄弟几个里面，就数他长得眉清目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帅哥吧。但帅在穷人家里，看不出有什么价值，如能攀上富裕点的人家，兴许能够改变命运，这正是提亲的人打动老爸父子俩的地方。论长相，我爸强于我妈；论家境，我妈家里有着大伙铺的底子，自然不是屠夫兼鳏夫之家所能比拟的。

当我爸出现在我妈面前时，妈不能说不中意，而老爸的确还是有点不乐意的。这最初的一幕在我家总是一再地被提起，发起人还偏偏总是我妈。看来得到我爸，肯定算得上老妈人生的一大乐事，而老爸呢，总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看不出受了什么委屈，甚至连开玩笑反唇相讥的意思也没有，老实温和得可爱。看来表面上不太般配的一对，私底下倒是一对不错的恩爱夫妻。但在当时，他们却像面临一场决定命运的遭遇战，两颗少年的心绷得紧紧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压力下作出自己的抉择和抗争。

大部分条件是家长谈妥的，未来的小夫妻真正努力争取的各有一条：我妈坚决站在外婆一边，要求老四招郎改姓，日后生下的孩子也都随外公的姓。对于一个小姑娘能够不顾羞赧，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家庭远景规划，大人们不由暗暗称奇——谁能知道这是那声绝代包子所产生的深远效应呢？爷爷一方不完全赞同女方的意见，提议孩子各分一半，单数的随外公姓，双数的随爷爷姓，这一条最后被确定下来。如果按约履行，爸妈共生育了五胎，姐最大，我最小，中间有大哥，二姐，二哥。前面四个产权明晰，而我的姓氏则成了悬疑，总不能各姓一半，也搞一国两制吧，特别是在二姐丢了以后，我的归属就更加复杂了。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兄弟姐妹都随了母姓，再也没有更改。晚年的老爸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尤其是在我结婚的前一年，家乡大修族谱，爸爸特意和我说过这事，要我随他回归祖姓，妈妈也没有异议。我当时没太当回事，只顾和老爷子寻开心，一会说按单双的定约，我不算你们家的人，应当叫哥哥去才对；一会又说我要结婚了，缺钱用，给我两万块我就随你过去。噎得老爸半天没说话，这事就不了了之。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她虽然表面不说，我们都随她姓，她能不高兴吗？我们都知道她在外公走的那一年受到的伤害，谁也不愿在这道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了。

老四提出的条件只有两个字：读书。

解放初期，全国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扫盲运动。镇上从几岁的小孩到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小伙都坐在一起上小学，爸妈这对小夫妻也就成了同学。他们白天同桌学习，晚上同床共枕，我敢打赌，现在全国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小学生了，即使在当时也是极少数的。

回想起这一段，我妈总是觉得甜滋滋的。她说她那时又恢复了少女的无忧和快乐，天生好记性，读书轻松成绩拔尖，踢毡子跳绳样样出人一头。我爸的天资也不错，书读得好，更写得一手好字，不知这与他学过裁缝是否有关。我曾在我家旧房的门页上看到过老爸亲笔题写的序号，壹贰叁肆那种，很有功底的正楷字，比现在麻将字牌上刻印的字都强。

读到三年级时，我妈突然辍学了。那天，我妈依依不舍地和未婚的老师告别，附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我要做妈妈了！

(九)

妈的小名叫冬田，姐妹们常开玩笑说，冬田好畤。指的是泡水经冬的烂泥田，开春的时候插起秧来特别轻松。我妈十七岁上生了个女儿，顺着冬田的意思，为女儿取名叫禾秀。读书时老师随手写成了和秀，学名也就这样定下了。

做了父亲之后的两年，老四还在学校继续读书。这时就有风言风语进到了外婆的耳朵里。

对了，还没好好介绍过我的外婆呢。外婆是母县人——两县本为一县，解放初期析置为两个县，起初还同为一个州，后来起了变化，两县进一步分化，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市。外婆没读过书，目不识丁，人却一等一的精明。所以能在人们看不上眼的生意上做得顺风顺水，衣食不愁。眼见得女婿进了门，外孙落了地，本来很高兴，不料左右邻居一合计，幸福的生活就变了味。

她们说良元（这是我爸入赘后的新名字，疑是良缘之误）一表人才，天资聪颖，小夫妻俩比翼齐飞还好，但如今冬田生育在家，他却一路上进，怕只怕天长日久下来要变心呵！外婆听了当场就打了个激凌，也当即打定了一个主意：良元也得退学！就这样，老爸也只完成了高小五年的学业。即便如此，他依然是镇上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

回想起这一段，爸妈都唏嘘不已。他们当年读完高小、甚至初中的同学，都远走高飞成了城里人、贵人，这样的结局让当年的两位高材生顿生悔意，我妈更是用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来教导我们：孩子，不要老想着家里，有多远就走多远吧。就是做狗也要做城里的狗——城里的狗吃骨头，乡里的狗吃屎呵！

其实当时就算做了外婆，这个外婆也就三十二、三岁而已。外婆的年轻，加上解放后的新思想，新外公的到来是迟早的事——令我感到自豪的是，新外公是一位抗美援朝的功臣。本来，抗美援朝的功臣县里都有安排的，即使是伤残人员也被称为荣军，可以随意挑选漂亮的女性为妻，全家吃国家粮。外公却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在部队他就是一个火头军。我曾听他说过在朝鲜的战斗故事：有一天，他上前线送饭，半路上遇上了美国兵。他心头一急就大声喊杀，放下担子，本能地抽出了扁担，一担饭菜就这样乒里乓啷滚下了山，也把美国兵吓得没了踪影。他的部队就这样非常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偷袭，不知道部队有没有为这事为他记过功。

记得小时候我打开过外公的百宝箱，那是他抗美援朝带回来的军功箱。里面有好几枚军功章，还有毛主席、金日成、刘少奇、彭德怀像。印象最深的是这些发黄的证书上写着：献给最可爱的人。读初中时，我在魏巍写的课文中读到这一行字，倍感亲切和自豪。但外公也是苦出身，没有读过书，回国后他死活不肯留在县城当干部，自动请求到最基层的运输公司当工人，成了一位默默无闻的装卸工。

按旧制，妇女改嫁是不能对原夫家提出什么财产要求的，言下之意，外婆嫁给新外公时，就应该一个光人走到新家去，所有财产都归我父母所有。事实上，外婆没有嫁出去，而是外公进门来了，谁住在哪边就成了日后财产分割的依据。后来，围绕着这样的财产之争，母女俩斗争了一辈子。

当我大哥将要出世的时候，外婆的肚子也大了起来，母女俩一起挺着肚子走在大街上，镇上人并不觉得希罕，那年头这样的事还算是司空见惯的。母女俩一前一后生下了两个男孩——先生下来的叫侄儿，后生下来的叫叔叔。

（十）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家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街坊邻居一夜之间就公私合营了，家里除了房子以外，全部谋生的家当都搬去了合作社。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合作商店红红火火地开张了，现在镇上中心商店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合作商店。热闹几年之后，人们慢慢退出了这个小镇上唯一的商店。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都开了店，合作商店日渐式微，虽改名为中心商店，实际上只是一个松散的、分柜台个人承包的商场而已。

当年爸妈都在合作商店做事，好像这是我妈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就业。那时候，大家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很高，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家都能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干活、娱乐甚至打闹。人们在物质上不见得有多富有，但那种人人平等、财富分享的新鲜劲儿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建设两个文明的积极性，集体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开展，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虽然妈的眼神不好，但上天作为弥补给了她好听的嗓音。那年月我妈绝对是镇上的明星级人物，是镇上业余剧团的当家小旦。我现在有点明白戏剧为什么化妆很重要了——妈外貌上的缺点主要有两点：眼睛不大，脸上有雀斑。改变这两点对于化妆师来说，简直小菜一碟：眼睛轮廓画大一点，配上眼影，从台下看去双眼倒也顾盼有神；脸上一敷粉哪里还有什么斑痕？其余的几乎都是我妈的优点了：头发柔顺，瓜子脸形，将近一米六的身高，身材苗条，柔韧性好，整妆而出往台上一站，完全对得起观众。甫一亮嗓，更是清亮可人，台下霎时掌声、喝彩声如潮而来。

我妈一度沉醉于这样的氛围，许多时候连家务也顾不上了，可敬的老爸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儿女成了她的忠实票友。几岁的姐姐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学会了一些唱腔，当她以为家里没人的时候，便偷偷地掩上房门，碎步出场，一番作派，尖声尖气地学着妈妈叫板：奴乃——

小镇的北面有驻军，平时驻扎着好几百人的解放军，有一回镇上就把部队的首长请来看戏了。演出进行当中，首长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的表演，不时向镇长打听着什么，中场休息时还特意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人员。年轻的老爸正抱着哥哥拉着姐姐，坐在舞台一侧的幕后免费看戏，像平日一样傻乎乎地向上上下下的人陪着笑脸。他听见后台里有掌声和高声的讲话，正好奇着想打听，司鼓的街坊过来悄声说：良元啊，看好了孩子可别丢掉了老婆啊。老爸说哪能呢，谁会要她？司鼓当场就用鼓棰给他脑袋上敲了一下，你这个花岗岩脑壳，那个当官的口水都看出来了，你没看见？！好在那次只是虚惊一场，想必是神通广大的首长最终得到了真实的情况：一方面台上的桂英不姓穆，也不是真的那么貌若天仙；另一方面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那些年，妈妈焕发了她一生当中最绚丽的青春光彩，这光彩不仅愉悦了乡里乡亲，也照亮了她日后无法逃脱的艰难时世，即使在最困苦、最孤独无依的时候，人们也偶尔能够听到她在无意中浅浅吟唱。我能想象，在这歌声当中，往日重现，妈妈心中的帷幕和幸福的源泉轻轻开启，如歌往事汩汩而来……

不久，爸爸响应党的号召，作为全区民工队伍的领队，带着百十号人去外地备战备荒修机场。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降临了。

岁月也在你的笔下倒流，呵呵~~~~~我是你忠实读者了哟，挑着安静的时间看“你爸你妈”。。。：）

版主鼓励，我很感动。

疏懒之人，平常之心
信手写来，大方莫笑
呵~~~~

说起来，多年来小镇上不少人都经历了变幻莫测的三进山城。

时下城里下岗的多了，十来年了，好像也看不到减少的迹象，年头年尾的等着政府的那点慰问和救济也不是个事，就有人回到镇上开个小店，还有人再回乡下租了田地种养度日，历史仿佛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爸妈那一代经历的，当然就是首轮了。

那时，大跃进迎来了高潮，超英赶美，热火朝天。做饭的铁锅子嫌少了——砸了炼钢铁；田里的劳力嫌少了——进城当工人；报纸的头版嫌少了——到处放卫星……最初有不少人进了城，当了国家工人，机会多得让人不稀罕。但没过两年，大饥荒来了，进了城的人发现吃的东西越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就怀念起乡下果满山，粮满仓的日子。正好政府也号召支援农业，两全其美的事谁不做？一下子就拉家带口的回来一大半。到后来缓过劲来了，城里日子渐渐好起来，再想跳农门，那就难了。我小时候就接触过许多这样的家庭，不少还是从有名的大城市回来的。年复一年地看着当年那些硬撑着没有回乡的哥们，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有意无意地从自家门前经来过去，那回来的一家子就悔出胆水来：老的唉声叹气，儿女们也是埋怨不迭。我妈那著名的关于城里狗的、乡里狗的论断也许就根源于此吧。

爸出去修机场没多久，我妈也跟着去了，留下姐姐和哥哥跟着外婆一家过。那时的民工队伍名正言顺是国家的建设者，不像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被人称为打工仔，甚至直呼为盲流，遭人白眼，受人盘剥。当年的民工是按部队的编制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我爸一不小心当了个连长。修机场是事关国防战略的大事，是压倒一切的大工程。所以在这里活有的干，饭有的吃，也没怎么感受到大饥荒的残酷性。

姐姐和哥哥在家就惨了。每每提起这段日子，姐姐就忍不住泪眼婆娑。

我和外公生活十多年，和外婆相处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觉得外公外婆和别人的有什么不同，而且我和外公比有血脉之亲的祖孙俩还亲。我们从来不叫外公外婆，两边一律以爷爷奶奶相称。那一年我忽然觉得我们家有点不对劲，就问外婆，别人家又有奶奶又有外婆，而我只有两个奶奶，我的外婆呢，她死了吗？

外公病休以后常年在家做草鞋，等着夏季来临的时候再卖，虽然这鞋名叫草鞋，其实不是真用草来编的。外婆帮着外公从外面买来废旧的板车轮胎，放在滚锅里熟熟地煮了，摊平了重重地压成型，就有了做鞋的原材料，然后外公就用粉笔在上面画出鞋底的样子，有前后左右多出的几公分的地方，割去大部分，留下三个耳朵和后跟，用板车内胎橡胶割成的绳子，穿好鞋带，一双结实耐磨的橡皮草鞋就这样做成了。那年月不是没有凉鞋卖，那东西既金贵又骄贵，是城里人穿着逛公园用的，哪能用来出苦力干重活？外公的草鞋结实耐穿又便宜，那些手脚长满了老茧的顾客，就是鞋底磨穿了也舍不得换双新的。他们把鞋送到外公的手里，让外公割点橡皮胶一下，又能对付一阵子。当年这草鞋在小镇上非常流行，连国营商店鞋帽柜的负责人看了都眼红。

看着外公戴老花眼镜画鞋样很吃力，我放学回来就经常帮着外公画。他是一个我难以忘怀的慈祥的老人，每次我放学进屋，老人无一例外的背对着我进来的方向——后来我才领悟到老人的良苦用心：他用心地等着这一刻，用心地背对着我，不露声色地送给我一次次偷袭成功的快乐，因为我总是喜欢乘他不备，把小手放在他的小平头上，顺着他的后脑袋瓜子向着后背重重的一刮，喊一声——嘭！老人就装出受惊和生气的样子，逗我开心，祖孙俩乐成一团，我因此常常引来父母的笑骂。闹够了，我就帮着外公画鞋样，老人的赞扬会一直伴随着我小小的劳作过程。

仓禀实而知礼节。在温饱无忧的日子里，一切的亲情，都在爱的沃土上绽放着亮丽的花朵。但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当生死存亡的考验降临的时候，亲情也许就会失去平衡，甚至被扭曲了。若不是姐姐含泪倾诉那一桩往往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外公外婆也有过这么一段痛悔不已的过去……

1960年中秋，我家二姐降生了。二姐的生日这么特别，自然就取名叫中秋；因出生地是耒阳，小名就叫耒阳婆。

产后的母亲疲惫而又恬静。她侧脸凝视着刚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闻着爸爸象征性地放在床头的一个月饼散发出的香味，看着工棚窗外皎洁的月光，心却飞回了湘桂线上的一个小站。小镇的地名就叫白地，难道先祖们也是在这样一个静谧安详、光华遍地的月夜，触景生情而给小镇取的名字吗？爸妈每月的钱粮都按时寄回去了，这个月过节，还多加了点。两个孩子跟着外婆应该也过了个快活的中秋节，此刻也像小妹一样安安静静地睡着了吧？

出乎妈的意料，没过几天，姐姐和哥哥双双出现在她的面前，带他们来的是老爸的兄弟。姐姐和哥哥一见爸妈就哇地大哭起来。

大饥荒的高峰就是60年。从小我就听过那两年的许多传说，有人吃野菜、红薯碴，甚至有人啃树皮和观音土，还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比较逗人的说法是：那些饿死了的，偏偏就是平时白白胖胖吃得多的人。镇上流传着一个苦涩的笑话，说是文革当中，学校请来一位老太太，给那些革命小将讲忆苦思甜的故事。声情并茂的老太太，很快就把1000多名师生带回了万恶的旧社会，回忆起他们如何做长年，如何挨地主的打骂，如何背井离乡去逃荒，还有逃荒路上受尽的屈辱……学校领导很有眼光，老太太的确很受苦而且很能讲，讲到快解放时，操场上分明能看到2000多行热泪。当大家以为忆苦思甜即将结束，纷纷擦着眼泪的时候，老太太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啊呀——我心口痛啊，千不该万不该，60年饿死了我的崽啊！

比哥哥小几个月的叔叔（舅舅）是个小胖子，能吃能喝不耐饿，那一年他也饿得够惨的。吃饭前他一直在哭，吃完了饭，放下碗他马上又哭，因为刚才吃下去的不过是几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稀饭罢了。乘着还有点力气，他抱着饭锅嚎啕大哭，豆大的泪珠掉到饭锅里，他忽然减小哭声，欣赏自己的泪珠从锅沿上滑下，滑到锅底居然还是那么清澈照人，他受了惊似的扔下锅子，躺到地下双脚擦地大哭特哭。外公外婆中年得子，外婆更是生育了十多胎以后，头一回得到一个男孩，眼见他这样，心里像刀一样在割。

姐姐从小就非常懂事，弟弟饿哭了就抱着哄他，哄着弟弟说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会带来好多好吃的，其实她更饿。几个月以来，她每天都省下一口给弟弟吃，饿得头发都枯黄了。尽管这样，她还是经常镇住弟弟，让着小叔叔。我们姐弟几个性格都像妈妈，姐姐更是像得痛。那天外婆终于做了一顿红薯干加米饭，小叔叔多吃了小半碗，没有哭了，邻居们总算等来了一个平静的中午，但那不过是一个时辰的事情而已。正当吃了个半饱的小叔叔踌躇满志，悠然四顾时，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好像这满足当中缺少了一点什么，他猛然想起今天中午没有抱着锅子！回头一看，同年的侄儿正抱着锅子刮锅巴吃呢。他不假思索地猛冲过来，将侄儿连人带锅撞了个满地滚。哥哥的头撞在灶台上起了个大包，哇地哭了起来。当叔叔的哪管这些？从灶灰里摸出饭匙，扯过饭锅坐下就刮，刮得锅底剥剥响。姐姐见了怒火中烧，猛喝一声：生强盗！冲过来一把推开小叔叔，重新把锅子夺了回来，扯下一块刮开了一半的小锅巴放在哥哥的嘴边，哥哥马上接住食物往嘴里送，一边哭着吃着抽着说着：姐姐，等下外婆会打你。

小叔叔何曾受过这样的委屈？当下就咚地扑到地上，来来回回地把屋子滚了个遍，凄厉的哭叫像一只狂暴的烈猫，听到动静的人们，都以为这家出了什么大事。外婆首先赶到家里，一见儿子满地打滚，外孙俩却在平静（平静是姐弟俩此时唯一可选择的状态）地吃着东西，便怒不可遏，找了几处才抓出个鸡毛掸子，倒过把子来狠命地抽姐姐。姐姐也不作声，咬牙跟上那暴打的节奏，恰到好处地、在掸子落到身上的时候把牙齿咬得格格响。她只能忍耐，不能躲避，因为弟弟还有一小口没有吃完。外公也回来了，忙不迭地抱起地上的儿子，看着心肝宝贝一脸的鼻涕眼泪和锅黑，生生地滚成了雷公似的，气不打一处来，本能地叫道：打，打，打得好！这时，姐姐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外婆一见就住了手，就喝问：

——你知错了吗？ 
——我没有错！
——下次还敢吗？
——敢！就敢！
旁边来了解劝的，说乖女啊，你就认个错吧，她是你外婆啊。
——她不是我外婆，她是地主婆地主婆地主婆！！！

姐姐拉着弟弟来到家住镇外的爷爷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爷爷，我们要去找妈妈。爷爷不让去，姐姐拉着弟弟就往铁路边上走，她要顺着铁路北上，去找妈妈。人拖回来了，她还是一言不发。爷爷叹口气道，又是一个小桂英呵。就叫过五叔来，去，今天你就送他们上耒阳，不然会出事！

（十三）
全家人都来到工地上，老爸唯一的选择就是复员了。

副连长是爸到连队后结成的干亲家。她的女人连生了两胎都没保住，老人们建议他认一门生育多、成活率高、有男孩的人家做亲家，我爸正符合这条件，就这么认下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们果然生了三个儿女，个个都长大成人。听说老爸要回老家，亲家就劝他不要放弃修机场的工作，说是嫂子带着孩子回去就行了。爸爸说，家里大的大小的小，桂英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当年走日本时，我爹说，我们家大大细细死也要死在一起，现在，我也只有回去这一条路可走了。

这位亲家叔叔后来一直没有回乡，坚持在外工作，后来当了某煤矿的一矿之长，每年回来看爸爸，都免不了为他惋惜一回。当着我们的面，叔叔说，你爸是个老实人，但他在我面前食了一回言。

中秋刚满月，我们的五口之家就起程回乡了。在市里转车的时候，老爸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大饥荒的可怖：车站广场挤满了人，没几张脸是红润的，灰头土脸的人群像一幅冷色调的油画。乞讨的人到处都是，他们伸手向刚下车的旅客乞讨，一不留神就碰上刚逃荒出来的，伸着手无言地对视一会，就像作一个身份的验证，然后再转向别的地方、别的人。

妈妈抱着中秋，招呼爸爸看好两个大的，广场上人多，别把孩子丢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忽然拉住爸爸的手说：大哥，您把俺女儿收下吧，给您做牛做马也比饿死了强，俺求您了。爸说我家也有三个呢，养不活，找别的人家吧。女人听不懂爸的方言，一个劲地作揖，求您了求您了。爸就连说带比划总算让他明白了，女人绝望地哭出了声，谁来救救俺女儿吧，俺家没吃的，带回去也是个死啊！

被牵着的小女孩发如乱草，和我的哥哥姐姐互相打量着，怯怯的眼神里竟带着些许遗憾。在她的眼里，至少我们这一家子比她的好，求生的欲望超过了离开父母的恐惧。

火车的的嗒嗒地驶近家乡，爸爸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一路都没怎么说话。多年以后，妈妈心平气和地问他，当时你在想什么呢？爸说，我在算账。

火车缓缓地驶进了车站。这是当年老爸走日本的起点和终点，也是他带领民工队伍出征的起点和终点，进站时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火车上人很多，而且很多都像是拉家带口返乡的，拉扯的孩子多，携带的行李也多。车一停稳，车厢里就变得乱糟糟的，大人小孩互相喊个不停，下车的气氛十分紧张。爸爸把几件行李放到妈妈身边，说，你来拿东西带两个大的，我来抱耒阳婆，防怕下车挤着伤着。

妈妈让哥哥姐姐走在身前，提着行李跟在人们后面亦步亦趋。回头看爸爸，他正在笨手笨脚地把中秋包严实点儿，这一慢就让别人插了队，妈就招呼了一声。爸平时就是个慢性子，听到喊他忙不迭地要往前走，发现人太多挤不过，回头看看那头好像松点，就对妈说，你看好那两个，我从那头下了，在站台上等我。

小站停车只有五分钟，妈带着两个孩子刚刚下地站稳，车就开动了。妈妈拢着孩子，不让他们靠近行进中的车身，这才抬起头来找爸爸。

爸爸下来了，就在前面一个车厢的距离，人却扭着脸站在那边不过来。妈妈眼神不好，喊道，你怎么不过来？哥哥眼尖，看出了蹊跷，大喊：妹妹妹妹，妈妈——妹妹不见了！什么？！妈妈这才明白了，老爸在车上的行为什么那么反常，她扔下东西就往前跑。爸爸挺直身子等着妈妈冲过来，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不料妈妈一把推开他，望着火车的尾部，在月台上猛追。

产后的女人能跑多快？只见她脚下一软就扑倒在地上。妈的手在水泥地上啪啪猛拍几下，伸向渐行渐远的火车，近乎癫狂地拼尽力气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中秋，耒阳婆啊——

这几年我一直琢磨着是不是该给仇晓、汪涵（湖南经视的黄金搭档，他们合作的节目《真情》打进了中央台）写封信，对他们说说我家二姐的故事，也来一期真情节目什么的，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近年听说了遗弃罪，不知当年有没有？估计有的话，老爸现在也逃过追溯期了。亲家叔叔说老爸食言，就是指他忍心丢掉了二姐——他说过全家大大细细死也要死在一起的。

中秋乘着火车走上西南之路，以30多天的幼龄，打破了15年前老四创下的9岁的家庭纪录。当年的老四也没有想到：自己15年后会生下这么多孩子，多得养不活，多得不得不选择放弃一个，让刚满月的女儿去重走他曾经走过的、生死未卜的西南之路，真是宿命啊……也许，在火车的颠簸中，他又回到了当年走日本的时候，见惯的生离死别、尝尽的悲欢离合又一齐涌上心头；也许，从小在战争中受到的心灵创伤，让他漠视了和平年代的骨肉分离——所以他不露声色地策划并实施了这一次家庭犯罪。

中秋至今还没有找回来，并不是多方寻找没有结果，而是找到了却没有办法认领。

镇上有位邻居的妹子、我妈儿时的朋友，她在零陵工作，就住在这个地区最大的火车站附近。那年回乡探亲，她听说了我们家中秋的事，忽然想起她的一位同事当年也收养了一个女婴，时间、来向和火车车次等几个关键的东西非常吻合，莫非就是桂英的女儿？她专门来到我家提起这件事，我妈将信将疑地听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她拉过我姐姐说，像不像我家和秀？阿姨摇了摇头说，不太像。忽然她看见了我，惊喜地说：哎呀，她亲像你这个崽伢子，眉毛眼睛鼻子都很像，是了是了，就是你家女儿了，不会错了！

可见我就长得一个福相——如果真要找回二姐，至少能省去DNA测试的费用吧。到这儿，我们就能续上中秋离开父母以后的那段故事了。

火车开出车站后不久，列车员发现一个空座上有一个孩子熟睡在襁袍中，起初也没在意，以为是大人临时离开一下。回头过来时，孩子已经在哭了，还是没人理会。抱起来一看，已经尿湿了，里里外外翻看一会儿，也没见字条什么的，不像是丢弃小孩的样子。列车员前后左右地喊了几声，谁家的孩子？没人认领，就确认是丢掉的孩子了。那年月，火车上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太平常了。孩子饿得直哭，列车员奶子有就是没吃的，看着孩子的模样可怜，她决定到一个大站就让孩子下车，说话之间，火车就到了零陵地界。大站停车15分，列车员有充分的时间移交这孩子。

列车员找到站长说，车上捡到一个娃娃，模样长得清甜的，你们站上哪个要小孩不要？站长说娃娃啊，难讲呢，晓不得老许还想要不想要？说来也巧，老许正从前面的站台上走过，就叫过来了。这对许姓夫妇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前不久收养了一个男孩，给小家子带来了难以言传的欢乐。当年的铁老大，是不怎么在钱粮上很犯愁的，合当是中秋的造化好，与这老许家有缘分，她一抱到老许手里居然笑了一下，老许在她的小脸上点一点，她就扭着脑袋找吃的来了。老许一高兴就收下了，从此过上了有儿有女的日子。

听了阿姨的介绍，我们姐弟几个就鼓动着母亲去认亲。还没等妈妈有所表示，老爸当下就怒目圆睁：我看你们谁敢！你们不明白，当年我丢她时就没想过要认她，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我连她的生辰八字都没留下，就是要让她去投个完完全全的新家，我们父女早就恩断义绝了。如今人家在那边过得好好的，我们还是过的这种苦日子，认她回来干什么？我们越穷就越要争口饿气，就越不能去害她。你们这样找上门去不是丢人现眼吗？人家会怎么看，人家会怎么说？你们谁要是去了，小心我打断他的狗腿！

妈妈没做声，也许她也同意老爸为了中秋幸福的说法。我们姐弟们更是噤若寒蝉，但我们都记住了中秋的新名字——许新芳。

哥哥姐姐参加工作后，就开始了寻找妹妹的地下工作……

（十五）

一家四口从耒阳回来以后，就完全融入了小镇的生活。

为了度过艰难岁月，镇上的许多妇女都走出家门，从事一些男人才能胜任的、收入微薄的重体力活，以补贴家用，维持生计，我妈选择的是拉板车。

拉板车就是从十里外的七宝山煤矿拉煤，运到镇上的几个小厂或送到火车站月台，等待外运。我至今在小镇上仍然稔熟而且感情深厚的老人们，大多都是当年妈的姐妹，只是这个群体日见零落了。姐妹们当年吃尽了苦头，但也苦中有乐，因为有我妈在他们中间。

我妈演过戏，记性好，大段大段的戏文、上至虞唐下至民国的趣闻掌故，她都能日复一日地讲下去，仿佛永远也讲不完。她当然不会干巴巴地原文照搬，那全是她的二度创作，话语鲜活就如邻居的家常。她天生有着极好的摹仿能力，学谁像谁，姐妹们最爱也最怕她学街上那个哈心，那呆子的一个个小段子被妈妈学得惟妙惟肖，笑得姐妹们揉胸顿足，连呼救命。那时我妈在姐妹们们心中的地位，也许相当于如今的笑星吧：说戏的时候她是刘兰芳；讲白话的时候她是宋丹丹；表演摹仿秀的时候就是奇志大兵了。她们一次次地擦试着笑出来的泪花对妈说：姊妹啊，和你在一起，累死了也快活啊。

妈妈虽然是个妙语连珠的人，但生活上却是极严谨的，从不容不三不四的男人接近，有她在，姐妹们也不怕那些男人们的纠缠。矿工干部也好，农家汉子也好，疯言疯语的随你说，嬉笑怒骂的随你来，但谁要是动手动脚言行不轨，必然会遭到我妈的严斥。野性十足的汉子们只好对这群镇上来的女将们敬而远之。多年以后，妈如果在街头遇上了他们中的一个两个，她总是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屋小坐，就当是自家兄弟。

寒暑易节，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62年春上，拉了两年板车的妈妈已经失去了当年演戏时的身段：一是重体力劳动让她变得壮实了；再就是她肚子里怀着的二哥已经有六七个月了，但她依然天天上路拉车。

从七宝山下来有几个劈陡的路段，婆婆妈妈们单个是对付不了满载的煤车的，她们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她们三四个人结成一组，到了陡坡处就依次把车停下，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破布条，结成绳子拴在车后，下坡时向后拉着，帮着掌车的人减速。放到坡底后重又上来帮另一辆，几个回合下来就算过了这一关了。

每到这种时候，大家总是非常紧张。鞋破路滑，不时有拉布条的人滑倒，但谁也不敢怠慢，总是急急地借着布条的拉动爬起来，又死命地把车拖住。下了山，不管什么季节，不管是谁，都是一身的透湿，汗湿了不算什么，一直没出什么事就算万幸了。

那天轮到妈妈拉车下坡了。姐妹说，桂英，你大着肚子不方便，让我来掌车吧，小心闪着肚里的孩子。妈说不用，我自己的车当然我来拉，哪有麻烦你的道理？拉不动了，我就不来做事了。妈妈抓住板车的扶手往下一压，徐徐启动了。她觉得今天的启动特别轻快，那是因为她是双身人，体重大了，压车自然比平时容易。车下用来刹车的松树干，在砂石路面剧烈地磨擦着，车子走得越来越快，拉车人紧张的呼吸和砂石的磨擦声混在一起，与车速一样越来越急促。突然，也许是哪位伯母从家里带来的破布太破旧了，嘶啦一声断了带子，人也啪地摔倒在地。她连忙坐起，绝望地大叫，小心啊——拉住，桂英的肚子里有孩子啊！话音刚落，剩下的那个拉车的也带断人摔。车，如摆脱了羁绊的野马冲刺起来。

妈妈说，当时她觉得自己就像挂在火车头上的一个木偶，前面的东西风驰电掣而来，右面的山与树闪电般倒去，左面看不到山下，就似腾云驾雾一般。脚步肯定是跟不上了，只能点一下地就飞起来，然后又轻轻落下，就像现在拍武打片吊钢丝一样。我说，拍武打片你也找个替身啊，肚子里头还有二哥呢。不是说笑，那时候为了生活，要是当替身能赚钱，我妈就是挺着个大肚子也敢做！

在这个危急时刻，我妈出奇地冷静。她利用蜻蜓点水般落地的那么点机会，小心纠正着板车的走向，尽其所能不让车子冲下悬崖，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前面就是一个弯道，点一下是不足以调整方向了，我妈就瞄准了前方的一棵海碗般粗细的枫树。她只有一个念头，我肚子里有孩子，车可以翻，人可以摔，但车子决不能从我身上辗过去！

在一片惊呼和泪眼的注视中，我妈连人带车对着枫树冲了过去，咔嚓一声，枫树应声折断，缓缓倒下。人们哭喊着冲向那棵断树，几乎不敢睁眼往坎下看：板车几乎散架了，煤洒了一坡……

妈的选择是对的。

每当二哥与大家为敌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总是乐于为二哥的雀斑查找原因。

我们一致认为，这东西和那次拉煤翻车事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你想啊，当时妈整个人都被埋在煤炭里，头发里是煤，眼耳鼻嘴里是煤，肚皮上也是煤，要知道那肚皮底下就是二哥呢。幸亏隔了一层肚皮，不然脸上就会是整块整块的大黑疤——而不是现在这样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苍蝇屎了。每次说到这份上，二哥肯定会屋里屋外追着我们打。

其实二哥生下来时，是我们几个中最漂亮的，妈的说法无疑是最权威的。二哥还没断奶，就被寄养在街坊贺奶奶家里，奶奶人很疏朗，勤快而又慈祥，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一身穿戴也整整齐齐。她老人家带二哥十分用心，家里给的那点营养费，她一分一厘都用在二哥身上。每天把他喂得饱饱的，还有雅兴给他擦点姻脂，抹点口红，打扮得明眉皓齿，白里透红，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的，抱到街上玩。当然是人见人爱，都抢着来抱，说桂英生的这个孩子像四爷，我妈听了心里既美滋滋的又十分的不忿。后来二哥回家了，麻没出好相貌吃了点亏，人们又说，唩——长着长着又像四老娘了！我妈听了简直哭笑不得。

没多久，贺奶奶去世了，大人们忙忙碌碌办后事，没谁顾得上理会二哥这个小家伙。贺奶奶出殡的那天，看热闹的人们送出小镇就散去了。走出几里路，人们惊讶地发现，后面还孤零零地跟着个几岁的小孩子。孝子们一看，那不是母亲带大的，桂英家的二小子吗？就有女眷哭喊着过来抱起二哥，一阵愧疚和伤心，活生生的小人儿活生生的思念，队伍里的哭声更见大了。妈常说，我家就数二小子好，心实诚，人仗义。

爸从耒阳回来后，镇上看他念过五年书，又在机场工地当过连长，就安排他在市管会工作，管理镇上的市场。每天早上到市场转转，没事就坐在办公室喝喝茶，大小也是个干部。当了干部哪有不求上进的？老爸就十二分虔诚地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也很器重他，没多久就发给他一份入党志愿书，只要填好了交上去，入党的事就十拿九稳了。

可我爸填第一个格子就犯了难。

姓名。填哪个姓呢？我爸当下就犹豫了——这是我爸心头结了一辈子的疙瘩。其实他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改姓，甚至在内心里把它与封建包办婚姻划上了等号。他怎么也弄不清男到女家是移风易俗，还是子随父姓是天经地义？他的苦恼我们无从体会，但这种父亲招郎的尴尬（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不对）家史，我们做晚辈的也不是有事没事就往外端的。在耗尽了一两煤油之后，老爸终于在姓名上填上了爷爷的姓氏。

表格交上去以后，领导看出了问题，问，这某良元是谁啊？人家说这就是我们单位的某良元，并粗略地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家事。领导听了沉呤半晌，表态说，我看这个同志思想意识有问题，先放放再说。

就这样，我爸至今没有入党，他的仕途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字总是一种积累，在思想中是，在生活的细节中也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生的人，或许有机会经历的更多一些，最起码，听说的也要多一些。所以写不出浅薄的文字，也或许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些影子，让人也难浅薄。或者，浅薄的层次也不一样。（一笑）却是我们这些70年代后出身人难以具有的。

　从文章的铺排来看，或许大隐并没想写成一个长篇小说，起码不是当成长篇小说来写的，到更象老人和家族的回忆录，用自己的口气叙述出来。因为某些语句有很随意的感觉，读起来很舒服，有些散文的感觉。可隐隐觉得扰乱了这个故事本来应该有的一种凝重味道。但是绝对没有影响大隐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或许，从后人笔下诉说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如果让老人们自己写，肯定会带很多主观色彩，也难免有失偏颇。一个故事，不管多么典型，总是需要读者共鸣的。

　希望看完之后，我能认真的写一篇读后感。

（十七）

就像一棵果树，有旺年也有寡年，我是爸妈生产的又青又涩的果子。

经受过连年的饥荒和过度的劳累，爸妈生下的孩子一个不如一个，到生我的时候好像已是强弩之末了。我家三兄弟，大哥一米七三，二哥一米六九，我呢，30多了还不到一米六五，如今看来是断难再长了。当年报考公务员都差点没资格，这何尝不是我的隐痛呢？如此这般，我也有机会套用二哥的话对爸妈说——老同志，身体不行了就不要生了嘛。

妈妈说生我的时候最轻松，医院也不用去，生的时候感觉像是下了一条小蛇，下地也不怎么哭，真有点担心这孩子不好养活。先天不足何足挂齿，我能生下地已是万幸了。

我爸当之无愧是小镇上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践行者。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我不合时宜地在妈的肚子里形成了一个胚胎。我爸知道后，想起了忍痛弃女的不堪往事，连着商量带着逼迫，拉着我妈来到市里做引产手术。

下了火车，爸妈投宿在火车西站的满爷爷家里。满爷爷是我亲外公的兄弟，夫妇俩没有生育，人到中年领养了一个小男孩。正是这长时间无儿无女的痛苦经历，使满爷爷成了我的救星。在等待手术的那些日子里，满爷爷苦口婆心地劝我妈。多子多福的道理太我妈不以为然，是满爷爷一番老泪纵横的贴心话，深深地打动了妈的心。

老人说，傻女啊，还记得你爹么？当年我家兄弟四个，千辛万苦成了家。老二没福死得早，婆娘蛋也没生一个就改了嫁；你爹只生了你一个；满满我也是个无后之人；四房兄弟只有老三生了个崽，也是育了六棵秧才选出的这棵苗，我们家人丁不旺啊！如今你的肚子争气，有儿有女地间着生，这是你爹在天保佑你啊。如今好好的怀上了孩子，你却要打掉！你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呵，你以为有了两个儿子就万事大吉了么？糊涂啊！你要认我是你的满满，就让我来给你作个主，生下来！没钱我可以借，没人带就放在我这里。你要是霸蛮打下来，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女儿！

我想我爸当时一定十分后悔投了这门亲，以至于商量好的家政大事变卦了。他当然没有这样对着我们说过，但他以无言的行动，强烈地表达了这样的情绪——我妈没有走上手术台，他却上去了！他二话没说就要求医生为自己做了绝育手术。如果镇上的计生部门台帐齐全，我爸创世纪般的义举绝对有据可查。

有了这虎口夺子的惊魂一幕，我和满爷爷满奶奶的亲情更深一分。每年春节到市里拜年，我都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爷爷奶奶也对我高看一眼，每年的红包是断断不少的。我在这个城市获救，进出这个城市长见识，如今又在这个城市成家立业，是不是也算命中注定呢？

去省城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特意让大哥领着我去向满爷爷辞行。那时满奶奶已经去世，满爷爷也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轧断了腿，而且患上了肺结核。得知我要外出求学，满爷爷激动得拄不稳拐杖。他从餐柜里摸出一个小口杯，让我倒上二两烈性的谷烧酒，不敬也不让，抖抖索索地自顾着喝下去，然后抓住我的手说：我满崽，好满崽，争气的崽——我家四兄弟四个文盲，今天我们这一屋总算了出了个大学生了！我要对你爸爸妈妈讲，这是我救下的满崽，这是我的功劳，我的孙子啊。临走，老人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塞进我的口袋，压住我掏钱的手说：好满崽不要让，爷爷腿脚不好，小心扯了绊倒。爷爷没有本事，一点小钱给你零用，可要好好用功读书啊！

可惜好人不长命，在我读大二的时候，满爷爷去世了，二老的骨灰都运回了家乡，安葬在祖坟地里。每年清明，我长跪在二老坟前，黯然神伤。

(十八)

文攻武卫的枪声，终于打破了我爸在市管会的清闲日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迎来了它的最高潮。

多年没有见识过战乱的小镇再次陷入沉寂，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其实争斗的两派也未必不害怕，所以真正交火的时候并不多，他们各自占据着小镇的一隅，喊喊口号、放放冷枪，威胁着对方的威胁。爸是从小经历过战争的，他是真正的处变不惊，而那些掌握着他的入党和升迁的领导们，却在守土和脱逃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受尽了煎熬，是我爸的无畏让他们脱离了窘境。领导说：良元，这几天我们还有事情要办，你就在这里值班守电话，不要离开呵。其实他们都缩回家里避祸去了。我爸说，领导放心，我一定坚持革命到底！

说起来，我爸后来沦落为一位最普通的装卸工人，实在是我党基层组织一个小小的损失。他这人太实在，没机巧，为人正直，同情弱者，对党忠心耿耿，只要是党的指示，他总是积极响应，抢打头阵，决不退缩。饭送到第三天上，我妈忍不住了：你还是回去吧，你是个老几啊，守在这里等死！当官的早跑光了，街上的炮子可不长眼睛呵，你也不为我娘崽家想想？那些日子，我爸心里也许正燃烧着一股革命激情，妈的话他怎么听得进？愣头愣恼的还是那句话：坚持革命到底！

我妈一生气就回了家，饭也不去送了，也不知那几天老爸是怎么解决的吃饭问题。

生气归生气，我妈可没忘记收集起这个革命笑话。老爸治家教子很严厉，训斥打骂是家常便饭，而我们姐弟几个偏偏都是倔脾气，要是认谁自己没有错，那是骂也骂不从，打也打不服，老爸就骂我们像妈这个犟种。

嬉笑怒骂的时候，惹谁也别惹演员。我妈听了，也不多话，在旁边摆出老爸当年那股东风吹、战鼓擂的架势，异常坚定地说出那句台词——坚持革命到底！那意思很明白：我一个弱女子，哪有你那样的浩然正气、革命基因啊？这时候，不管谁都是扑赤一笑，一场暴力家教也就草草收场了。不过我爸还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那年区里组建砖瓦厂，领导就让我爸当了砖瓦厂的负责人。

我妈生我之前就放下了板车，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又要去砖厂做事。由于有了贺奶奶带好二哥这样的成功范例，我妈决定再次找个人家寄养我。这次更放心了，带我的是我的一位本家伯娘。

我妈说我命大，我曾经有三回徘徊在死亡边缘，寄养这一次算是第一回。

本家伯娘家也有三个孩子，分别比我大三到十岁，而且伯母体弱多病，一家的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因为艰难，还得防备着更大的艰难，所以日子过得比别人更谨慎、更节省。我去她家不久就会说话了，一样跟着他的儿女叫爹叫娘，身体虽然较弱，倒也爱动弹，特别喜欢骑在门坎上设计情景，包打包唱，自娱自乐。伯父回来了总是高声问我，满崽，娞娞（娘）在哪里？我就连爬三道门坎，来到里屋伯母的床头，指着伯母高兴地说，娞娞——呐，在这里——呐。伯父眼神不好，驼背，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过年轻的概念，留下的印象全都是六十岁以上的光景。他好象有一点文化，还喜欢与人讨论文字和绘画。由于带过我的缘故，老人的后半生一直关注我成长的轨迹。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大学以后很难见面了，妈说只要遇上了也是必要问我的。

在小学时我就表现出一点绘画的天赋，有时坐在门前无师自通地写生，老人就喜欢凑上来，考我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美术问题。老伯显然高估了我，说的东西我似懂非懂，但我总能耐着性子听下去。光凭这一点，就非常得他的赏识，没少在我爸妈面前夸我，说这孩子会有出息，比他那几个孩子强。后来我接触了芥子园画谱，才知道他当年给我讲的都是国画写生的一些基本技法，但我们都没见他动过画笔，可见他不是什么在行高人，完全是一个光说不练的爱好者。他还喜欢咬文嚼字，是个喜欢风趣搞笑的老顽童。那年过年，我在门口贴对联，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了，我糊好了正要下来，他叫一声且慢，吓我一大跳。看看是老爹，也就笑了。他不让我下来，说，慢着慢着先看看。又说，我眼神不好，你先给我念念。我就念：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老人和着我的念白晃一回脑袋，说，好联！要是改一下就更好了。我说怎么改？他说上联是天增岁月娘增寿，我正在想他会又出什么新创意呢，他说下联就是——春满乾坤爹满门。呵，你看这老头是不是很混！

要是我从他家回来就夭折了，他就不会有机会和我这样逗乐了。说起本家伯娘家的贫苦节省，我妈也就不好埋怨人家了。他们一家几乎从不烧火炒菜，不管煮的是稀饭干饭，都要蒸上一份榨菜，这就是全家人的下饭菜了。我呢，当然是大小有别了。我妈隔三差五地送去一块肉，为的是加强我的营养，伯母也不让她的孩子吃，一样地放在榨菜上蒸着，他们吃下面的榨菜，我吃上面的肉。慢慢地，伯母发现我不怎么喜欢吃肉，她急了，就自己把肉咬碎了，亲手喂到我嘴里，尽量让我多吃点，但我还是喜欢和他们一样吃榨菜。伯母就告诉了我妈，冬田啊，你的孩子不爱吃肉呵。

我妈后来一直后悔自己对我照顾得不细，说她没有好好过去看看他们家锅里的情况，后来她还是弄明白了。她说，难怪了，这一块肉十几餐都放在榨菜上蒸，油水香味都流到榨菜里去了，一块肉碴还有什么味啊？孩子哪里会吃呢！我也糊涂了。这样一疏忽就是一年多，我的营养不良超过了极限，人一下子就不行了。

那天我妈踩了一堆比人还高的砖泥，时近黄昏，她正思量着明天就可以暂别这老牛犁田似的累活，能轻松一点地做砖了。这会儿伯母家的女儿慌慌张张地跑来了，说我不知怎么玩着玩着就突然晕倒了，眼睛上翻，不哭不闹，她娘都吓哭了，让我妈赶紧领回去，她家不敢带我了。

我妈颓然跌坐在泥坑边上，任凭汗水沥沥而下。不做了，她自言自语，人都没有了我还做什么？不做了。妈拖着疲惫的步子，带着一身泥灰，擦着虚汗走进了本家伯娘家，她无力而绝望地看了看我，默不作声地抱着我往家走。

这一去好几个月，我妈都没有走进砖瓦厂，她踩的那一大堆砖泥，不久就结成了一个硬泥壳。

在所有的子女里面，我是妈操心最多的。

我被妈抱回来以后，一直处于半休克状态，连镇上的医生看了也无可奈何。连续好多天，我几乎吃什么拉什么，好象完全丧失了消化功能。不能吸收养分，就是禾苗也会枯萎。我就这样整天瘫软着躺在妈的怀里，依偎在她的臂弯里，脸无血色，两眼无神，心跳微弱，体温很低，妈连珠般的泪水砸在我的脸上，都看不到我有什么反应。见了我那样子，人们叹息着摇摇头，心里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

饱经苦难岁月磨励的妈妈，面临绝境时总是认准一条死理，决不会轻易放弃！她的想法很简单：孩子不能消化，极度虚弱，但他不是还能吃吗？只要能吃，就有希望，就是要死，也要喂饱了再送他去！

她发现我勉强能喂上几口的就是西瓜，就专门买了一箩西瓜来对付我。一调羹西瓜吃下去，不到一个时辰，那食物就走完了我整个的消化系统，例行公事一样的拉出来，依然是显而易见的西瓜瓤，连没有剔尽的、半熟的嫩白西瓜籽都粒粒在目。妈不在乎这个，她的脑子里装着别人想象不到的自创理论。她认为：孩子拉了就是肚子空了，空了就是饿了，饿了就得再喂。就是循着这样的逻辑，妈反复地进行着她的母爱拯救。在勤喂西瓜的同时，她还托人从食品站买来一点瘦肉，切成肉泥开汤给我喝。她的想法很奇特：儿子不是只吃肉碴没吃肉汁才落到这一步的吗？现在倒过来，只让他吃肉汤，不给他吃肉末，看看会怎么样！

现在的孩子，不大可能会遇到我当年这样的情况了，不然，我妈的办法可以作为一个秘方流传于世——半个月之后，我的身体渐渐有了起色。在医学上无知而又无畏的妈妈，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我妈这次孤注一掷的成功，给我的名誉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妈常说：老满没什么病，病了就让他放肆地吃，吃够了就好了，因为他得的就是好吃病。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没容我妈松上一口气，大哥的病就来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吃病，而是一种又急又猛能致命的病——急性阑尾炎。

那天中午开始，大哥就叫肚子疼，爸爸在我们这些孩子面前可不是个精细的人，他听得不耐烦了，就训上大哥几句，叫什么叫？哪里那么痛啊！哥说肚子疼。爸就走上来给他的肚子掐摸两下，这里疼吗，是这里吗？哥说不是。爸就开恩似的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病，下午要姐姐给你请个假，不要上学了，在家耍半天就会冇事的，说完就忙他厂里的事去了。大哥被独自留在家里叫唤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妈妈回来。妈听大哥叫得一声惨过一声，又见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就知道孩子病得不轻。大哥已经无法行走，妈蹲下身子就背着他走。

那一年大哥已是十几岁的小伙子了，长得比妈还高大，妈背着他没走上百米就走不动了。那时候街上没路灯，晚饭时分行人稀少，连个能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妈只好连背带拖地把他往医院挪。约摸走了半个小时，母子俩才来到镇西头的区医院，医生一检查，大吃一惊，马上组织人手给大哥做手术。手术完成，主刀的医生对妈说：这孩子应该早发病了，怎么这么晚才来？幸亏你们来得早点，晚来半小时可就谁也救不了他喽。原来大哥的盲肠已经化脓穿孔！

为了这事我妈没少埋怨我爸，但这还只是小事一桩。接下来，我爸弄出的几桩怪事，才真正地导致了家庭的分崩离析。

没办法，事情就是这样过来的，即使我想顾全他的面子也无能为力。我爸就是这么个人，太老实，直肠子。可如今这世道，老实人不吃亏的事实在不多。我说过，那时老爸是个标准的四有青年，六十年代下放的时候，他又打了个头阵。

也许是大饥荒造成的后遗症，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从本地的实际情况看，好象只是加大了人力的投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小镇这样的几百年来自然形成的小城镇，所有的居民几乎全员下放当农民。这也许是明朝中后期以来，由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非转农。按政策规定：镇上除了老弱病残等需要照顾的人员之外，所有的人都要下放到周边的生产队去，转为农村户口，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

那时候的干部作风挺好的，凡事干部都要带个头。那天晚上，镇上召开了主要由干部参加的下放动员大会，领导照本宣科讲完了话，就等在场的人表态了。

会场里的煤气灯丝丝地响着，不怀好意地嘲笑着大家的沉默，领导印象中的几个积极分子，此时也黑着个脸没有响应的意思。煤气灯长长的丝丝声听得让人难以忍受，仿佛随时会有一个爆花冲破那脆弱的纱罩。我来——大家的目光都被一个声音吸引到一个角落。我爸兴奋得印堂发亮，两眼放光——我代表我们全家六口人表个态：坚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放到农村去，请镇里面给我们指定一个生产队，我们明天就去报到，补助费我们不要！

下放的事我爸第二天早上才对我妈说，要是当晚回家就提的话，我妈会怎么反应，他实在没把握。

一夜之间，自己和孩子都成了农村户口，我妈感觉就像做了一个噩梦。我妈死死地盯着老爸，她忽然觉得完全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对着我笑，他来我家干什么，他在说些什么，谁给他的权力，他代表着谁，他凭什么对我们娘娘崽崽说——今天我们全家去下放的生产队报到？

在我妈身上，女权不是一种意识而是一种性格。

我妈没有和我爸大吵，她认为不值得。老爸虽然能作出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决定，却不能收回它，她要找镇里的领导。镇政府与我家共一条街，就在我家斜对门，我妈抱着我去了。接待我们的镇干部说，良元同志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农村，镇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这件事已经作出了决定，下达了通知，要想改变恐怕很难。至于你男人没有和你商议，这是你们家庭内部的事，最好还是自己解决吧。

我妈不是这么好敷衍的人。她说，我只讲两桩事：第一桩，新中国讲的是男女平等。他是男，我是女，他不和我商量，就作了我的主，作了我们全家的主，在你们领导面前表了态，你们也就算了数。那我是什么？是他的崽和女，还是他的佣人呢？我和他哪里又平等了呢？如果镇里不讲男女平等，不讲党的政策，我就依了男人作的主；如果你们眼里还有我们女人家，还讲男妇平等，那这个决定就不能算数——算数也只能算他一个人的数。你们没有征求我这个妇女的意见，我们母子的事还得再商议。第二桩，政策不是讲老弱病残都可以照顾吗？我家大儿子刚刚动完手术，小儿子也是刚从阎王老子手里抢回来的，现在还这么病秧秧的。这样的孩子也叫他下放，你叫我们一家怎么活？这样的情况也没有照顾，那镇上谁可以不下放？ 

镇里的干部都觉得这事太棘手，一个个都回避了。妈的倔劲上来了，领导不出面就不走人，整天抱着我坐在会议室门口以泪洗面。

这一坐又坐出祸事来了。

我看是遇见了美人鱼。。。。。嘻嘻嘻。

（二十二） 

不知是承受不了政治的压力还是同情我们母子的遭遇，火灾的肇事者终于站了出来。是她——一位镇干部的家属，离开房间去食堂打饭时，忘了吹灭照明的残烛，烧着了桌面上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火。

一切又归于平静。人们预想中的我妈应当作出的强有力的反击没有出现；人们估计到的情理之中的镇领导的登门道歉也没有出现。好象双方都被这个事件累垮了，都对这个事件厌倦了，谁也不想再在这上面多说一句话。我妈就像大病了一场，心灰意冷，孤立无援，失去了争斗的目标和勇力。她认了，全都认了，她躺在床上，就像躺在一根洪水中的浮木上，头重脚轻，盘桓翻滚，以不由自主的姿态和速度，随波撞向不明的前路……我们全家就这样下放了。

以后的十年，我们全家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收上来。

我爸在整个事件中像个犯了错的大孩子，噤若寒蝉。相对而言，这只是他的一个小错，接下来的错误中，他才真正给我们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我爸永远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不太精明的人在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也许很可爱，但作为一个砖厂的负责人，却能酿成大错。他是一个老实诚信的人，也相信所有的同事朋友都像他一样。所以有时别人借个公款欠个小账，办急了往往连个字据都没立，过后也就忘记了，心想我不记起别人也会记起吧？这样积累下来就成了个不小的数目。

那天区里财政方面的人来了，查账，结果一出来，我爸惊出一身冷汗。坐下来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勉强补上了几笔数，缺口还是大着呢。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问几个印象中借了钱的伙计，人家一听就眼睛盯着地下，一脸的糊涂：我没有啊！说完了，犹豫着把眼神游过来看你，目光也渐渐的坚定起来。我爸愣了半晌，仿佛忽然明白了很多东西。他回来对查账的说：还有多少？我认账！

查账的说，还有一千多块！那时的一千多块，对于一个财产都交了公，全家下放务农挣工分的家庭来说，不啻一个天文数字。天文到什么程度，我没法用现在的物价来比较，反正为了还清这笔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妈迅速完成了由青年到老年的过渡。

似乎预感到区里的干部那天会登门上户，爸那天晚上没回家。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进来的时候，天全黑了。屋里唯一的一豆煤油灯在晃悠着、眨动着，一口粗气就能让它游离于熄灭的边缘。妈抱着我坐在堂屋里，没有起身也没有让座，任一个有点官架子的人在房里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他在估量我们的家产吗？

你家良元同志怎么不在家？那人发话了，音拖得有点长。妈说，脚长在他的身上，我怎么知道？他说，我们是区里派来的，是来向你们家讨还公款的。妈说，公款的事是他的事，我不知道。他有点上火了，你丈夫挪用公款一千多块，这个问题很严重你知不知道？妈说，有多严重也是他的事，钱我们可以慢慢还。那人勃然大怒，岂有此理！你这女人太嚣张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丈夫这是贪污犯罪，我代表政府勒令你们马上还清欠款，不然拿你们法办！我们？妈的声音提高了。一人犯法一人当，他犯了错与我母子何干？你代表的是哪个政府，这么蛮不讲理？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国民党的政府？你以为我们妇道人家不懂政策，就来我家胡说八道发乱话。你有什么水平、什么资格代表政府？！法办？随你怎么办！要钱没有，要命有六条！

那人显然没有想到，我妈会这么犀利地反击他，方寸大乱。我蛮不讲理？切，好笑，岂有此理！那时的干部不会骂人，岂有此理大概是句中性的话，随后他就连讲了不下十个岂有此理。同来的干部拉着他往外走，他的恼怒到了极点，临出门时把大门狠命的一甩，恨恨地挤出一句：岂有此理！我家的大门不牢靠，哪经得他这一甩？他的话音未落，门页就忽地倒下来，咚的打在门边的竹床上。灯灭了，屋里屋外一片寂静……

岂有此理！

没多久，爸妈就离婚了。有人说，我妈是全镇休夫第一人。

不知是承受不了政治的压力还是同情我们母子的遭遇，火灾的肇事者终于站了出来。是她——一位镇干部的家属，去食堂打饭离开时忘了吹灭暗室里照明的残烛，烧着了桌面上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火。

一切又归于平静。人们预想中的我妈应当作出的强有力的反击没有出现；人们估计到的情理之中的镇领导的登门道歉也没有出现。好象双方都被这个事件累垮了，都对这个事件厌倦了，谁也不想再在这上面多说一句话。我妈就像大病了一场，心灰意冷，孤立无援，失去了争斗的目标和勇力。她认了，全都认了，她躺在床上，就像躺在一根洪水中的浮木上，头重脚轻，盘桓翻滚，以不由自主的姿态和速度，随波撞向不明的前路。我们全家就这样下放了。

以后的十年，我们全家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收上来。

我爸在整个事件中像个犯了错的大孩子，噤若寒蝉。相对而言，这只是他的一个小错，接下来的错误中，他才真正给我们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我爸永远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不太精明的人在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也许很是可爱，但作为一个砖厂的负责人，却能酿成大错。他是一个老实诚信的人，也相信所有的同事朋友都是像他一样的人。所以有时别人借个公款欠个小帐，办急了往往连个字据都没立，过后也就忘记了，心想我不记起别人也会记起吧？这样积累下来就成了个不小的数目。那天区里财政方面的人来了，查帐，结果一出来，我爸惊出一身冷汗。坐下来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勉强补上了几笔数，缺口还是大着呢。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问几个印象中借了钱的伙计，人家一听就眼睛盯着地下，一脸的糊涂，我没有啊！说完了犹豫着把眼神游过来看你，目光也渐渐的坚定起来。我爸愣了半晌，仿佛忽然明白了很多东西。他回来对查帐的说，还有多少？我认帐！

查帐的说，还有一千多块！那时的一千多块，对于一个财产都交了公，全家下放务农挣工分的家庭来说，不啻一个天文数字。天文到什么程度，我没法用现在的物价来比较，反正为了还清这笔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妈迅速完成了由青年到老年的过渡。

似乎预感到区里的干部那天会登门上户，我爸那天晚上没回家。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进来的时候，天全黑了。屋里唯一的一豆煤油灯在晃悠着眨动着，一口粗气就能让它游离于熄灭的边缘。我妈抱着我坐在堂屋里，没有起身也没有让座，任一个有点官架子的人在房里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他在估量我们的家产吗？

你家良元同志怎么不在家？那人发话了，音拖得有点长。妈说，脚长在他的身上，我怎么知道？他说，我们是区里面派来的，是来向你们家讨还公款的。妈说，公款的事是他的事，我不知道。他有点上火了，你丈夫挪用公款一千多块，这个问题很严重你知不知道？妈说，有多严重也是他的事，钱我们可以慢慢还。那人勃然大怒，岂有此理！你这女人太嚣张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丈夫这是贪污犯罪，我代表政府勒令你们马上还清欠款，不然拿你们法办！我们？妈的声音提高了，一人犯法一人当，他犯了错与我母子何干？你代表的是哪个政府，这么蛮不讲理？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国民党的政府？你以为我们妇道人家不懂政策，就来我家胡说八道发乱话，你有什么水平、什么资格代表政府？！法办？随你怎么办！要钱没有，要命有六条！

那人显然没有想到我妈的反击这么犀利，方寸大乱。我蛮不讲理？切，好笑，岂有此理！那时的干部不会骂人，岂有此理大概是句中性的话，随后他就连讲了不下十个岂有此理。同来的干部拉着他往外走，他的恼怒到了极点，临出门时把大门狠命的一甩，恨恨地挤出一句：岂有此理！我家的大门不牢靠，哪经得他这一甩？他的话音未落，门页就忽地倒下来，咚的打在门边的竹床上。灯灭了，屋里屋外一片寂静……

岂有此理！

没多久，爸妈就离婚了。有人说，我妈是全镇休夫第一人。

这是唯一的一次，妈把我们都抛弃了。

哥哥姐姐欺负我小，都说我记错了，说当时妈只留了我一个人在家，其它的几个都跟着爸爸去了爷爷家。同时下去的还有一些家具，搬去了没地方放，都放在附近的禾场里，日晒雨淋，后来都开了坼，差不多成了一堆废木头。

哥哥姐姐未免太自信了，他们不知道，那是我人生最早最清晰记忆的开始，我如何会记错？记错的只能是他们。人就是这样，生下来的头几年，能说能走，能吃能喝，看着也像个人似的。其实那些个事未必能记住了，回想起来都是那么朦朦胧胧，就像梦境一样没有条理，没有细节。但总有一件事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的事都能记个清楚，解个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懂事吧？这样说起来，我懂事还是比较早的。关于这件事，我也想过要向妈妈求证——倒不是问她有没有这回事，铭心刻骨的事何必明知故问——我只是想知道，连我这个她最不放心、最孱弱的满崽都推出去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记忆展开在一个有点秋寒的晴朗的早晨，孤独寂寞和对母亲仍然新鲜的记忆，驱使着我走到了上游路，快到家门口时，我看到妈妈在洗衣服。

当时我还是个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我知道这个妈妈，不是那个随便可以扑进她怀里的妈妈了，我有意地走在马路的对面，悄悄地经过家门口。妈妈低着头搓洗衣服，没往马路这边看。走过了头，我停下来，走到邻居的屋檐下。那时候街上的旧房都是砖砌的墙垛，褐色的木板门脸，一家一空，以突出门脸一米多的墙垛隔开，看过芙蓉镇的格局，也就差不多那个样子。我躲在垛子的后面，探出脑袋看妈妈。

妈妈埋着头用力洗衣服，是很厚的秋冬衣服，颜色比较深，不是我爸的就是哥哥他们的——不会是我的，因为妈妈在上面打肥皂用了很久的时间。然后她就用力地搓洗，太用力，头埋得太深，头发浸到了脚盆里。妈妈扬起头，用手背拢了拢头发。我多么希望她这时候能看到我呵，而我却本能地缩回了身子。听着妈妈搓洗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又探出了头，近在咫尺地偷着看妈妈。

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过路的人注意到我和妈妈在捉迷藏。也许有人看到了，以为是调皮的孩子在逗妈妈玩；也许有个下乡采风的摄影师抢到了这个镜头，回去加上个《母子情》之类的标题，发在报刊上，还以为捕捉到了一个亲情交融的瞬间，发现了人生的真谛——他们不会知道此刻我和妈妈的关系，如何能帮助我这个落寞无依的孩子？我甚至希望，邻居家的大人这个时候能开门出来，惊喜地发现我，惊喜地叫喊我妈，引着惊喜的我一头扎进惊喜的妈的怀抱——没有，都没有。

其实真要有人出来，我一定会像个受惊的小猫，倏地跃上马路，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妈在换水了，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我离开那个屋檐，沿着马路中间往下走，走过去几十米，妈还是没看见。我失望极了，在马路边踢了好一会石子，小小的吐一口气，又往上走。这次干脆就贴着家门口这边走。其实我好傻，妈的眼神不好，又在洗着衣服，就算抬头向我这边望一眼，也未必一眼就能认出我来，所以这第三回的走，也注定要落空了。走过家门口四五米，我预感到了这样的结局，索性站在那里不走了。站着也不是，我就蹲下了，捡了一根冰棒棍儿在砂石路面上划拉着。心里有一种难受的感觉在滋长。

哗——我听到了倒水声，妈洗完了衣服就要转身进屋，我的泪水涨到了眼眶边上。气急和怨怼，促使我拾起一颗小石子，扔向了妈妈刚刚倒掉的水里。哪一个？我妈听到了扔石子的声音，哪个在生孽啊？

妈被惊动了，我成功了！不争气的泪珠积成很大一颗，噗地掉在尘埃里，滚成一个个小湿团，我飞快地用小棍把它划散了，磨得小手指都差点破皮出血。妈看到了我的背影：那是哪一个，是不是我的满崽啊？我听见脚盆和衣服掉在地上的声音，一会就感到有冰冷的手在摇我的肩。我拗着劲，不让那手扳过我的脸，但我却被连根拔了起来。在妈和我互相看到脸孔的一瞬间，我叭地扑在妈妈的肩膀上，忍了很久的委屈，艰难地撕扯出了尖尖细细的哭声……

从那天起，我重新投入了妈妈的怀抱、温暖的家。哥哥姐姐他们可没我这么幸运。

离婚了，老爸有点心灰意冷。小儿子叛逃了，剩下的三个都半大不小的，他几乎也就撒手不管了。

我爸虽然是老四，但在爷爷这个大家族里他却保持着两个纪录：姐姐是爷爷家第一个孙字辈的；而在爷爷所有的孙子里面，我大哥又是最大的。我爸他们五兄妹在短短的十五年里，生了三十二、三个孩子，男女冠军都在咱四爷家。生育最多的是大伯父，连儿带女的龙生九子。除了二伯父、三伯父家在外地，其余的二十几个孩子，都因爸妈的离婚而胜利会师了。那时刚用上电不久，镇上装了两盏路灯，别说人觉得稀罕，昆虫也来凑热闹。铺天盖地而来的昆虫，像满天的雪花，绕着灯光尽情飞舞，转晕了，就一头栽到地面，想不踩到都难，现代都市的路灯下，是见不到这么多飞虫了。

电影很少，没有电视，路灯就是少儿们集结的信号灯。女孩子喜欢跳皮筋，一边跳着还一边念唱，我们这些小不点就去捣乱，惹得女孩子尖叫怒骂。有时也玩捉迷藏，门后、树上、甚至阴沟里都藏了去了，回家时一个个像脏猴似的。最刺激的是摹仿大人搞武斗，上街和下街各组成一个战斗队，选一个大男孩当总司令，驾着一辆用木板和三只旧轴承做成的滚珠车，顺着坡道掩杀下去，别提多兴奋了。一时间街上石头乱飞，邻街户的门板、玻璃乒乓乱响。队员们偶尔也有被打伤的，但轻伤不下火线，不能对父母如实相告，不然大家都没得玩。

打了几场下来，上街的看出点问题来了。二哥住在爷爷家，自然加入了下街的战斗队，而我却是上街的小喽罗，一不小心就形成了兄弟革命的态势，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二哥作战勇敢，弹弓打得特别准，是下街让人闻风丧胆的狙击手，我们司令的屁股上就挨了他一家伙，几天下来都是青紫的。最要命的是，司令的滚珠车也被下街的抢走了，耻辱啊！司令痛定思痛，决定让我利用血缘关系前去劝降二哥。第二天，我找到二哥，还没等我开口，叔伯兄弟们就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不敢直说，就说：哥，妈喊你回去。二哥两头为难，正没好气，就一把把我推倒在地，骂道，你这个叛徒！

我顺水推舟地哭了，倒不是因为摔疼了或真受了什么委屈，我是怕他们揍我。还好，他们都念在亲戚的情份上，没有进一步加害于我。

这事最终让学校知道了，一查就查出了几十个，我们这帮幼儿园的小喽罗也没一个漏网的。那天学校开大会，大樟树下的土夯舞台上，齐刷刷地站满了我们的战友和死敌。我们幼儿园的不会作检讨，就在最后一排挨墙站着作陪斗。上了学的挨个上场作检讨，数数我还是会的，也许数的不太准，属于我们大家族的兄弟就有十来个。

我不知道，除了这些拉帮结派的乐趣，其实哥姐他们在下街生活得很苦。有一次二哥进不了屋，没吃饭，饿得实在扛不住了，就从狗洞里钻了进去，吃光了大锅里的锅巴。

我家的这场离婚闹剧持续了半年多。他们回来时，妈呆在里屋不出来，我欢天喜地地守在门外拍巴掌。大家都进屋了，二哥却梗着脖子，犟犟的不进屋。爸爸转回来，推他走，推不动，就给他后脑勺子一巴掌——

啪！我们全家又团圆了。

（二十五） 

我们的家境并没有因为爸妈的复婚而改善多少。沉重的债务，像茅屋上厚厚的积雪，压迫着这个入不敷出的家庭。每一分微小的收入，都被妈列入了庞大的还债计划，包括姐姐代课的工资和在生产队挣回的工分。

砖厂的事让我爸看破红尘、万念俱灰，出事没多久，爸就辞职不干了，给自己挑了个最花气力的职业——装卸工，与我们的新外公成了同事，一直干到他退休。早知如此，爷爷当年何苦让他去学什么裁缝呢？我爸还发下誓愿，立下家规：今后我家子弟，宁可做牛做马、讨米叫化，谁也不许沾财会和经济的边！哪知道我家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姐姐就当了个会计。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姐姐初中毕业了，升学的问题开始袭扰我家。那年月，升学不是看成绩的，讲推荐。推荐也不是无条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没有份，出身好的、有几个孩子的也只能送一个。姐毕业的时候，大哥也接着毕业了，分配给我家的只有一个名额，而且还很诱人——上省粮食学校读中专！谁去呢？冷冰冰的结果，只要是中国人就能猜出来：男孩子去！

家里的决定宣布后，姐姐没有吵也没有闹，只是把自己关在睡房里两天两夜没出来。性格的遗传让我妈这个基因传播者也深受其害。那两天只要闲下来，妈就守在姐姐的门外讲故事，有她自己的也有别人的，许多都是姐姐听过的。姐不理她，妈就完全是在自言自语了。她说话的时候神情落寞，两眼失神，说着说着她就笑了，说着说着她又哭了，笑过哭过她都要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显得怪怪的，有点怕人。最后，妈累了，不再说了，只丢下一席话：蠢女啊，只怪你生错了人家，投错了胎，摊了个爹娘没能力。要是娘粉身碎骨能为你换来个这样的机会，娘这就为你去。你要是想去死呢，也可以。女人哪，连这个都接受不了，那是迟早的事——妈不会让你落单的……

姐姐出来的那天死命不让我们看，湿漉漉的手绢摭掩着两颗水汪汪的红桃子。

由于姐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又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学校就让她留校当了个代课老师。风华正茂的姐姐长得跟老爸，大眼睛双眼皮，皮肤又红似白，能歌善舞，身高身材都酷似妈妈年轻的时候。学校几个年纪大的女老师看着她聪明伶俐，为人大方，都喜欢拉着她聊聊天，就当是自己的女儿或小妹。

姐姐的名气也惊动了小镇附近钢铁厂等几个单位的国家工人。学校不是什么要道，背向着街市，面朝着铁路，却时常有人毫无道理地从学校里面对穿走过，过一会又走了回来；也有三五成群的刚下夜班的小伙子，仍然有兴致到学校去打篮球，和正在上课的小学生争夺场地锻炼身体，甚至忿忿然与前来干涉的体育老师发生冲突。

姐姐下班回家了，还是别想安宁。屋前屋后总有忽哨打得千回百啭，遁声望去，就能看到菠菜头和喇叭裤在外面晃来晃去，通常的理由是约我姐去驻军部队看电影。老爸望望外面那些躁动不安的小青年，又看看魂不守舍、探头探脑的大女儿，哪有不明白的？就板着个脸下命令：好好在屋里备课，当老师的不能误人子弟。外面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水老倌！要是敢跟他们出去，脚杆子都打断你的！

记得姐姐好象是看上了其中的一个小伙子的，后来没有发展，倒不是因为害怕老爸的威胁，而是听从了妈妈的劝告：你现在下放，嫁了人就收不上来了，成个家也是个半边户，生了孩子是农村户口，你愿意吗？

姐代课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到生产队出工去了。

那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年月。镇上的居民大都下放到周边的五个生产队，每天集体出工，集体收工。春秋冬几个季节，天还没亮，街头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哨声，那是五个队的通讯员在催工。一队吹哨的是个瘦小伙，中气不足，吹得颤颤巍巍，该响亮的时候却吹没了声，让刚睡醒的人们忍俊不禁。二队的叫三胖子，是个礅礅实实的小伙子，哨子吹得长而有力，就是蒙头大睡的人也能给惊醒了。三胖子经过我家门前时，还不忘敲一下门，喊：禾秀，出工了。我姐怕黑，早就准备停当，这时候就急忙开门随着三胖子出工去了。当姐姐他们干劲冲天学大寨的时候，我们这些还在上学的小懒虫又睡起了回笼觉，这样的哨声晨曲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姐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还真是大有可为。出工没多久，队上记账的重任就交给了她。队里组建铁姑娘队，她又理所当然地成了领头的。姐姐为人好胜、豪爽，干活从不偷懒，力气也不小，喜欢和小伙子们较着劲干，别人也乐得往她担子里加重量，想看看她到底能挑多重。开田挑土，一担土用锄头拍实了，少说也有百把两百斤，姐一样挑着和大家你追我赶，扁担都挑断了好几根。妈就提醒姐：妹子，莫蠢，压坏了身子不是好耍的啊。那时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农活，插秧、铼田、收割这样常规的不算，还有修水库、开梯田、挑塘泥这样的大规模集体性的会战，插着红旗，放着高音喇叭，人山人海，敢教日月换新天，场面倒也十分壮观。最是不济，也要组织大家在一起刨刨草皮，就像跟所有的植被有仇似的，长绿了就去刨掉，就不让它长，就是不让社员闲着。

人们也不总是这样猫在地里修理地球的，上面要求学习小靳庄，姐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学小靳庄虽然是面向农村，影响却是全社会的。一夜之间，不从哪里冒出多年不见的各种各样的乐器，鼓捣一阵子，就有不少孩子能奏出乐曲来了。乐器的需求量太大，口琴、笛子、二胡等热门货时常脱销，即使有卖，也不是人人都舍得买的。像我和二哥这样的毛孩子，就满山遍野地找钓竹，砍一节，打通关节，烧上八个窟窿，贴上笛膜，就做成了一支五音不全的笛子，几个小时速成，就能吹《东方红》了。没有高人指点，气息吹得实，也不分高低八度，好端端的《东方红》就吹成了这样：叔叔哪来？砣砣哪来？

与我们小孩子瞎胡闹相比，姐姐他们才像支正规军。队上的漂亮姐姐都到我家来了，姐妹们都喜欢跟着姐姐排节目，何况这里还有我妈这位收山多年的好师傅。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排练，姐姐他们的节目参加了大队的汇演，一炮而红，马上又选送到区里。小镇就是区公所的驻地，区里的文艺大汇演就放在妈妈当年唱戏的大礼堂举行。节目公演的那天，万人空巷，礼堂里面挤了千把号人，外面的街道上也满是探头探脑的观众。那时候的人容易满足，听听剧场里调试乐器的奏鸣声，也能让他们兴奋得满面红光。正式演出的乐曲一奏响，人们就呼啦一下子往礼堂的门口涌，谁也没有真的想冲进去，大家就这样挤着挨着，听戏也舒坦。

那天晚上，姐姐抱了个大红奖状回来，全家人都爱不释手地传着看。看得出来，妈是最高兴的，除了五音不全的老爸，她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表演一个节目，说是要考一考。我们或唱歌或奏乐都表演过了，大家就一致要求妈妈来一个，谁知她怎么也不肯唱了，只说人老了，戏也老了，旧封建的一套唱出来要犯错误。架不住我们的起哄，就演小品般说了一个笑话。喧闹声惊忧了邻家，人家就在马路上朝我家里望，不知道的就说，桂英家今天什么喜事啊？从来没有这么热闹。我们没有理会别人，家庭狂欢依然继续。闪着金光的大红奖状映照着我家黑黢黢的屋梁，贫苦的日子似乎又看到了些许光明和希望。

姑娘们载誉归来，队长高兴得合不拢嘴，队长夫妇对我姐的喜爱也与日俱增，常常试探着问我姐：禾秀，做我的女儿不？做我的干女儿吧，给我家的孩子们带个好样，姐把这事给爸妈说了。一个镇上的人，彼此都熟悉，队长夫妇是百里挑一的实在人，人家喜欢我们的女儿，那是看得起呵，哪能却人家的好意？再说做了队长的亲女（干女儿），以后推荐、招工什么的也会有个照应，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队长就成了我姐的亲爹。这个艰难时世结成的亲家，直到现在还难分彼此，情谊深厚。

几年后，姐招工了，到县里的一个国营瓷厂当了个会计。

初中一毕业就上省城读中专，天上掉下的唯一的馅饼也打在他的脑袋上，大哥可比姐姐幸运多了。

妈总是记得那年带着两三岁的大哥去市里，步行走过湘江大桥的情景：大大的脑袋，方方正正的小平头，发育良好的个头，穿着白衬衣、背带裤、大头皮鞋，清清爽爽，神神气气。一路上不断有人摸摸他的大脑袋，赞道，这孩子长得真好！哥总是乐呵呵地还别人一个微笑，让人家越看越爱，直看得心里头痒痒的——要是我家也生个这样的儿子该多好。除了那次得了阑尾炎，大哥的身体一直很好。他身上有两处大的伤疤：一处是阑尾炎手术后留下的，一处就是老爸对他的严厉惩罚。

其实老爸对我们一直都很严，姐弟几个从不敢在外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大哥吃的这个苦头，多半是被冤枉的。那是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大哥和几个同学从一块西瓜地边经过，伙伴里几个顽劣点的就动了偷瓜的念头，眼见四下无人，念头就变成了行动。大哥可没这个胆子，独自站在路边没参与。不料这事还是让社员发现了，孩子们拔腿就跑，大哥也不想让人抓住吃了眼前亏，也就跟着跑。他个子高大，人家一眼就认出是桂英家的大儿子，也就不追了，径直来到我家告了状。

晚上老爸回来听说了这事，发了一会呆，只问了句，他回来了没有？不一会大哥也回来了，忐忑不安地进屋吃饭，吃饭时风平浪静。这是老爸的一贯风格——犯了再大的错，有再大的惩罚等着你，饭还是让你吃饱。吃完了饭，放下碗，大哥就只有等着领赏了。

吃完了吗？坐在火堂边的老爸发话了，你们几个都出去，犯了错的留下！我们刚走出二门，就听见背后一声大喝：跪下！犯了什么事，讲！大哥用眼瞅着老爸，慢慢地跪下，惊恐而急促地申辩着，爸爸，我没有偷，我真的没有偷，是他们偷的，我进都没有进去过！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们啊。老爸的脸在火堂的火光映照下忽明忽暗，比平日更加可怕几分。不用问了，人家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敢抵赖？大哥知道爸是不会相信他了，绝望地哭出声来，爸爸，我真的没有啊，他们冤枉我，我向你赌咒！

把手拿出来！爸的命令里含着一股平时打骂孩子所没有的杀气。大哥想这顿竹板子暴打是免不了了，只得又急又怕地地闭上眼睛，抖抖索索地伸出了右手。不料老爸抽出来的不是竹片，而是一根烧得通红的铁丝！

啊！！！只听见厨房里发出一声惨叫就静了下来。半晌，传来老爸的叫骂声，看你下次还敢跟人去偷！说完打开二门出来，径出大门，扬长而去。每次老爸教训孩子，妈妈总是躲在堂屋的角落里，她认可老爸对孩子的管教，却不忍看到他的暴力。这一次她觉得里面的动静不对，就进来看个究竟，进来就看见大哥瘫倒在地上。妈眼神不好，不知老爸把他怎么了，也不知伤在什么地方，就上来扶起他。突然妈的手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嘶地抽回了手。这才看见，一根铁丝穿过了大哥的右手掌心，虽然不红了，但还是灼热烫人！

霎时，妈的泪水和哭诉潮水般奔涌而出：啊呀，我的脔心肉啊！你怎么造了咯大的孽啰。在哭喊和慌乱当中，妈拔出那根罪恶的铁丝恨恨地打量着，咬牙切齿的哭道，你这个枪打的车轧的老畜牲啊，十指连心鲎嫩的肉呵，虎毒不食儿——你怎么对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天啦！妈又气又急，加上这意外的强刺激，也一下子晕了过去。

我们在外面的几个都闻声跑了进来，一见眼前的情景，哇的一声全都哭成一团……

大哥是我们姐弟当中第一个走进省城的人，正是他的求学经历，把长沙这个地名深植于我的脑海，甚至影响到我人生道路的选择。

那是一个流行军装军帽和革命现代样板戏，流行何纪光《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渔米乡》，流行《一只绣花鞋》和梅花党，流行《流浪者》和拉兹之歌的年代，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放假的大哥从长沙带回小镇的。他不知道，他那个傻呆傻呆地听他讲述省城各种见闻、沉溺于梅花党的故事、欣赏他学到的歌唱打球等各种才艺的满老弟，才是受他影响最深的人——尽管我后来上的是他曾隔岸仰望的高等学府。

那时，要让一个乡下孩子脱胎换骨，大中专院校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地方。其实大哥的先天条件相当不错，长得五官端正、骨格清奇，一米七几的个头，身材匀称，动作协调，颇有运动天赋，以前在家也没看他打过什么球，可去长沙不到一年就成了学校篮球队的主力；这还不足为奇，以前在家从不当众唱歌的他，居然成了校园舞台上的歌手，最拿手的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选段。站在舞台上，面对礼堂里千多号人，他毫不怯场，有板有眼，开口就来：小常宝……他最喜欢唱的还是何纪光的《洞庭》，然而何纪光独特的高音让他无法完成整支歌曲的演唱，只能做一个永远的崇拜者。但他说曾在现场听人完成过这首歌的演唱——是在高校艺术专业学生的慰问演出上，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组合完成的，两个八度各负其责，通过精巧的过渡，整首歌衔接得天衣无缝、余音绕梁。见他回味得那么陶醉，我能想象，那一定是人间仙音了。

我们家就数大哥脾气最好，待人也很有耐心，加上他才貌双馨，富有活力，所以很招女孩子喜欢，用现在网络的话说，还挺有mm缘的。妈总是能记起一件大哥穿衣的事来，那个学期家里给他寄了一套新衣服，卡纪布裤子，白色的衬衣。大哥穿了从宿舍里走出来，看上去很有几分风度翩翩、玉树临风的味道。正好就让几个女同学看见了，就蜂儿蝶儿似的飞过来，嚷着，来看看来看看，什么料子这么好看啊？大哥的脸唰地红了，倒不是因为被一帮女孩子围着拈来摸去，而是为衣服料子难为情——家里买不起的确良，看上去白白挺挺的新衬衣，却是用最廉价的做蚊帐顶的粗布料做的……想到这儿妈就会哈哈的笑，笑过了就目光向下不作声。

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是老爸责骂我们的一句话口头禅。在家时老爸近乎残酷的管教，还是不能阻止大哥成为七十年代长沙城里一个快乐的青年。大哥在哪儿都有一帮要好的朋友，当然也包括几个长沙和地级市的城里哥儿，他们都乐于和大哥结伴去湖南剧院看电影，五一路就是大哥他们青春的舞台和天堂。他们，尤其是我哥，是贫穷的，他们唯一能支付的可能就是一部分电影票，不足的部分和往返的公共汽车票，就只有逃票一条路可走了。他们是那么的拮据，却又那样的快乐，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拉兹，虽然没能遇上妙曼多情的丽达，但在他们的心中，同样会萦绕着那支浪漫忧伤的流浪者之歌。

大哥说那时长沙抢军帽成风，如果谁晚上戴着一顶正宗的军帽在街上走，那比现在一位女士佩着手机走在路上还危险。我哥绘声绘色地讲过他亲眼看见的一桩奇事。也是在电影院门外，常有一群二流子像猎手一样盯着每个男人的脑袋，干什么？抢帽子！现在的猎头公司用在他们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一场电影终了，一个干干瘦瘦、甚至有点猥琐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头上戴着顶七成新的军帽，一个小子向同伴打一声唿哨，就摇摆着跟了上去。就在他伸手抓到军帽的一刹那，瘦男人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掌击在他的胸口，坏小子噗地当场喷出一口血来！瘦男人正了正帽子，骂一句，妈妈的，瞎嗒眼嗯哪！便扬长而去，猎头帮的全都愣在那里不敢动弹……

毕业后，大哥被分配在县粮食局工作，从梦想的天国回到了现实。

哥哥姐姐离家比较早，家里就剩下我和二哥一起度过漫长的少儿期。二哥只比我大三岁，我俩是手足，也是天敌。

那是爸妈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欠的帐好像总也还不动，大哥的学费还得按时汇寄。爸爸的收入就是他在公司的那点苦力钱，妈妈则用血汗换取和积攒着帮助家庭摆脱困境的零散钱，把镇上大部分手工活计做了个遍。我能够想得起来的就有锤焦炭、锤石子、打麻绳、弹棉花等，若不是眼神不好，看不清针线，她也会像外婆一样，揽上那种街头补鞋的活。加上以前做过的拉板车、打红砖，妈妈真是有点饥不择食的味道。妈说，我生来就是个做苦工的命，什么能赚钱我就去做什么，我的眼里只有钱。我吃怕了没钱的亏——身体重要，儿女重要，读书也重要，但没有钱什么都不重要了。

我们很小就当上了妈的帮手，虽然我时常帮的是倒忙。我尝过焦炭碴飞进眼窝子的味道，也吃过小石锤砸破自己手指的苦头，但真正能帮上点忙的就是打麻绳了。

幸亏那年月机械化程度不高，好多东西都要靠手工来生产。不然，我妈就不能和许多街坊邻居一样，排着队去生资仓库领苎麻，就不能有这样呆在家里、不用日晒雨淋就能赚钱的活计。原料领回来了，就把那粗条粗条的有点僵硬的苎麻泡在水里，泡上两三天，泡软了撕细了就能打小绳了。打小绳是个很费手的活，简单但要一点技巧。把一个绳轴固定在墙上，织一个绳头作引子，够长了就甩绳转动轴子。骨碌骨碌转动的轴子，让手里的引绳产生了绞力，这时只要连续喂进一小根麻丝，就能持续地织出小绳了。就这样边摇边喂，边织边退，一直从二门退出门外，退到街道边上，手里便有了一根二十多米的细麻绳。将小绳收回绳轴，再重复前面的编织过程。妈很快就练熟了，只见她手上甩得不紧不慢，松驰有度，起伏有致，越离越远的绳轴平稳顺畅地滚动，麻丝一点点被吃掉，匀匀整整的麻绳从妈手中吐出，不绝如缕，显得轻松自如，颇有诗意。

说诗意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手的皮肉，岂能与快速滑动的粗糙的苎麻较劲？一天下来，妈的手上就磨出了一串血泡，再做下去，血泡就破了水，就划出了血。日子一久，妈的双手就磨出了老茧。看着妈妈来回取麻挺麻烦，我就把木盆里的麻丝捧出来，分成两三堆放在妈妈必经的路线上。妈见了对我莞尔一笑，仿佛在赞许，还是我满崽疼娘呵。哥也很快学会了这门技术，有时还打破了妈的纪录，一趟直走到了马路上，引得人们啧啧称奇。而我却一直从事着撕麻和运送这样的简单劳动，怎不叫人忿忿不平，跃跃欲试？

架不住我的胡搅蛮缠，二哥就让我也试试，一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起初我甩不好绳轴，转转停停，急得二哥几次抬起手想替我，但被我坚决地挡开。一会就能转起来了，我就手忙脚乱的喂麻，掌握得不好， 一不小心被吃进去一大把，绳子就变得太粗；有时快了又跟不上，绳子饿得像根细小肠。二哥就冲上来抢我的活，说，别耍了，你打了也是白打，根本就要不得，还要害我们为你拆开！我死死地揪住绳子不放，嚷道，拆就拆！你开始学不也和我一样吗？二哥急得直跳脚，几乎要哭了，终于对我动了手。我会走路之前就没怕过他，打我？非得加倍打回来！这一追一闹，起码停工半小时，还得让忙着家务的妈妈来救场。

打绳的最后一道工序才能真正体现我们母子三人的团结协作。妈妈守一条大长凳，凳脚抵在二门的门坎后面，不能移动，凳的一端装着一个大摇车；二哥坐一条小长凳，一端装着一条小摇车，凳下铺着两块木板子，作为小凳的滑道。我就捧着个工字形、两头各有一个状如子弹头、深刻着三道沟槽的木头疙瘩，人们管它叫舵。我就用舵杆来来回回地递送小麻绳，当两头上上下下布好六根细绳后，我就把木舵尖头向后，将六根细绳归入它的上下六道沟槽中，就等两头摇车了。眼看一切准备停当，妈妈和二哥就沿着顺时针方向，同时摇动了手摇车。每一根细绳都在收紧，两组细绳在我的木舵后面嘶嘶响着，魔术一般结成了麻花一样的粗麻绳。打麻绳的拧劲儿推动着我的小木舵，拉动着二哥的小板凳。

小板凳它滑动着，滑过我们哥俩灰色的童年；小板凳它滑动着，缩短着我家贫困日子的长度；小板凳它滑动着，拉近着母亲和孩子的距离，让我们愈来愈清晰地从妈妈挂满汗珠的脸庞上看到未来的曙光和生活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我第二次与死神不期而遇了。

姐姐和大哥在家的时候，我们常去他们下放干活的地方玩，荷叶塘就是一个让孩子们流连忘返的地方。这塘曾经是个十多亩的大水泽，整个水面都铺展着田田的荷叶，红花胜火，绿叶清芬，水塘因此而得名。学大寨那几年，水塘的一大半被辟为稻田，仍不失沼泽的特性，插秧的人插着插着，泥水就陷到了大腿根部，得递过扁担才能把人拉出来。围剩的小塘盛况难再，只在死角里支着几朵野生的孤荷，留下一点往昔的记忆。

夏天来了，二哥照例要带着我去荷叶塘玩水。荷叶塘边有个小村，就是鸣哨催工的三胖子的家，她的母亲张奶奶是一个仁兹善良的老人，成天屋里屋外地照应着家，见了客人总是招呼着进屋坐，端茶送水的拉家常，对我们这些吵吵闹闹的孩子也是百般宽容、疼爱有加。

那天中午，我们七八个孩子在三胖子家门前的洗衣码头边玩得很尽兴。不知是谁从哪里拖来一条半米见方、三面钉着小边框、形如箢箕的小泥船，那是社员们整田时，用来拖运多余的淤泥用的。二哥会一点游泳，只见他趴在船上，尽情畅游，毫不费力，像神仙一般快乐。我是个旱鸭子，只敢攀在码头的大青石上用脚打水玩，或者站在条石上捏着鼻子，傻乎乎地跳上跳下。看着二哥枕着泥船，躺在水面，任阳光晒着肚皮，一动不动地享受，我心里真是羡慕透了，就忍不住喊，哥，能不能带着我一起玩？

哥听见就翻了个身，从木板上滑进水里，一会儿冒出头来，抹去脸上的流水。好啊，你来啊，我带你坐船来个《渡江侦察记》。二哥过来了，我在岸上高兴得直蹦。我趴在上面抓住船帮，船尾刚够我的小鸡鸡处，我的胸口突突直跳，鼻子几乎贴着水面，滟滟波光就在眼底。二哥抓住船的两边，叠在我的身后，说一声出发了，就推着我游向塘心。第一次与深水亲密接触，第一次感到脚下无根，身体悬空，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二哥游泳也是三脚猫功夫，他那点气力还不足以既提供推力又保持小船的平衡，就在他像个蹩脚的青蛙一收一蹬的时候，涌起的波浪让我连连呛水。我又急又怕，哭叫着要返回去，二哥一急也没了主意，停止蹬水，拔动着小船开始转弯，这一转，就连人带船倾覆了，我来不及喊出声，就一头向水底栽去。

岸边的孩子听见一声水响，抬头一看，发现兄弟俩突然不见了，只有底朝天的小船在水上飘着。孩子们都听过罗莎鬼的传说，说是这种水鬼会变成小孩子在水边玩，引诱小孩甚至大人下水，然后把他们拖下水弄死，作为它的替身，然后它就可以投胎做人了。一见我们哥俩出了事，其他的伙伴争先恐后地跳上岸，好象塘水突然烧开了似的——谁都怕罗莎鬼来拖住自己的脚呵。上了岸的就拍着屁股惊叫：罗莎鬼啊，有人落水了，淹死人了，快来人啊。

岸上大乱的这阵功夫，我和二哥也没闲着。一入水我就想喊叫，但声音没发出来，水倒是慷慨地灌进来了，我只能在水里听到自己口里哇哇哇的灌水声，二哥几度潜水想来拉我，但他又急又慌地迷失了方向，自己也耗尽了力气，只有在水面挣扎翻白的份了。在水下的我没有挣扎几个回合，就失去了知觉……

屋里的张奶奶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孩子的喊叫声，就走出门来，手搭凉棚向孩子们指着的方向望去，只看一个孩子的头在水面时沉时浮，就急得什么似的跌足抚掌，啊呀，造孽呵，要出人命了。

当时大人们都到远处出集体工去了，一时半会赶不来，奶奶突然想起西屋某人家里有两个木匠在做家具，不知他们会不会水？先叫来再说吧，救人的事还是男人有主意。两个木匠扔下活计就跑到岸边来了，跳进水里就在水中猛击三下——据说这一招能惊走水里的罗莎鬼。他们两三把就游到塘中央，拉住了二哥的手。二哥几近虚脱，眼角不知流的是水还是泪，挣扎着只能说出几个单词：弟弟，下面，还有……木匠明白了，下面还沉了人。就一个猛子扎下去，贴着泥底摸索着，突然，他摸到了一颗大脑袋……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横着俯卧在木匠的大腿上，那是他在帮我倒出胃里大量的水。人们嗡嗡的声音我听不清楚，觉得有点恶心，还有点内急。我就说了句，我要上厕所。听到我说话，人群中再次暴发出嗡嗡声。当我在厕所上呕下泻的时候，村子里突然传来妈妈的哭叫声：你们别拦我，活的你让我见个人呵，死的你站我见个尸，见不着他我不甘心呵，我的崽呵他人呢？几个架着并劝着她的人说，没事了，你崽在上厕所。妈就嚷着要到厕所看，就是死了你也让我看看他啊，我受得了，我不会寻短见呵，不要把他藏起来啊，求求你好人，让我看看他……

我轻轻地推开了厕所门，妈的哭声立刻就休止了。

被救后的一天，我们兄弟俩在姐姐和大哥的带领下，提着几包糖果，一一谢过了三位恩人。大哥说，我代表爸爸妈妈和全家谢谢你们，要不是遇上你们这些大救星，我们家就丢掉了两条命。妈听了纠正说，不对，是三条。

大难不死的兄弟俩应该有点后福了吧？谁说人世间有这么个公式的？如果二哥是个不爱读书的孩子，那他的后福真是来了。

他也遭遇了曾令姐姐肝肠寸断的两个字：推荐。二哥初中毕业那年，区中学升高中的指标有限，推荐率低，二哥不在推荐之列。他几乎重复了姐姐当年的痛苦经历，也在房里不出来，但没关门，而且像个女人一样的有哭有唱：呵呀，这是个什么社会啊？我不是不想读书呵我不是不会读。我门门打九十多分呵他们不让我去，人家数学才打四分呵他还有书读，呵呀这做人还有什么意思呵……我好奇地守在门口看，他也不收口，重复地哭唱着那么几句：人家数学才打四分呵——他泪眼婆娑地冲我伸出四个手指头，张着嘴望着我，似乎想从我的目光中搜索到一点同情，一点也不害臊——他还有书读！自顾着把这一句哭完。

这次来劝的是爸爸，那可没什么好声气。哭哭哭什么？看你哪里还有半点男子气！哭有什么用？家里不是在给你想办法吗，实在不行就跟着我拉板车，照样有碗饭吃。还好，躲姑妈的姑爷的姐夫在学区工作，帮忙让二哥到十几里外的一所公社中学去读高中。

哥姐三个都离开了家，我一下子落了单，心里非常想念他们。虽然我和二哥在家的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不哭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去学校看看他。我只知道出镇向西，沿路一直向着日落的方向，走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穿过层层叠叠的山林就能到二哥的学校了。

挑了个大晴的周六下午，我推着一个铁环就独自上路了，心想，要是找不着二哥，我还这样推回来。独自走这么远，而且目的地不明确，在我好象还是第一次，一会我就走到了石拱桥头。桥头高大的古树上栖着一群怪鸟，看见有人过桥就俯冲下来喙人，吓得路人拼命的挥手甩衣服，一群当地的孩子专门守在桥头看热闹。我在桥头踟蹰，巴望着跟个大人走过桥去，可是没有大人过桥，那些孩子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这时候我带的铁环派上了用场。我把支铁环的粗铁丝拴紧了，套着铁环在头顶呼呼地挥舞着，壮着胆子跑上用巨大的黑色条石垒成的桥拱，吓退了怪鸟的两三轮空袭，安全地跑到了对岸。那帮孩子觉得不过瘾，哇哇地喝倒彩。我在心里琢磨着：坏东西，看你们上街来我怎么收拾你！

可惜现在再没有那么凶的怪鸟儿，也再没有那么多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的的坏小子了。

到底是能往一个公社所在地，去路还是明显比普通的田埂要宽。顺着这路，迎着透过密林的秋日的阳光，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山丘，四下里都是风吹草动；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落，尾随的是家犬的狂吠，也有村里的孩子把羡慕的目光投向我推着的小铁环。就像一次童话般的历险，我这一路上都觉得畅快而又刺激。

顺着一位大爷的指点，我终于看到田垄的对面，在夕阳的阴影里，有几排掩蔽在腊树丛中门窗很多的平房，那就是二哥就读的公社中学了。

二哥是寄宿生，正和几个同学在打篮球，一见我到来很意外，高兴地招呼我过去，你来了刚好，我们六个人分边打半场，我就丢下铁环上去凑个数，正好我们兄弟俩分在了一边。二哥明显地长得高大了，打球非常勇猛，左撇子出手防不胜防，投篮还有点准头，我几乎没怎么摸到球，我们这边就赢了。

打出一身臭汗，大家就到塘边去洗澡。他的同学下水了，二哥也要去下水，我站在塘边独自出神：出事被救的那天下午，穿过越聚越多的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群，妈妈背着我回家，不让任何人替换她。我的心狂跳不止，咚咚地棰打在妈妈的背上，从那以后妈总担心我的身体，说是水呛坏了我的心脏。在路上，妈妈挨着我的脑袋说，满崽，以后再也不要下水了，好吗？我用力地点点头，泪水洒在妈的肩膀上……

嘿，下来不，水里真好玩！哥的同学在喊我。来就来！我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扒了个精光。

二哥经常半个月或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按理说哥俩分开久了，应当情同手足，相敬如宾了吧？切，小孩子的事哪有那么简单！

老满就是老满，它是被惯坏了的孩子的代名词，呵呵，我那门子坏法真是謦竹难书。我们姐弟过生日的时候可没有蛋糕蜡烛什么的，都按妈定的一个规矩：谁过生日就奖蛋吃，一岁一个蛋，五岁五个蛋，以此类推。但不管谁过生日，都要向我交一个税的。轮到我过生日的时候，对不起，照单全收，吃得满口蛋黄，谁也不给。妈就说，不要小气，下次哥哥会还你。我不干！到了第二年哥生日的时候，他真不交税了。那是他不知我这小小税干的厉害，一阵哭闹之后，蛋还是有我吃的。

做好菜的时候，妈就每个人装一小碗，一两天的菜都在这了，自己安排着吃。我觉得这种取消大锅饭的做法，就是专门用来来治我的，很有些愤愤不平，但我自有对策。第一餐吃得最潇洒的是我，好鱼好肉全选光。二哥最节省，喜欢从碗的一边吃起，见什么吃什么，层层推进，不像吃饭，倒像像采石场在的施工。接下来的几餐，我一放学就跑着回家，装了饭在每个人的碗里偷点好菜，吃完了躲到旁边等他们回来。不出意料的话，二哥一打开碗柜就会大叫起来：他又偷吃了我的肉！

在我持之以恒的折磨之下，二哥真有点神经质了。我加入红小兵的时候，怀着对组织的无限崇敬之情，我特意请二哥为我填表，因为当时他的钢笔字写得比我好。我们三兄弟本来都是一字之差，不知他是由于高度紧张，还是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居然在表上误填了他的名字，这如何使得！我立马跺着脚转着圈子在屋里哭闹开了。二哥急了，忙用橡皮沾了口水去擦，一擦不要紧，干干净净的表格被他擦破了一个洞！我觉得天一下子就塌了，感到神圣的政治生命正在消亡，声嘶力竭地滚在地上大哭。二哥左哄右哄不住，哭丧着脸把表格往桌上一扔，负罪潜逃了。我就这样躺着哭闹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爸妈晚上回来。妈妈一摸我的头，烧得直烫手，送我到医院，一检查，得了急性肺炎！在医院一住就是两三天。

小时候住院我有三怕：怕打针，怕听见妈妈叹气，怕看见妈妈守着我时一脸的无奈。但我总是在与二哥的战斗中忘记了这些。

二哥从学校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做饭吃。家里有个小高压锅，够煮三个人的饭，他常常煮上一锅一个人就吃光了！那天他又回来了，正在享用自己开的小灶，我——他的小天敌碰巧也放学回来了。我一见现成的有吃的，二话没说拿了碗就来装饭。二哥见了就扑上来夺锅子，弟弟，求你了，哥还没吃饱，等我吃完再煮给你吃好吗？我不肯，哥就夺走了饭匙子。这难不倒我，我提着锅子四下找，找到了炒菜用的弯头的铁铲子，继续往碗里装饭。二哥这才真急了，又上来抢，抢走了铁铲子。这还是难不倒我，我直接用手就抓了一把饭放在口里，一边大口吃着，一边用挑衅的目光盯着他。二哥怕极了我这无赖似的纠缠，他绝望地哭叫着冲上来和我抢饭锅，一边挥舞着锅铲想吓退我。我死死地抓住饭锅不放，他的铲子挥舞得很有力，但都恰到好处地在接近我手臂的地方停住了。我一双手哪有抢不过他一只手的道理？我猛的一用力，锅子就几乎被我抢过来了，这时我觉得右手的前臂上麻了一下。

二哥放开了手，我抢赢了。

我低头一看，手臂上有了异样的情况：我的手背被二哥用铲子刨开了一个月牙形的、白花花深幽幽的口子。就像在水田边上掘开了一口井，水很快地从四壁渗了出来——泉涌般的血水很快积满了伤口，滴答滴答地掉在地上。我抬头看着二哥，看得他直发怵。二哥怕我报复，当地扔下铲子，失魂落魄地逃走了。我的哭叫声吸引了正在屋后做鞋的外公。一见我的伤口，经历过战争的老人立刻找来一条干净的布条，把我的伤口紧紧包扎起来。外公背不动我，急得直嘟囔，咯何得了？何得了！

他浑身哆嗦着大声喊：桂英，桂英啊，快来啊！

新医院离我家不到一公里，妈背着我走了一半就走不动了。我说，妈妈，我自己能走。妈说，不行，走动了血流得更多。满崽啊，你也知道体谅妈妈，怎么就不让妈安生几天呢？

平生第一次有了打麻药和直观外科手术的经历，看着医生在我手上的烂肉堆里拨来剪去，血一股一股地与护士手中的纱布较劲，擦了又来擦了又出，直到缝上针包扎好。听了我的描述，妈的心里如刀割一般，搂着我泪如雨下，崽啊，那不是流了两碗血么？拜二哥所赐，在我右手戴表的位置，从此留下一块剪不断、理不乱的半圆的手表疤痕，也从此有了晕血的毛病。

老爸那时在七宝山西麓的一个煤矿装卸队里做事，我们去医院后他正好回来了，二哥一连两天都在家门外徘徊。二哥是个出了名的硬骨头，一般不惹事，惹了事必有原因，所以爸的抽打常常被认为是对他的冤屈，他不哭不闹也不申辩，任你把一把竹条打得只剩几根短竿，打得你气喘吁吁不想打了为止，讨饶是不可能的。等你走了，他再独自用泪水修理身上青一条紫一条的伤痕。爸不会说调皮话，不然他也会说上一句，I 服了 YOU！

我是全家公认的叛徒，犯了错了心怀鬼胎，一有风吹草动，反应极快。吃了饭才是打人的时间，爸的跪字还没说出口，我就把一个标准的跪姿摆好了。眼见竹条要抽下来，我会窜起来抓住爸爸的手，拼命地吊着，哭叫着我认错我认错，别打我呀爸爸。老爸也就下不了手，常常把一场痛打化为一段对我所有罪状的综合训斥：

你知错吗？知错！
还耍不耍性子？不耍！
还淘不淘气？不淘！
还逃不逃学？不逃！
还敢再犯吗？不敢！
以后老实吗？不老实！

说起来，哥姐他们还是希望我犯点什么错的，只有那时他们才有了好戏看，才有了出气的机会。有时遇上实在逃不脱的一顿打，我夸张的哭叫声也能引来妈妈和外婆保驾。

这一次不知道等待二哥的会是什么？

二哥在门外看到了爸爸的身影，瞅准了机会跑进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语未出就先哭醉了。爸爸本来作好了准备，一捆超大的竹条就放在桌子上，冷不防二哥突然跪倒在他面前，老爸不免感到心中一悸。第一次，儿子第一次以如此忏悔的姿态跪在自己面前，没有倔强，没有对抗，甚至渴望着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老爸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憾，仿佛就在这一瞬间顿悟了什么。父子俩无声相对了十来分钟，老爸抓起了桌上的竹条，二哥把身子伏得更低了。

你抬起头。老爸说，崽啊，我也打了你十几年了，你们都让我打遍了，你哥的手心我都穿过。我打你们，无非是要你们长大了能成器，不要走上了斜路，你知道吗。你现在不说我也知道，你后悔了，你知错了，你懂事了。我一直打你，作死的打你，要教你的就是这个。老爸把那把竹条递到二哥手中，说，拿去，到火堂里把它烧了吧。我不打你了，爸爸再也不打你们了，你自己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吧。

从那以后，爸真的再没有打过我们。

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爸这一辈子却刚好混了个相反的，即便是做装卸工这一行，也一直做到了十里外的山沟里，最后在那里提前下岗回了家。

他们一起有近十个装卸工，一起住在煤矿大门旁的一排平房里。每当有运煤的汽车来了，司机就拼命的摁喇叭，老爸他们就各自扛着一把铁铲走出来，爬上汽车，去煤场装煤。他们的铁铲可不是工程兵使用的那种小铲，起码要比两倍还大，扛在肩上就像孙悟空扛着一把芭蕉扇一样。铲把很长，方便了工人把煤铲过头顶，越过大卡车高大的车帮，铲把一转，煤便匐在车厢里。由于常年重复着单一的用手的力气活，装卸工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人人都长着一双粗壮有力的胳膊，个个都像变形金刚似的。老爸双臂的肌肉非常宽阔，右臂上金铜色的长疤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那么大一道伤痕，居然对他从事这种体力活没有丝毫的影响，不由叫人啧啧称奇。老爸他们不知疲倦地一铲一铲地往车上铲煤，装满了就用铲子屁股把松散的煤面拍得结结实实、平平整整，叫一声：走！一辆满载的煤车就轧过黑芝麻糊一样的泥水，摇摇晃晃驶出了矿山。

粉尘飞扬的煤场旁边有一间低矮的平房，那就是矿里的食堂，老爸他们一天三餐就在这里吃蒸钵饭。一小份菜，一小碗汤，再苦再累也就这么吃。我从小就看到老爸喜欢大口地吃饭，用筷子快速地往口里扒饭，扒满了一口才开始咀嚼，咽不动了才填一小口菜进去，他这吃法真是既高效又有味。老爸至今仍保持这样的吃饭习惯，只是风光不再，常常噎得浑身乱颤。吃完饭了就喝点汤，大家坐在桌上闲聊一会儿，说到闲聊老爸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故事。

那一年朱总司令逝世了，接下来就是毛主席，很长的时间，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队里面有个没心没肺的愣小子，偏偏喜欢乱说话，那天就栽在我爸手里了。老爸这老一辈的人对毛主席可是很有感情的，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他老人家的逝世，半人半神地缅怀着他的丰功伟绩。坐在老爸对面的愣小子忽然就来了灵感，眉飞色舞地说：我对中央领导的死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你想啊，猪（朱）死掉了，毛就肯定要脱了嘛。当别人还没听明白的时候，我老爸早就腾地站起来，越过桌面啪地给他一巴掌，把那小子给打傻了。老爸把手中的汤碗在桌上重重地一顿，砸得汤水四溅。你这个蠢猪！不会说话就别乱说，你怕是想死了你！那小子情知理亏，捂着脸再没吱声。

爸也不再说话，在场的人听懂了就听懂了，没听懂的老爸也不再吱声。文革以来这样的教训太多了，这种情况要是上纲上线，那傻小子给打成个现行反革命也不足为奇，老爸当场打了他，不如说是制止和挽救了他。

和二哥一样，老爸也成了家里的走读生，只有周末才回来。回来也不闲着，总要鼓捣一些事做，要么把家里凹凸不平的地面用三黄泥打一遍；要么近水楼台先得月，从煤矿捎回上好的块煤和无烟煤，带着二哥和我做耦煤。我们家这一段的日子过得淡泊而又宁静，想来是距离产生了牵挂，分别聚集了亲情。

有一天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爸爸忽然神神秘秘地要对我们说一件事，要求大家一定要严格保密：听说毛主席的老婆被党中央抓起来了！

没几天，街上就出现了以钢铁厂工人和区中学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镇上像过年一样热闹，人们手拿花花绿绿的彩旗，喊着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把小镇上仅有的几条街游了个遍。镇子太小不够游，意犹未尽的人们就一直游到了镇东边的一个公社。

总有一股风从西南吹来，撩起妈妈惆怅的思绪。

家里人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读书，做手工没有了帮手，妈妈眼看着就闲下来了。妈妈闲不住，就大胆地往前走，大胆地走上了西南之路，悄悄地干起了一件有可能惊天动地的事——贩白糖。

数几十年来，我国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买什么都要凭票的，价格倒是稳定，就是供应捉襟见肘。就说白糖吧，小镇紧邻全国最大的蔗糖产区广西，可逢年过节看病人，糖却成了稀罕物。地理位置的优越和物产的巨大落差，曾引得不少人铤而走险，但结局都不怎么光彩。这些外出做生意的人都被视为流窜犯，或是投机倒把分子，被公社派出的民兵从外地抓回来，荷枪实弹的押着，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

宣传往往有它的负面效应。可能连策划这游街示众的领导也没想到：对大多数居民而言，这种活动的确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而对我妈却是一个莫大的启发。

每天天不亮，妈就开始行动，提着竹篮去钢铁厂附近买鸡蛋，赶贼墟。为什么叫贼墟呢？那就与钢铁厂有关了。厂里有上千号职工，光靠镇上食品站那点生活供应，工人老大哥如何能满足？于是就自发地冒出了一个墟场，周边的社员都把自留地里出产的蔬菜，还有家里的鸡鸭鱼肉都挑来这里卖，但又怕镇上抓，一切交易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进行，太阳一出来就散了，这就形成了远近闻名的贼墟。这种贼墟的影响极其深远，几成一种民俗。时至今日，小镇也赶不成个全天的集市，要买东西就赶在上午，不然下午就保不住能买到什么东西了。

说不上小镇在湘桂线上算是几等小站，那时每天各有两班往返西南的客车，上午去，傍晚回，绝佳的时刻安排。当上午往西南的火车到来之前，妈妈已提了满满一篮新鲜鸡蛋站在月台上了。外人一般看不出来，她的竹篮是双层的，大篮子里面套着个小篮子，偶尔还有一两个布袋子。唯一在家陪伴妈妈的我就看惯了她变的小戏法。

那场面现在回想起来，真像一部反毒警匪片的情节：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妈妈左右开弓挎着两只满满当当的篮子，上面盖着空布袋。在我做作业或睡觉的时候，妈一个人唏唏唆唆把篮中白色塑料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放进祖传的已经弃用的粮柜里，不久就有了大半柜子。就有外乡的人找到我家来了，二三包、三五包地从我家把那白色的东西拿走，有的嫌不够，悄声说，多给两包行不？妈说，没事呢，尽管拿。再出去时，妈带的空布袋就多了起来，回来时手里挎着，肩上搭着的都是那东西，累得满头都是汗。还有几次，也许是约好了，平时里来拿货的外乡人和妈妈一起回来了，居然满满地挑了两大麻袋！当然，那都是在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白糖，而不是什么白粉。干这一行效益似乎还不错，到最后妈妈下车不干以后，家里好像再也没有提过欠债的事。

那几年，妈成了湘桂线这几趟列车上的大名人，除了个别火车司机以外，包括车长、乘警在内的所有乘务人员都认识她，都熟络地叫她老女人。其实那时我妈只是四十出头，岁月的风霜完全改变了她应有的容颜。从陌生到熟悉，铁老大们慢慢喜欢上了我妈妈，她其貌不扬，却很会讲故事，讲笑话，不经意间还从嘴里嘣出几个新名词，很是逗乐。列车员们喜欢把她请到餐车里，海阔天空，说说笑笑，打发着寂寞的行车时光。于是，每当火车进站，列车员就探头探脑地找我妈，并把她大件小件的东西从窗户里接上车去，让受够了铁老大冷言恶语的普通乘客羡慕不已。

妈不是个小气的人，时常记得给车上的带些鸡鸭鱼蛋或是本地的土特产，他们有时给钱，有时不给，妈总是客客气气，其实她的心里也有一本账。投桃报李，有时什么车票、行李费之类的人家也就不会严加查问了。妈常去的地方有桂林，可她至今不知阳朔为何物。列车员混得熟了，也发现了她的秘密，那一次就把她堵在车下了。老女人，今天不要回去了，沿着漓江去阳朔看看吧，赚这么多钱干什么？妈就笑了，好姊妹呵，我哪像你们国家的人呢？你不要说阳朔，就是阴朔我也看不起啊。

贴己话儿说得多了，妈就忍不住说了中秋的故事，拉住年轻的列车员的手说，我那造孽的女儿也应当是你这样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引得列车员也跟着她垂泪。人家动了情，就自告奋勇要去永州站去找那个许家姑娘，妈说不用，我自己去。

有个秘密在妈的心里隐藏了很久——有一次她真的在永州站下车了，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寻寻觅觅，看见穿铁路制服的姑娘就打量，弄得人家手足无措地整头摸衣。终于，在出站口的检票处，妈看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小姑娘，长得就像传说中的样子，就像自己的满儿子！

妈久久地呆呆地凝固在那里，没有任何行动和言语，唯一流动的，是她红肿的眼睛里的两行热泪……

大哥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爸妈肩上的担子明显地减轻了，爸爸更是把教育两个在校学生的重任移交给了大哥。

那天停了电，一家人守着一豆煤油灯，正愁没什么消遣的，爸爸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张《人民日报》，郑重其事地交给大哥说，你给全家念一念。就在那天晚上，我认识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数学家陈景润，另一个就是以写陈景润一炮而红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原来爸爸要大哥念的，就是《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文章很长，好像一个全版都没载下。

大哥不紧不慢地念起来。刚开始我们还对爸爸这一本正经的行为感到好奇，但没过多久，精彩的故事便一下抓住了大家的心。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大哥就以他的理解给大家作出解释。我没有驰骋到文中描述的数学王国里去，却看着那透着灯光的密密麻麻的铅字出了神，心想作家真是太伟大了，怎么就能把故事写得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呢？听着大哥的念读和讲解，大家都那么认真而又安静，各自陷入了思考和遐想……

就像讲评一样，听完这篇文章的全文老爸就说话了，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学哪一门做哪一行，只要认真努力都能做出成就。我妈扑哧一声就笑了，说，老头子，你在装卸队拉板车又出了个状元在哪里呢？你莫打岔！老爸不理会妈妈的抢白，继续说道，你看人家陈景润多么刻苦努力啊，吃饭走路都在思考问题，头都撞到水泥柱子上去了。你们在学业上、在工作上要是有一半这样的努力，也能干出大事来啊……

老爸变了，从那以后明显地变了，由一个暴君慢慢变成了一个通情达理、多愁善感的慈父，这种转变当年谁也没有想到。

就像要验证一下这种转变似的，未来的姐夫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的家门。

那天将近中午，一辆南京戛斯吱地停在我家门口，副驾驶位子上首先下来的是姐姐，司机随后也下来了，好像下了个什么决心似地擂进屋来，对着妈妈大声地问候一声：老伯娘，您老家好啊！此后便无话。妈客气地说了句，师傅你请坐。来人约摸三十年纪，五短身材，一脸的憨厚。接下来的气氛似乎不太对头，姐姐似乎总对那司机有什么暗示，但没有人再出声说话。

妈妈把姐姐叫到里屋，问她是怎么回事，才知道这就是姐姐的对象。不料妈一下子沉下了脸，说，我只道是送你回家的师傅，哪晓得是你要嫁的人！禾秀呵，我看这人不行，妈阅人多了。他不行！连你爸都不如，你看我这一辈子跟你爸过的什么日子？姐姐说，妈你怎么看一眼就下结论呢？他是个很好的人，都说他老实本份。妈劈面就打断姐的话，老实本份能当饭吃吗？我看他面试就不合格，你赶快回了人家！姐说，妈！你不要急着否定啊，人家出身好，当司机，还是局长做的媒……我不管你是谁做的媒，妈劝你不要鬼迷了心窍，终身大事，你听妈的没错！

我听你的没错？以前有人追我的时候，也是听你的，没有找。现在我二十四五了，你还是这挑三拣四，跳沯的你说太跳了，老实的你又说太老实了，我的娘老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姐的犟劲又上来了。妈也不客气，你娘老子不相怎么样，我不想你再走娘的老路！

接着就重现了母女对抗史上似曾相识的一幕：姐在里屋的床上趴着，一言不发；妈在门口坐着，更是一副不转乾坤不回头的架势，不理也不劝地僵持着。夹在母女两人中间，爸爸像一头丧失了威严的老狮，来回踱着步，频频发出声声叹息。镇上不久前恰好出了一件大事，某人家在外工作的女儿，也是回家就婚姻的事征求父母意见，遭到父母一致而坚决的反对，女儿一时想不通，就投塘自尽了。最后，老爸还是把劝说的目标锁定在妈妈身上，他也没多说什么，就说了这层担忧——儿孙自有儿孙福，无论禾秀嫁给谁了，好歹还有个女儿在眼前，如果真的寻了短见，那就是号天打地也没有用了……

妈妈长叹一声，泪眼双流。蠢女呵，这到底是娘的命不好，还是你的命苦啊！妈深深地沉湎于一片悲悯之中，仿佛她真切地看到了二十多年后的情况一样。作为当时当事的见证者，我不免深以为奇。

第二年，爸妈就做了外公外婆了。

当大姐抱着一个粉嘟嘟的胖小子走进家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喜笑颜开，姐未嫁时的那点不快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候计划生育已经抓得比较紧了，好像在与政策赛跑一样，大外甥没满周岁，小外甥又出世了。

中秋丢了，大姐成了家中的独女王，比她小的只有三个弟弟。生了孩子，还有工作，她就向家中求援，想着妈妈过去给她带外孙。妈听了缩身而笑，别拉我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这一辈子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嫩毛毛嫩肉的我可伺候不了。当时即将小学毕业的我正在放假，妈就说，你满老弟好耐心，喜欢逗小孩是街上出了名的，你请他去啊。姐就问事我去吗？男孩子心性，出门三里就新鲜，听说可以去四十里外的姐姐的厂里，我心中暗喜，很高兴地就答应了。

我居然还把外甥带得像模像样，除了姐姐的那次晚归。那天姐姐说离开厂里去县城报账，中午就会回来，我想了想，姐在家里的时候不也是我抱带着玩吗？我就轻轻松松地答应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外甥哭了起来，怎么哄也不灵了，我就用童车推着小家伙到户外去玩。小车在马路上轻轻地颠簸着，小家伙竟然破涕为笑，只要不哭就好，我一高兴就推着他走出去好几里地。

看看中午过去了，小外甥吃的烂稀饭已经吃完了，我找不到米在什么地方，只好把吃剩的米饭加上点开水放在煤油炉上煮。煮到水份刚好的时候，我把锅里的米饭拌糊拌糊了，凉一凉，总算把小家伙喝饱了。眼见得天黑了下来，依然不见姐姐的影子，偏偏这时候外甥闹起了肚子，连着拉坏了几条垫布，已经没有干的用了，而且小家伙一到晚上只认娘，我就是使尽十八般武艺，他也再不吃我那一套了，只顾着号啕大哭。忽然远远地传来姐姐急匆匆跑步和呼唤孩子的声音，我热热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赶在姐姐进屋前的一刹那用袖子擦干了泪水，只有不争气的眼睛太明显地红着……

那时候，二哥从全国最不重点的高中毕业了。回家没什么事做，又是农村户口，就子承父业拉起了板车，搞起了装卸——说实在的他还不如老爸呢，老爸好歹还是国营运输公司的工人，吃的是国家粮，他呢？嘿嘿，只不过是生产队临时组成的与国家队抢饭碗的小集体的一员。

二哥个头不算高大，却有着惊人的暴发力。学校参加区里的比赛，一百米接力赛他跑最后一棒，在乱糟糟的接力区，他挥着接力棒如虎蹈羊群一般几乎超过所有的选手，把最后的冠军获得者也吓个半死。那时有个奥运会也没有的项目叫扔手榴弹，他别别扭扭地用左手拖着颗手榴弹，脚下生风地助着跑，两侧的人群呼拉拉地闪开，只听他大喝一声，就扔到了四五十米开外，自然是没有对手了。只有跳高是他的弱项，就像一个无师自通的飞行员，只琢磨透了上天，却不知怎么落地，他跳到一米六以上身子就会平飞出去，生生地板在太小也太硬的砂坑边沿。摸着差点摔成两半的屁股，他不再理会教练的鼓励，就这么自动弃权了。多年后，我们一起看朱建华打破跳高世界纪录，二哥一拍大腿说，他奶奶的要是那时候有人也教我背越式，我起码也能跳它个一米七八！

二哥是初生的牛犊，有的是蛮力，做事也不会偷懒，大大小小的伙计们都很喜欢他。干完了活，大家就在一起找乐子。乐子不少，敢玩的不多，最后大家就凑在一起来喝酒。一个瘦瘦筋筋的、二哥平时不怎么看得上眼的懒汉盯上了他，说，老弟啊，做事我没有你那身力气，喝酒你可要甘拜下风呵。二哥是个直筒子，顺着对方的口气就回了话：我为什么要甘拜你的下风呢！伙伴们叫一声好，两只头碗就摆上来了，咕嘟咕嘟一顿好倒。

家乡人最爱喝的是一种米酒，最多不过二十来度的样子，不常喝的很容易轻视它，大碗大碗地喝开去，谁知它一般不醉人，醉人不一般，真要醉得深了，两天三夜都起不来。那是二哥第一次喝酒，也是他至今喝得最多的一次。不知道喝到第几碗的时候，对方踟溜一下滑到桌子底下去了，帮对方的几个人还嚷着要二哥喝完碗里的，一只宽厚的大手抢下了他的碗。

二哥眼看着酒劲就要上来了，扶着桌子说了句我——回去了！转身时用力大了点，本该转个90度的，却转了个180度，与想陪他走两步的伙伴来了个面面相觑……

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二哥正躺在床上大呼小叫。

爸妈不在家，外婆从中午开始就守着他。二哥这次醉酒就两条：一是口渴，二就是口多。外婆给他倒了几碗水，他喝了就重复着同一句话，奶奶，您是个好人呵，您老起码活到80多岁啊！头一回见孙子醉成这样，又是满嘴的吉利话，外婆乐得合不拢嘴，隔一会儿就过来看看他。看到我回来了，奶奶就把这个酒癫子交给了我。

老弟，我的好老弟，请你给我倒碗水喝好不好？二哥仰望着楼板，口里咂巴出响声，看得出他的确很渴。我就用大木勺从瓦缸里舀了满满一勺水给他喝，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半。啊——清甜呵！他胡乱赞美一句，就拉住我的手。老弟，好老弟呵，你要好好读书，不要像哥哥这样卖苦力、没出息啊！我对他这样的表现很不耐烦，说，你醉了，好好休息吧你。二哥似乎是无力和我争辩，眼角悄悄地滑出一行泪水，老弟，我没有醉啊，我这是酒醉心里明呵……

二哥心里的苦，我知道一点。说起来从小学到初中，二哥的成绩都不比我差，但他就是因为比我早生了三年、早读了三年书，就深深地陷入了文革的泥沼。那个时代所有读书无用的辉煌：师兄铁生、师姐黄帅、忆苦思甜、串联拉练、勤工俭学、升学推荐、上山下乡……全让他赶上了。还有一件被他赶上的大事，那就是1977年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

那年刚放暑假，学校一夜之间就被人海淹没了。弹丸小镇，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年龄参差不齐、想上大学的人，有的是师生同场，有的是兄弟上阵，积压了十来年的知识和半知识分子，都在同一时刻拥上了高考这座独木桥。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教材，不管是什么版本的，全都被这些人借走，都被当成了救命稻草。二哥刚好混完了高中，也夹进了这股汹涌而可怖的人流中。书读得不扎实，心里本来就虚，又突兀见了这么大个场面，二哥们肚子里装着的仅有的几句书，都差不多给吓没了。好像那一年几门考试凑足一百多分就能上线了，但二哥走出考场的时候心里就明白：这个分数他凑不够。

只有老爸，对这个重出江湖的高考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甚至怂恿已经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几年了的大哥也去考一考，他还高屋建瓴地认为，中专生将来也不会吃香，惹得我们兄弟几个夸张地对他刮目相看。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二哥，老爸送他一颗定心丸：如果想读书，家里一定全力支持，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但二哥深感自己基础太差，自愿而决绝地放弃了这个梦……

远离了高考的二哥，给自己的未来定了个坐标，那就是有朝一日能招工进厂当工人，但这一等就是两年没动静。成长于动荡的年代，二哥人生道路的每一步，几乎都套上了当时家国命运的鼓点，挫折和机遇交替出现。1979年，我们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

平日里，学校面对的这条湘桂铁路并不出奇，但这个时候却格外的忙碌起来，整列整列的军车不分昼夜地隆隆开过。学生们人在教室上课，心却时刻高度警觉着，不管是多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欢呼，大家就呼啦一下围到窗边，甚至跑出校外，追逐着飞机、坦克和大炮的踪影，以前只有在抗美援朝的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场面，一一重现了！

几乎是追着这场战争的枪炮声，二哥应征入伍了。送他出征的那一天，我们全家都来到了火车站。几十年不变的站台，几十年不断的牵念，老爸、中秋还有妈妈，都从这里走过了。二哥，家里的第四个成员，现在也要走上我家这条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西南之路。

其实，在保家卫国、风采血染的悲壮之下，二哥的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心愿——只要能活着回来，招工就有希望！

家园已远  翅膀已断
而想念是何等美丽
在阳光灿烂
缤纷着你的才情

犹豫不决曾使我们失去了
多少宝贵机会  而行动和毅力
会让你从等待太苦的冬天
玉树临风 走出来

那一年，初三的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富有激情的作文题——《八十年代第一春》，我多梦的少年之心还真的让它唤醒了。

二哥离家以后，我就成了家庭和部队之间的使者，二哥的信都由我收，由我回，兄弟之间的战斗友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因为关注二哥的缘故，我忽然间对地理特别感兴趣起来，没事就按着二哥来信的地址，在地图上追逐着他的踪迹：贵州、安顺，云南、屏边……我的手指沿着黑白相间的铁路线，从家乡走进广西，又从广西深入贵州、云南，直到没有铁路的地方，直到中越国境线的边缘。那就是二哥当兵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不打仗的工程兵深入云雾山中，凿石放炮，修建战备公路的地方。

全家人都有了远离家门的经历，二哥这一回走得最远，得了冠军，真是让我羡慕不已，时常为自己是个没离开过家的井底之蛙而自惭、而烦闷。我没事就常看中国地图，深深地沉醉于祖国的地大物博，心痒痒地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设计着行万里路的理想路线。这时候，碰巧就得到了一本欧阳山的《虾球传》。上初中以后我就迷上了小说，那时的文化刚刚开禁，能读的东西实在太少，爱好阅读的人们简直有点饥不择食。《第二次握手》离我的生活太远了点，看了没什么感觉，我看的都是书摊上租来的、三言二刻之类的古典白话小说，当然还有那本烂成了碴的《西游记》。虾球的故事才是我看到的第一部现代题材的小说，写的就是和我们一般大小的传奇少年：乱世英豪、南粤风情、流浪历险，这些东西都像磁铁一样地吸走了我的心。我下课也看，上课也看，看了再看，最离谱的是上数学课也看。

家里没什么人辅导，我的学习完全凭兴趣，读书偏科的事在所难免。写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我就一门心思都放到文科上去了，心里总是盼着每周一次的作文课，那才是读书最快乐的时刻，那才叫风光。这样下来，我的数理化成绩越来越差，与数学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僵。

那天的数学课我又在偷偷地看虾球，直到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书本，我都没有及时发现。数学老师早就看我不顺眼了，今天可找着了出气的机会。他把我这本借来的书在讲台上猛摔几下，气冲冲地在黑板前来回踱步，历数我的罪状。我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只是冷冷地看着我那本被他摔开了线的宝贝书。他抬头见我这种态度，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抓起那书三把两把撕开，扔到教室一角，不假思索地划根火柴点着了，轻烟过后，火光灿烂。他用得意而挑衅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在火光中痛苦扭动的书本，用了一句很不数学的话来表达他此时的成就感——纸船明烛照天烧！

我恨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虾球那样的勇气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谁知这样的机会真的就来了：没几天，又有两个同学犯在这个脾气暴躁的老师手里——因为偷着抽烟，不准他们上课了，回去请家长来说话！

我们下课的时候，两个倒霉蛋还在教室附近徘徊，我就走上前去和他们聊聊。怎么样，这书读得没什么意思了吧？我早就想出去了，可惜没有伴，你们有兴趣和我一起走吗？两人正为请家长的事愁眉不展，一听我这样说，眼睛都亮了。是啊，请家长不就是领一顿打吗？还要丢人现眼。我们成绩又不好，升学没指望，早晚要打流，真的不如早点出去闯一闯。听他们这样说，我兴奋得不行，总算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我就再确认一次，说好了，不反悔？那我们这就走，我先回去弄点钱，你们先去火车站等我。他俩也下定了决心，问我，我们去哪啊？我脱口说出我早就酝酿好了的计划：

去广州——先上京广线，只要是南下的火车就上！

回到家，我从妈妈开店的收款抽屉里拿了5元钱，与两个同学汇合后就匆匆上路了。

自从妈妈走下火车，不做贩糖的生意后，她就重拾当年在合作商店的手艺，在镇上开起了第一个私营早餐店。爸爸曾是合作商店的白案好手，如今在装卸队的收入不高，年纪大了，工作也有点力不从心，妈就让他下岗回家，正正式式地开起了夫妻店——平时没太在意，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老妈80年前后走出的每一步，都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小镇变革风气之先，她的观念至今仍不落伍，让我不得不从心底里感到佩服！

做早餐也是个累活，早上三四点就得起来，加料、烧油、揉面、捏包子、切馒头、上蒸笼、炸油条、熬稀饭……一直要忙到近午时分才能歇会儿。尽管如此，相比爸妈早年从事的工作还是要轻松得多，时间由自己支配，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随着生意日渐红火，爸妈没有忘记给生活点缀一下，买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放在爸爸做白案的案头，黑色塑料的收音机顶上，经常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灰，艺术家刘兰芳的长篇广播评书《说岳全传》，一直陪伴着爸妈这一段艰苦创业的过程。累也好赚也好乐也好，生活的五味全在爸妈的心里。

放假时，我也成了小店的帮手，没有揉面的力气，我就干一些细活，练就了一手做包子的绝活。一块面饼，一砣肉馅，我抓在手里一捏一转，就做成了一个大大方方、漂漂亮亮的肉包子。做一个漂亮的不算什么，功夫就出在眨眼功夫就做出了五纵五横二十五只，一样的大小，一样的特征，一眼看去，就像克隆出来的小动物一样可爱。人们买东西普遍有一种爱美心理，尽管份量、味道都一样，人家偏偏喜欢挑漂亮的，总是我的做的那些先卖完，剩下的肯定不是我的品牌。

虽是小本经营，却也渐做渐大。慢慢地，面粉得用板车成车成车地批发回来，食油也是一米多高的铁皮大油鼓一鼓一鼓地滚进屋。人客多时，堂屋里六张桌子摆不下，屋阶前还得摆上两桌。请了个把人还是不够用，连我也得6点就爬起来，在上学之前帮着收钱，当上一会儿少掌柜。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家似乎又恢复了当年大伙铺时的光景，妈妈也作为全镇全区第一批个体户代表，出席了县里的万元户大会，着着实实风光了一把。

但那次离家出走，我怎么只从家里拿了区区5元钱？这个问题外人觉得不可思议，连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反正人已上路，只有一往无前了。

站在奔驰的火车顶上，我们兴奋地大叫，大口吸入夹杂着烟味和花香的春天的气息，我觉得自己像风一样自由，在阳春三月如诗如画的南国天地间尽情翱翔，迷幻中悠扬的手风琴声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在我心中潜藏多年轻松浪漫的《拉兹之歌》，我情不自禁在心中默默地轻唱：阿巴拉古，呵——阿巴拉古……火车在前进、在滑行，滑向我理想的王国、梦中的天堂。 

我们都是铁路边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摹仿着《铁道游击队》和《火车司机的儿子》中的情节，身经百练。面对火车这庞然大物，我们没有恐惧，只有兴奋。一路上我们不停地换车、躲避。经历了扣留审问、飞身攀车、雨夜奔逃的惊险；也经历了皮货车厢的酣睡，水果车顶的偷食……在英德境内，我们在车顶跳越一个又一个车厢，攀上一个被掀开了一角帆布的水果车厢，站在敞蓬车水果蒌子垒成的山顶上——山坡上早有一群放牛娃跳着脚在拼命地要求我们扔苹果，我们把一只只香喷喷的苹果扔进路边的泥田，看着放牛娃们雀跃着奔下山坡，趟进水田去捡拾意外的收获。火车沿北江蜿蜒而下，让我们饱览了两岸的迷人风光。如今从新线去广州，火车在南岭高处和隧道间穿行，风光不及当年十分之一，远远地看着北江左岸顺流而下的京广故道，少年记忆和美好的印象荥绕我整个旅程。

就像作梦一般，我们站在了广州火车站广场。那时的广州城到处都是小面的，高楼上打的是三洋广告，一派港味和洋味，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我们眼看就要身无分文了，只好在流花路附近转悠，居然还有雅兴踅进流花湖公园，欣赏完全不一样的南国园林。我们在公园寿星石像的耳洞里掏了一把硬币，数数共有二三元钱，也算一份意外的收获。走累了，又回到车站广场。

一个突如其来的镜头把我们吓呆了：一位旅客把吃剩的盒饭塞进垃圾箱，人还没转身，就有两只黑手伸了过来。一只大而布满皱纹的手是老人的，一只小而脏兮兮的手，是一个比我们还小的孩子的，目睹此情此景，我们无言以对，心中却在微微颤栗。我们很快就作出了决定：用剩下的所有的钱买几个干面包，连夜爬上北上的火车，风雨无阻，忍饥挨饿往家里赶。 

有时我常想：我们为什么没有留下来？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初的黄金时期？我们会不会沦落为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如果有能力，我愿救助那些与我们命运相似，但迷途不返、身陷绝境的孩子。救助他们就是救助他们的父母，就是救助我们自己！

听说我出走了，明明听说是去了广州，妈妈还是放下所有的活计，把小镇团团转转找了个遍。

连续几天不见人，妈痴痴的又变成了个木头人。她在心里上百遍地自问：是不是我只顾着做生意把孩子给疏忽了？他为什么要走呢？为什么钱也不拿？谁走他也不能走呵——体质那么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在外举目无亲，那何得了呵？老爸一边维持着小店，一边劝着她，老爸说得很爽快：我们家有他不多，无他不少，人叫他不走，鬼叫他就跑，出了什么事都不能怨我们。他不回来就算了，要是敢回来，看我打断他的腿！

老爸这一招还真灵，使妈的担心一下子改变了方向。接下来的几天，局势就变成了妈劝老爸，怕不灵，还动员了外婆一起来劝。说孩子不懂事，一时误入歧途，回来只要好好教育他，千万不要打他。这孩子也很倔，回来要是再打跑了，肯定再也不会回来了……双方的妥协有了结果：第五天我回来了，爸爸虽然气得心头绞痛，却没有动我一指头。

家里这一关我是过了，学校的事就麻烦多了。听说在开除我们的问题上，学校分化为两个派系，一方是以教导主任为代表，他们坚决主张开除我们，以正校规；另一方以我的语文老师为代表，他认为这些孩子有潜质，没犯什么大错，开除了太可惜，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据说双方还打了赌。如果真有这回事，那就是教我们语文的姓曾的老师赢了——回校三个月后，我穷追猛赶，终于勉强升上了高中。说得远一点，我们三人当中，后来有两人考上了大学。

听说我升上了高中，大哥也回来祝贺，一起回来的，还有未来的大嫂。

大哥从粮校毕业后，分配在县粮食局工作。他在局里的表现很不错，人长得英俊，又是篮球健将，上上下下人缘也很好。领导看他年轻，有意培养他，一有下乡蹲点的任务，总是带着他去，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大哥几乎成了蹲点专业户。

有一年大哥他们在西区的穷山沟里蹲点，一蹲就是大半年，快要离开的时候，出了一段小插曲。工作队寄宿的那家老实巴交的房东找到队长，嗯呐半天才说，你们队里的某小伙子能不能留下来？队长不明白房东的意思，说，当然不能留，他是县里的干部，任务完成了就得回去。房东说，他不能走，他走了我家女儿就惨了！要不，他把我家女儿带走也行。队长说，您别急，出什么事了吗？房东说：事倒是没出什么事，人家正正规规的年轻干部能出什么事？只是我家女儿看上了他，立志非他不嫁。现在听说他要走，人就不对劲了，整天哭哭啼啼不见人，只怕……队长当即立断：其他同志负责工作队的善后工作，大哥先撤！

撤回来了，大哥仍被大家惦记着，来人做媒的，芳心暗许的听说还不少。后来大哥被调到县大米厂当技术员，同在一厂的未来的嫂子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关于他们的恋爱，包括我父母在内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大哥应当可以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更好的姑娘。其实大嫂的条件也是不错的，人长得端庄秀气，说话办事都有一股子泼辣劲，与忠厚老实有一点懦弱的大哥，刚好形成一种互补关系。

不过人们的预测也不是完全捕风捉影，婚后不久，大哥就和嫂子一起调到小镇上的粮站来了。据说这是大嫂要求大哥这么向领导申请的，具体的原由我不得而知，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爸妈年纪大了，老大应当在身边，父母在不远游嘛；嫂子很快就要生孩子了，住得近，彼此都能有个照应。

大哥的这种走法，正犯了老妈城乡狗论的大忌。

死神第三次亲吻我的时候，我十七岁。

那年寒假，爸爸带我去湘南，看望他的二哥和三哥，他们都是走日本那年逃出家门，在这里的煤矿求得一条生路，之后就在这里成家立业了。记得那年的冬天不太冷，我出门时没有穿棉衣，下了火车，我们首先去二伯父家。

在走进伯父家小院的时候，我的喉咙里忽然有痰意，就走到墙根下吐了出来。本来很随意，但吐了以后觉得喉咙里腥腥的有点怪味，我仔细一看，刚才吐在地下的居然是一大口浓痰，里面还夹着血丝。我觉得不对劲，又咳两下，吐出来的又是一口黑血，我一下子就吓懵了，连着试了几口，吐的都是血，一口比一口鲜艳。爸爸已经走进伯父的家门了，我怕难为情，就忍住咳嗽，若无其事地进门，当起了座上宾。如果妈妈在身边，也许我会马上告诉她。

在大人们寒喧叙旧的时候，我悄悄站起来，对着镜子照自己的脸。我看见自己在镜子里显得非常苍白，眼神散乱，我为自己生病吐血这个小密秘感到惶恐不安。忽然，我看到自己眼眶的上方有金色的小虫在游走，纷纷向头顶方向飘散，同时感到房子开始旋转起来。我赶紧把身子伏在桌面，但意识丧失得更快，我所有的力量和支撑刹那间全部消失，迷朦之间，我的身子在一片惊呼中软绵绵地倒下了……

醒来时，我发现有个大个子非常用力地掐着我的人中。他太用力了，指甲深深地嵌入我的皮肉，后来形成了半个月都没有消退的伤痕。看来这个人懂点医道，见我醒来就说：孩子可能是偶遇风寒，你看，棉衣都没穿，给他加点衣服，好好休息休息。我见伯父一家非常担心的样子，就隐瞒了吐血的实情，怀着侥幸想：等回到家再说，到了家，有妈妈在身边，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晚上，爸爸带我去看望三伯父一家，进门没坐多久，我就想咳嗽。我已经有了一点经验，现在只要一咳嗽，就或多或少会吐一点血。我怕露馅，就借口说不舒服，匆匆离开这里，往二伯父家赶。在这段几百米的路上，我连续吐了四五小口，估计口口都是血。走进二伯父家，我还是忍不住咳，只好对伯父伯母说了实话——我吐血了。他们立刻打着手电随我循着来路查找，果然在我走过的道路上照见了斑斑点点的血迹。伯父两家人还有爸爸一起陪着我来到医院，医生安排我住院检查，我不肯，我要求爸爸明天就回去。老爸叹口气说，这孩子出门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今晚先打针吃药对付一下吧，明天我们就回家。

回家的途中要在市里转车，我们又来到满爷爷家。老爸性子慢，见多不怪，没把我的病放在心上，爷爷要留我们住一晚，他也答应了。我的心里又气又急，我知道下午就有一趟回家的火车，乘他们寒喧的时候，我丢下一句，爸我先回了，就逃难似地走了。上车的时候我在心里默念着：不要出事，不要再吐，到家见到妈妈就好了。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恐怖最绝望的一段旅程，感觉像乘车穿行在漆黑的炼狱。我坐的是一辆加班的闷罐车，车上黑古隆咚的，我找了一条空板凳坐着，缩在一个没有窗户的角落里。火车开动后不久，车体的颠簸加上人群浓重的气味，使我感到气短胸闷，止不住地连连咳嗽，一咳就有又热又腥的鲜血流进我的口中，我悄悄地把它吐在角落里，每吐一次心里都不由得打一个寒噤。一路上我少说也吐了几十口，要是天亮有人发现地下这一大滩血迹，肯定会被吓一大跳。

还是平时那十个小站，还是两个小时的车程，但这一晚，它却被无限度地拉长了。我数着车轮滑过一节节铁轨发出的嘀嗒声，在心里抹掉一段段难熬的距离，想像着火车为我在黑暗的旷野里飞奔，妈妈感应到了我的困苦，来到车站的月台上接我……血还在吐，头脑也慢慢有点犯晕，我不断提醒自己：尽量放松，尽量不咳嗽，尽量少吐血，更不能晕倒。要是晕倒在这种车上，又坐过了头，我就没救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喊，快跑呵，火车，快送我回到家乡的小镇；快跑呵，火车，就是死，我也要见妈妈最后一面……

等火车真正到站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了，连连追问别人，是不是小镇这一站？别人不耐烦地回答我，是了，不会骗你，赶紧下吧，不然就下不去了！这小伙子，人怎么怪怪的？他怎么知道，我唯恐不能早点回家，更担心下错了车——我的意念再也支撑不了一个错误了！

梦游一般，我走过车站到家里这一段熟悉而又冷漠的街道，跌跌撞撞地走到家门口，用无力的右手敲打着透着灯光的残漆斑驳的木门。

那灯光黄黄的，显得安详而温暖，就像妈妈不太明亮却特别温柔的眼神，从小到大多少次，我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酣然入睡……

我连夜被送往医院抢救，后来被确诊为支气管扩张。这本不是什么大病，但失血过多还是有点麻烦，需要住院治疗和在家中长时间休养，那个学期我休学了。

其实当晚老爸是和我坐同一班火车回来的，我前脚走，他后脚就跟到了火车站，他也预感到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是一个个独立的闷罐车厢，老爸没法逐车找我，只好回到家里再说。谁知我一下车就疾走如飞，他落在了后面，快到家时，亲眼看到了我敲门后晕倒的那一幕。

妈妈狠狠地把老爸埋怨了一番：我好好地交个人给你，回来就成了这样，一路上也不管不问，都像你这样带孩子，我们家就剩你这个老光棍了！老爸好像也觉得有愧于我，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照顾我的任务。有一天老爸老毛病又犯了，整整一个下午没人管我，饭也没用，药也没吃，直到快要天黑了才听见他的脚步声。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一动不动，他来扯我，我憋着气和他较劲。谁知弄假成真，我真的委屈地哭了出来。老爸一下慌了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好满崽不要哭呵，爸爸今天有事去了，没有好好照顾你，我说对不起好不好？

我躲在被子里忍不住地想笑——为我这么大了还在撒骄；也为第一次见到老爸嗲声嗲气地哄我的样子……

复学后，我就在学校寄宿了。学校吃的哪有家里好？妈妈就经常提着个篮子来学校送菜给我吃，让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十八岁生日那天，我没回家，傍晚时分，妈妈又提着个篮子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前。在我的铺位前，我们母子像做家家一样，把十八个染红的鸡蛋一个个从篮子里拿出来，在铺着报纸的床铺上堆成了一座小山。有个同学从外面走进来，没认出是我妈，就问：班长，买这么多鸡蛋干嘛？

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那一天，妈妈给我们过生日制定的、一岁奖一只鸡蛋的规矩，终于画上了一个温馨而又圆满的句号。

老爸也到学校来过，不过他带来的是一张法庭的传票。

原来，外婆与我家多年的房产之争终于对簿公堂了，爸爸来找我，就是要我为家里写一份诉状。我领着老爸来到一处僻静的林荫道旁，父子俩席地促膝而谈。老爸的叙述进行得很艰难，几十年的委屈压抑着他，可他又不想让它发泄出来，不想在儿子面前失去控制抹眼泪，所以许多可以想见的愤懑和屈辱，都被他隐忍在长短不一的静默中。

我慢慢梳理出这段恩怨的脉络来了：外婆改嫁之后，若按老一辈的主张，她当时就要搬离这个家。但当时爸妈都年轻，没有认识到家庭事务的复杂性，加上母女亲情难舍，后爹为人也很和善，就没有把这个事做个了断。随着国家法制的一步步健全，财产继承的理念也逐步更新，再要进行财产分割就没有当年那么简单了，但这个时候，爸妈依然没有采取任何主动。倒是外婆急于定下江山，三天两头地找爸妈吵，而且吃柿子还专拣软的捏——她避开了性格刚烈的母亲，把全部的矛头直指父亲。

外婆是非常传统的老一辈的人，爱憎分明，情感外露，就连私心和蛮横都那么赤裸裸的可爱：分割财产、为再嫁后生养的子女谋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成了她人生最大的目标，谁妨碍她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她的死敌！在长达几十年的吵闹中，她用尽了旧时女人最传统的手法，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是轻的，最让老爸不能忍受的就是喊天、咬土、剁砧板。这是一种几近失传的最恶毒的咒人方式，一般绝少用于亲情很深的自家人，然而出自不言自明的目的，外婆没有把老爸当作家里人，而是把他看作外来的，来抢夺她和前夫用血汗积累下来的一份家业的仇敌。

那些年，这种难堪的场面经常发生在我家的后院里。外婆蓬头垢面，席地而坐，砧板在地，操刀在手。她喊一句天，历数她白手起家的艰苦；她喊一声地，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她把菜刀狠狠地剁砧板上，咬牙切齿地数落爸妈的罪状，骂得十分的恶毒、十分的不堪，句句穿刺着老爸耳膜，刀刀砍在老爸的心上！

老爸本是镇上公认的老实本份的大孝子，却无端承受着这样的屈辱，在那个血气方刚的年岁，他曾多次想冲过去给她一个教训，也曾多次想离开这个家一走了之。压抑得太久，实在怒不可遏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气头上的妈妈，就成了老爸动手泄愤的对象。妈妈夹在当中，自然很难做人。小叔叔、小姑姑和哥哥姐姐们都被这种不谐的阴影笼罩着，个个心里都像打翻了五味瓶儿，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但谁也没有参加这场莫名其妙的长辈间的战争，亲情关系一直很好地维持至今。

说完了这些家事，老爸的眼角湿润了：几十年的委屈我都忍过来了，我和你妈没有任何伤害她的言行，没想到如今她恶人先告状，反而把我们告上了法庭……应父命，我连夜写出了长达十几页的诉状。

法庭调解的那天，我也参加了。大家坐定以后，法官突然问我，你家的诉状是你写的吗？我不知道他什么用意，迟疑着没有回答。妈妈说：他是我家老满。之后，我们家几十年的纷争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事后我问妈妈，我们的官司打赢了吗，您对判决结果感到满意吗？妈妈却回避了这个问题，说：我们本来就是两娘女，哪有什么输和赢啊？妈妈有件比赢了官司还要高兴的事呢。我说是什么。妈妈说：那天法官特地走到一边对我说，你家满崽不得了，要不是亲眼见到，我不敢相信这状纸是他写的。现在想来，那也许是法官为了顺利完成调解工作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我妈也太好糊弄了。

我与外婆一直很亲，从来也没生分过，加上我在家里从小就拥有信口开河的话语权，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外婆：我帮爸妈写状纸跟您打官司，您还喜欢我吗？外婆听了就乐了，历来就红红胖胖的脸上，笑得像一朵花似的：

好呵，我的孙子能当师爷，能和我请的律师打个平手了，有出息啊，我怎么不喜欢！

说实在的，直到高中毕业那一年，我才意识到升学也是一种家庭责任。

父母对我考大学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妈妈说，好好读书，家里的事不用你管。一次考上了最好，如果考不上，下次还送，只要你想读，我们就一直送，直到学校不收你为止。以前你哥哥姐姐没有书读，现在政策好了，书尽你读，你就一直读上去吧，将来读研究生，什么生的家里都送你。

同样的一番话爸妈也对二哥说过，但他放弃了，参军回来以后，你进了小镇附近的一个县办工厂当了一名工人。这是他冒着上战场的危险，修三年公路换来的果实，肯定不会轻言放弃。

我可不想反反复复地读高中，爸妈拼命工作赚点钱也不容易，我想我该行动了。虽然那时我挑着班长和团支书两副担子，还经常帮老师出黑板报；虽然我拿下了校运会铅球、铁饼和标枪三项冠军，下午还经常约同学向老师们挑战打排球，我还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时间。每天中午或下午的休息时间，只要不下大雨，我就独自向学校后面的丘陵小山中进发了。

在离学校不到一里的田野边缘，有一个高耸着石壁的小山谷，两口小山塘四季清澈，茂密的杂树分布在山水之间，入秋以后色彩缤纷，小有一点九寨沟的味道，这就是我闭关苦读的地方。据说当年全国招生52万人，我就用白色的小石子在我站立的地方摆下了五十二万分之一的字样，算了算，考上好像也不难。看书累了就在树后的枫树上刻下苦读处几个大字。多年没有重游故地了，想那枫树大概已可盈抱，三个刻字也应伴着它的生长被极度放大，不可辨识了。

此时家道也十分兴旺，正好赶上了国道扩建的时机，小镇傍我家这边的半边街一夜之间拆了重建，为那条通往西南的国道让路。此时的老爸拿出了办大事的气魂，买下我家后院一位邻居的旧房，亲自设计了我家新建楼房的蓝图，拟建三层楼房，一千多个平方。考虑到建成以后要作招待所用，就建成了中间留天井，各房通走廊的格局，采光通风都还不错。新房的动工兴建，成就了爸妈事业可以预期的辉煌。

建房的事我自然是帮不上忙了，全是老爸和两位哥哥在家操持，我只是周末回来看一下，来去匆匆的像一位客人。我说：不好意思，这房子我没出一分钱，没出一份力，将来有我的份吗？两位哥哥说：你放心读书，家里的事我们顶着，你也要加油啊，争取给我们家来个双喜临门！兄弟三人一高兴，站在刚刚铺上预制板的楼顶，顶着六月的烈日，勾肩搭背照了一张黑白合影。

当高考进行到最后一天，二哥作为家里唯一的代表到县城找到了我，关切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与最近的一次预考差不多，那次考试我名列全校前矛。我明显地从二哥的脸上看到了一股自豪和兴奋之情，我索性再助一助他这股高兴劲儿，说：哥，你回去就让爸爸妈妈准备我上大学的行李吧。阅卷完成后，大哥陪我去县招生办看分数，正好学校有位老师在那里帮忙，就问我，报了什么学校？我说师大。他很快找到了我的成绩，抄了几门以后就连连说：可惜了，可惜了！说得我大哥一惊一乍的，忙问怎么了？那位老师说，为什么你不填报更好一点的学校？

那一年我以全校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平均每门功课不多不少85分。

爸妈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大哥二哥陪我去谢初中的语文老师，说：没有他，你早就被学校开除了，现在就是个在社会上打流的人……当时，家里的新房也刚刚峻工，正在试开一家旅社。爸妈就让我去学校把校领导、任课老师，还有几位要好的同学都请到家来，一起喝一杯谢师酒。

那一晚我家灯火通明，杯觥交错，言笑晏晏。我回头寻找父母的身影：他们站在大堂的门首，幸福的深处……

（四十五） 

前所未有的节日般的气氛感染了全家，思亲的念头悄然生长，一个寻亲计划在大姐和哥哥们的脑海中形成了。

那是我赴长上学后不久，他们一行人瞒着父母，乘火车来到永州车站，像一群参观者，在站内游来逛去，寻找着中秋——现在叫许家姑娘的亲姐妹。也像妈妈几年前一样，他们在出站口看到了那个鼻眼特征与我酷似的检票员，几个人兴奋地在一旁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他们的异常行为引起了那个女子的注意，出于礼貌，大姐主动走上前去，请问你姓许吗？她疑惑地点了点头。你是不是叫许新芳？是啊，但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大哥也走上去，说：我们是亲戚呵，这是一封信，我们想告诉你的东西都写在里面，你看了就全知道了。你会感兴趣的，希望你能早日给我们回信。

话不宜多说，地不宜久留。许家姑娘带着疑惑，姐弟们则带着兴奋，各自走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哥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他心里很纳闷：我在上海没有朋友啊，谁的信？打开一看，居然是许家的大哥写来的。原来小许拿不定主意，就写了封信，连着大哥给她的信，一起寄给了在上海工作的哥哥。来信的大意是这样的：

小芳专门给我来信，提到了你们的访问，还转来了你的亲笔信，在这里我想与你好好谈谈：我们是一个特殊家庭，我们兄妹都不是父母亲生的，但几十年来，我们的家庭一直非常和谐，其乐融融，谁也不希望改变些什么。你的信我仔细看了，小芳也许是你失散了25年的妹妹，也许不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小芳和我的父母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不然她不会求助于我，早就单独与你们联系上了。你是国家干部，我相信你的为人，如果你真是小芳的哥哥，我也为她感到自豪。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请你们给她、给我们这个家庭一些时间，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请你们暂时不要打扰她……

一个倾注了全家热情的真情故事，就这样子被冷却、被冻结了……二姐没找回来，大家感到心情郁闷，但差一点再失去大姐，着实让所有的人惊出一身冷汗。

说起来，这事与我有关，祸根就是那辆我送给大姐的、高中上学时用的单车。姐姐那时已经调回县城，在一个轻工小厂当会计，时常有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需要出去办理，我送她单车是想让她外出变得轻松一些。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大姐以前从没骑过单车，拿到车子以后，就在姐夫的扶持下，在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练习了几天。也许是不再年轻了，姐姐骑车学得特慢，勉强学会了骑行，但上下车技术还是不过关，常常惊慌失措地大撒把。但想到这只是一辆矮小的女装车，下车容易，一刹车就站住了，心里存了这么点侥幸，就正式上路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天，姐姐又骑车出去办事，出单位大门不远，迎面来了一辆汽车，大姐就让路靠右骑行。突然，身后一辆货车频频鸣着喇叭，快速开了过来，姐姐想让路，却一脚踩空了踏板，单车失去了速度，平衡更难把握，只听她一声惊叫，就连人带车扑倒在马路中央。汽车制动不及，一则侧前轮连人带车从大姐身上辗了过去……

当爸妈和哥哥闻讯赶到医院时，得到的消息令人窒息：大姐一侧盆骨粉碎性骨折，一只手掌被压坏，大量失血，生命垂危，抢救正在紧张地进行。妈妈坐在手术室门外，连哭的精神都没有，只会频频催促两个哥哥去打听消息。闲下来就打着哭腔埋怨一声：和秀妹子呵，当年你就是不听你娘的话呵！

旁人听了妈的话也许莫名其妙，车祸与当初嫁人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其实这一声怨是妈妈多年心事的积累。

果如妈妈所料，姐姐婚后不久，就陷入生活的琐碎和沉重之中。连着生了两个孩子，负担比别人重了一倍，前几年两地分居，里里外外的担子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后来调到了县城里，姐夫也调到了汽车公司开大客，生活稳定了，但两人的工资却入不敷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大姐一度患上了癔症，妈妈去医院看她，耐心地劝慰她。姐姐只是默默地垂泪，心头有千万个悔字没法对妈说……

如今，车祸又降临到姐姐的头上，妈妈在内心里认定:这是偶然事件，但也是生活的必然。几年后，姐夫也不幸出了一次车祸，可怜人家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命丧轮下。姐夫本是一个老实胆小的人，自此就没有好好开过车，早早下车干起了后勤，一家人的生活一直维持在贫困的边缘，这是后话。

在妈妈看来，姐姐所有的不幸与困苦，都是她当年就看清了的命运轨迹，在无情而又无奈地发展着。

老天保佑，大姐最后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居然没有严重致残，一只手只剩下两个半指头，却仍然能打出当年那么漂亮的毛衣，我孩子现在就有几件，看着都让人感动。

姐姐康复后，陪着妈妈一起到学校来了，那是妈妈唯一一次到长沙。我和女友陪着他们在校园各处参观，在女友的搀扶下，妈妈很少说话，笑吟吟的一脸的幸福。我们变着法子让妈妈一行感受长沙的大印象，陪他们游了岳麓山、烈士公园，逛了黄兴路和五一广场，中午就在五一路和中山路之间的背街小巷，找了个小店吃午饭。

小店做的是街房邻居本地人的生意，价格不贵，口味也很地道。吃完了，茶水、牙签、纸巾等也侍应得很周到。妈妈感叹道：长沙人好啊！店主一时没有听懂妈妈的方言，就上前来问个究竟。妈妈改用地方官话说：我说长沙人好，长沙人对我们家有恩。店主大爷很和善，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爸爸当年在长沙遇到的一个大恩人。

有一年老爸得了严重的肾炎，全身浮肿，行动不便，久治无效，县以下的医院都倒了他的死。但老爸自己没有放弃，他想，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便诀别家人，北上长沙，投在了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门下。老爸找到医院负责人说：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病人，只有病，没有钱，但我想活。请你把我留下来，我这种病一定是非常罕见，不然不会这么多医院都治不了。听说你们是大学医院，我就给你们做个活标本，供教授和学生们作医学研究用，什么试验都可以在我身上做，什么药物都可以用，是成是败、是死是活，我们两不找，好吗？医院负责人当然不知道老爸九岁就与狼共舞走日本的经历，但他被老爸视死如归的意志、强烈求生的欲望和石破天惊的创意征服了，真的留下了他，并商定了一个君子协议：院方可以为老爸治疗，但不把他作为挂号病人，也不安排床位。

就这样，老爸流落在五十年代末的长沙街头。有一天，他在医院附近遇上一个六十来岁卖井水的老人，老人同情他的遭遇，把他领进了家门，给他一张铺、一碗饭，一处就是大半年。长沙水滋润了老爸行将枯萎的生命，古道热肠让他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老爸最后居然神奇地康复了！作为一种身体恢复性锻炼，老爸试着帮老人挑水，不出半月就能挑水行走如常了。那天清早，爸爸又要外出挑水，忽然一只苍劲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肩头的扁担，是老人，是那位再生他的老父亲。老人说：长沙不是你屋又，挑水也不是你搞的路径，回去咯，堂客和细伢子都在屋里等你！

我读大二的时候，老爸独自来长沙。我不陪他的时候，他就独自过河东去转悠，转了两三天，他不转了，漏一句：唩，长沙的街市我全不认得了！我想他一定是寻找自己20年前的恩人去了——老人若健在，当时应该有80多岁了。

完成了这几次接待任务之后，眨眼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那个学期，一切都被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冲得七零八落。当时我在系学生会兼职，又是入党积极分子，对待学潮的态度十分慎重，眼看校园里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索性一路游玩回到家乡的小镇上。

每次回家我都住在大哥家，兄弟三个扎在一堆，看女排，侃体育，聊电影，谈时事，都是一些投机的话题，旁人谁也插不上嘴，只有老爸喜欢跟在后面，不说话，凑热闹，听个新鲜。那时候二嫂也过门几年了——想当初，二哥曾那么悲观失望，没想到，他居然娶了我初中一位端庄秀丽的同班同学为妻，让我都脸红了一回：我在读初中时那点老底，她可全知道！那段时间，大哥正好做了痔疮手术在家休养，他问我分配的去向是哪里。我说：听妈的话，往远里走，往大里留，能去广东就留广东，不能去广东就留长沙。

大哥说：好啊，我也正在联系，准备到深圳那边去。

六月底的长沙热得像个大火炉。毕业了，大部分同学都已离校，校园变得空荡荡的，我与几个离校稍晚的同学聚在一起，等待学校最后的分配。

那天傍晚我回到宿舍，才跨进门，室友就告诉我，你家来电报了。他的眼睛里透着关切，说，可能是你家出了什么事。我展开电报一看，上面写着：大哥死，速归。下面是二哥的落款。

就像一颗氢弹在瞬间引爆，我的脑子里闪过一片白光。我的思维开始混乱，没来由地在心里责备二哥：怎么可以写得这么直接？！但不这么写又怎样写呢？我环视宿舍，接纳着同学同情的目光。木然地，我倒着退出宿舍，捱过黑暗的走廊，走上宿舍院外的大道，沿着校园长长的中轴线漫无目的地向前游荡。

我走过一座又一座教学楼，穿过一重又一重楼门，身影孤独而又渺小。我感觉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虚拟的世界，对这个噩耗深感震惊，却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欲悲无声，欲哭无泪。大楼阴影连着阴影，看不到夕阳洒下的光芒，当发现自己已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校园最北头的墙根下。我走上高处，真想对着墙外的密林深处大喊：你出来，你给我出来！快来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大哥喜欢运动，闲不住，手术之后休养了一个多月，家里又热得浑身起痱子，简直把他憋坏了。碰巧对门邻居要回乡去，他老家就住在邻县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水库旁，是个避暑消夏的好去处。这样的好机会大哥怎会错过？两家一合计，两对年轻夫妻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本来就是受清凉之水的诱惑而来，到了小村哪有不下水的？但四个人中，只有大哥的水性好一点。大哥一下水就游到深水里，把身子摊平在水面，呼吸着山林清新的空气，吞吐着清洌的湖水，放松整个身心。剩下的三个旱鸭子，就留在岸边的浅处玩水。突然，邻居的妻子失足滑入深水，底下可能是一道陡坎，人一滑去就没了顶。大哥听到惊呼，就赶紧游了过来，曾在湘江击水的大哥，没怎么把这小水库放在眼里，他想都没想就深吸一口气，潜到了水里，欲把那女子托上来，不料在水底他一下子就被对方缠紧了——不知是大哥手术后体虚乏力，还是没有果断挣脱缠抱？本来毫无悬念的施救，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局面：几分钟后，泥水的翻滚慢慢静止，两人却没有一个露出头来……

我简直无法描述我回到家里那一幕。当我乘坐的早班车经过家门口时，天刚蒙蒙亮。当看见家门口昏黄的灯光和堂内一口黑黢黢的棺材，我肝胆俱裂，扳着车窗对着家门口大叫一声：大哥——

喊声穿透了小镇黎明时分的寂静，惊醒了灵堂前悲哀疲乏的人群。刹那间，灵堂里就像炸了锅一般，哭声四起，一片混乱。几个人哭哭啼啼迎到了马路上，我泪眼朦胧，没看清是谁，径直跑进灵堂，扑倒在妈的膝前，摇着妈妈哭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指着大哥的灵位哽咽着说：崽呵，先拜拜你大哥吧，他不在了，你大哥不在了！

原定第二天出葬，所以大哥的灵柩还要摆上一整天。天气太热，即使摆了不少冰块，棺内还是明显地发生着某种不详的变化，彻底地毁灭着守灵人种种大胆的幻想。这该死的二十四小时，给父母带来的精神折磨，也是毁灭性的。绝望中，妈妈脸色苍白，四肢冰凉；老爸左手抚胸，右手连连拍打膝盖：啊呀，我难受呵，心里好痛啊！他感到，当年穿过大哥右掌的那根红铁丝，正在一下又一下穿插他的心脏，几欲休克过去……最慌最急的是大姐，她劝了妈妈劝老爸，劝了老爸劝老妈，可谁也不听她劝，直气得捶胸顿足。忽然，姐姐脸色大变，神情毅然，冲上前猛地用力拍打大哥的灵柩，号啕大哭：

弟弟，你快出来呵！你自己走了还不够，还要害死爹娘吗？！弟弟，你对不住我啊！从小我什么都让着你：吃的让你，打架让你，读书让你……早晓得你走得这么早，我何苦要让你啊？！我从小到大为你操心，为你受过，为你挨打，你现在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走了！你怎么这么狠心？你这样做，对得住我，对得住你可怜的姐姐吗？！

大哥出殡的那天，6岁的侄儿披麻带孝，跟在灵柩的后面，大哥的遗像摭去了他大半个身子。大哥34岁灰色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家里突遭变故，我决定回本市工作。一位老师已帮我办妥了去长沙某校的必要手续，他劝我冷静一点，说：长沙的职位和户口，很难得的呀。我还是默默地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大哥去世后的一年多，爸爸万念俱灰，再也没有心思做生意，就把店面租给别人了。妈妈则一直生活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事没事总喜欢在街头游走，久久地在车站附近逗留。一看到高高大大、干部模样的男子，就直接走近他，痴痴地打量着人家。有人能看出她眼神中的悲慼，就和蔼地问她，老人家，您找我有事吗？妈妈说：不是呵，我看错人了，我以为你是我家大儿子。他和你一样的个头，穿一样的衣服，也在单位当干部。别人问，他到哪里去了？妈说：不知道呵，很远的地方吧。

妈的一生重复了太多这样的怪圈：总要有个新的痛苦，才能把她从前一个痛苦中拯救出来——妈妈这一次完全恢复正常生活，却是因为爸爸生了重病。

那一年，爸的胃部生了一个肿瘤，在县医院检查，怀疑是胃癌。有了当年县医院误判死刑的痛苦经历，爸爸只信大医院，尤其是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样他就来到了市里的附一医院。经过医院的仔细检查，基本排除了胃癌的可能，但老爸得了非常严重的胃溃疡，好像还有肺结核，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刀。这次手术做得很成功，老爸牢牢记住了那位主刀的张医生。后来，老爸又得了几次病，其中一次做的还是肺部手术，老爸还是一定要找张医生——即使人家已经不在原来那个科了。

那天我和女友去医院探视老爸，妈妈正坐在病房的阳台上为爸爸削水果。我惊异地发现：妈的头发从中缝开始向两边，大面积齐着发根变白了！妈看我大惊小怪的就笑了，说这是遗传，你老爸的头发就不会白，他是爷爷遗传的，爷爷九十多岁了，也只是花白头发。我说：我看你还是操心太多，劳累过度了，不然，你的头发是谁遗传的啊？外婆吗，她七十多了，头发还比你好，根本就没有白成你这样，你的理论可是不攻自破呵。妈妈就语塞了。

不让父母操心，只是儿女的良好愿望——有时候，做儿女的自己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生活轨迹。我参加工作后新交的女友，几年来一直在家里走动，大家的关系还不错，似乎一切都顺利，就等着女方到龄办婚事了，但就在女友到龄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关系亮起了红灯。那年春节，我独自回家陪父母过年，春节刚过，女友就过来拜年了。她心事重重地把我约到镇外的野地里，说有话要对我说。我乐呵呵地问她，说什么话这么神秘？

她给我讲了个故事：两个中学生，双方都很优秀，彼此都有好感，但初开的情窦被繁重的学业和令人窒息的高考压抑了，从此两人天各一方，一直没有机会表达那份一生难得一遇的爱情。多年来，双方一直保持通信往来和纯真的友谊。他那么纯情，一直为他苦苦等待，上完了本科，读完了硕士，女友的位置也一直为她空着。如今，他就要出国攻读博士了，就在这个春节，他约会了她，勇敢地表达了对她的一片真情……

我明白了。没有片刻犹豫，我说：我支持你，成全你们，祝福你们，你就放心地跟他走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请你原谅我三年来让你受过的种种委屈。她感动得声泪俱下：你太好了，我对不起你……我现在只是在犹豫，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我说:不用，你们才是彼此真正相爱的，时间证明了一切。你不要再犹豫了，他一定能让你生活得更幸福。不要担心我，我失恋过，再来一次，也没什么……

我送她到车站，站在车下等，等她坐的车消失在下街的拐弯处……回家时，爸妈问：她怎么才来就走了呢？我说她是工程师，单位有事加班。明天我也走，给她的父母拜年去。

回到单位没几天，妈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故作镇静地问道：妈，你怎么来了？妈妈站着不肯坐下，逼问我：你们两个出什么事了，你以为你们那点事能瞒得过我？你今天一定要给我讲清楚了！我知道拗不过妈妈，索性按事情合盘托出，省得让她挂怀，自己也乐得轻松。妈说：我不信，一定是你坏了什么事，我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辞。我就把她给请来了。妈让我出去，她要玩一次背靠背。我在宿舍外面呆着，估计差不多了，我就走进来。妈妈的怒气基本消失了，面容平静了许多，她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三年多，很不容易。如果你看不上我儿子，我没什么话可说；如果是因为我们家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用几年，我就是借钱，贷款，借高利贷，也要帮你们把事办了……我打断了妈的话：妈，您在干什么，求人吗？这么丢脸的事我会做，用得着您吗？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商量好的事，您就不要费心了。

我们的事最后没能挽回，但她却在我和妈面前痛哭了一场……

起个大早，赶了个晚场。我终于在踩着三十岁门坎的时候组成了自己的家庭。

那天晚上单位搞国庆排球比赛，我代表机关队刚打完球，一位熟悉的大姐在场外找到我说，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当时的情形，有点像亚运会冠军在场外接受记者采访。我问谁啊？大姐说，我徒弟啊。呵，是她？我的妻子就这样子闯进了我的生活。

我们彼此早就认识，以前的女友最初实习的时候，就和她在一个班组共过一年事。她的家就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小村依山傍水，被郁郁葱葱的竹树环抱着，只在南面敞开着，像一扇窗户，面对着京广铁路。整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我都在她家门前的一片水洼里钓鱼，那几乎是我唯一的业余生活。我风雨无阻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手持自制的钓竿，濒水危坐，看着瞬息万变的水面，远远近近地想起一些往事，偶尔仰望天空，有白鹭徐徐向湘江对岸高高飞去……那会儿，我真正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那么虚无飘渺。

我终于大病了一场。这病没什么大的痛苦，但总是低烧不退，比较麻烦，有人说这是伤寒，听起来都有点吓人。起初,我在她家捱了一阵子，打打针吃吃药希望能对付过去，但没什么效果，只好住进了市里的医院。她请了假，以未婚妻的身份，在病房陪护着我。一个星期之后，我的病好了。医生也是稀里糊涂的，没说我得了什么病，直到出院也没有给我一个确诊。这次我生病的事，连我妈都不知道，我非常感激未来的妻子。

那年春天，在一个难得的晴日，我对她说：我们结婚吧。

一年后，我们有了个可爱的儿子。孩子满月时，家里人都从小镇那边赶过来了，大嫂也来了。自从大哥去世以后，原本开朗活泼的大嫂完全变了个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忧郁。后来经人撮合，当年一起出事的两个家庭，合为一个新的四口之家，重新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两家各一个同龄的男孩，常在爷爷奶奶家走动，十分招人喜欢，几乎让人忘却了那痛苦的往事。

大家在我家玩了两天，有说有笑的还算开心，唯独大嫂闷闷不乐，当天中午她就要独自回去。我坚持要送她上车，临到车边，大嫂再也抑制不住，哭成了个泪人。她说：看到你们兄弟还有全家人在一起，我就想起你大哥。自从他走后，我的心也死了，我的生活也结束了。今天看到侄儿我很开心，嫂子我祝你们幸福。我不能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哭哭啼啼的，但我就是忍不住，我只好先走了。

谁知道，那竟是我见到大嫂的最后一面！

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大嫂像平日一样爬上屋顶，为家养的鸽子喂食，不料一脚踏空，从四层楼的高处摔了下来，跌坐在粮库的水泥地上。不知是大嫂的毅力好，还是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在落地、救助、运送和抢救的过程中，她居然没吭一声，目光镇定地任人摆布。在医院，医生为她检查了一下伤处，就默默地退下了，没有再进行进一步的抢救工作，听任一群亲属围着大嫂。大家对大嫂说，有什么话你就对我们说吧。大嫂紧紧抓住二嫂的手，盯着儿子看了好久，望着陆续赶到的亲人，眼波流转，却没有说一句话。不多一会，她的神志开始模糊，目光迷乱，最后，她在亲人们的扶持下无声地离开了人世。

大嫂是再嫁了的人，死后要归葬新夫的家乡。我们姐弟相约，都去邻县乡下，送大嫂最后一程。来到当年大哥出事的那个小村，我们看到了那个小水库，便一起过去凭吊一番。姐姐触景生情，大放悲声，哭倒在水库的堤岸上。二哥眼角挂着泪花，给我们指点着：大哥在哪里遇难，捞上来放在什么位置，他又如何一路护送大哥的遗体回家……

我们一直扶送大嫂的灵柩进入一片山林，一个十分扎眼的新坟，就排在大嫂坟位的旁边。

参加工作并成家立业之后，我和爸妈见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我感觉妈妈对我温情的呵护却无处不在，小到一件衣服、一只皮箱或一床棉被。

我有一床棉被，是大学一年级暑假时妈妈为我做的。 

那天，我和青梅竹马的女友从外面回来，看见一对弹棉花的中年夫妻在我家二楼的走廊上做被子。弹弓有节奏的声音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制造出一种淡淡的、温馨喜庆的气氛。

我问：给谁做被子呢？师傅回头给我一脸红扑扑的微笑说：你家谁是大学生呢？当然是给你做啊，不信你看上面的字。我一看，他们正在用红色的毛线在洁白蓬松的棉被上摆设图案和字样。图案是家乡常见的那种象征吉祥如意的葫芦图案，隐含福禄之意，中间摆了个空心体的大大的“华”字，歪歪扭扭稚拙得可爱。然后，师傅在后背上绑上一根长而有弹性的竹条，用来递送棉线。女友说他像战场上呼叫“向我开炮”的王成，大家都笑了。

夫妻俩你抛我接地放线，每次他们都以一个十分隐蔽的动作把手中的棉纱掐断，轻轻地放在棉被的边缘，纵横对角交叉形成一个棉纱的网络。放完便拿了沉重的木盘在新被面上反复地磨压，原来蓬松的被子慢慢被磨得光洁、厚实，俨然一床完整的新被子了。我指着被子边缘的线头说：这里还要做什么处理吗，会不会散掉？师傅说：不会的，经这一压，棉纱和棉絮已经连成一体了，想拆散都难。
 
这床棉被比别的同学的棉被几乎重了一半，这是我大学同班的女友发现的。以前的女友和我分手去了广州以后，她为我拆洗了大学最后一年多的被子。晚上盖着你受得了吗？你一定是你妈妈的宝贝仔——但她没有成为我妈的宝贝儿媳妇，大学毕业，我们各奔东西了。 

我参加工作后新结识的女友不喜欢拆洗被子，和她一起进入我集体宿舍的，是一床新被套。她费了很大的劲才将这床棉被塞进被套，完了她擦擦额上的汗水说：这已经是我能买到的最大号的被套了，下次我要订做一床大点的。老天，你妈为了你真舍得花本钱！当然，后来她也离开我去了日本。 

婚后，妻子要把这床10年的棉被作填料，自制一床席梦思。我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同意了她的决定。我抚摸着这床棉被，不舍的心情就像要和一位老朋友告别。席梦思做成了，我坐在上面这里摸摸那里压压，独自发呆。最后，我在心里自我安慰说，它终归还是和我朝夕相处，这样处理应当没有完全违背母亲的初衷。

远远近近的回忆给我这样一个感悟：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情感接二连三地走远了，只有这床被子，和寄托在它身上的亲情，就像它的制作者承诺的那样——棉纱和棉絮已经连成一体了，想拆散都难。人生真正能始终伴随的也许只有母爱。我的母爱是大号的，就像这床棉被。我想如此厚重的母爱，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也许找不到同样的尺寸。 
说是母爱如山，我们能回报给母亲的又是什么呢？或许是一点点问候、一点点关怀、一点点进步甚至一个平安的消息……

除了上大学，我给爸妈带来的最大的惊喜莫过于考取公务员了。

三十岁的人了，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我经已做好了扎根企业干一辈子的准备。那天我正在上班，几位同事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晚报，说，看看看看，公务员招考启示，你的条件肯定合适，去试试啊。

我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市委机关的公开招考启示，几乎没有任何职业和地域限制。据我所知，这么大范围的公务员招考，在本市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一次，之后类似的招考好像不再面向企业了。从它设置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招考程序上来看，领导们似乎真枪实弹地想玩一把公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我真的有点动心了。再细看报考条件，每一件我都以较低的标准符合了，感觉自己就像个边缘人。

我乘到市里办事的机会去报了名，但知道消息太迟了点，来不及准备什么，我只好凭自己的一点老底子去碰碰运气了。虽然每一回合都濒临被淘汰的边缘，但前面笔试、面试、写作等几关还是过来了，我就抽空给二哥打了个电话，说不久我也许有好消息告诉家里。二哥说，什么事啊？我说现在还不一定呢，等有确切的消息了再告诉你，弄得二哥在电话那头又惊喜又疑惑。

春节来临之际，招考结果公布了，我的名字赫然夹在当中，不由心中一阵狂喜：好了，今年回家拜年不用买别的礼物了。到了家里把这事一说，我在每个人的脸上都读到了洋洋喜气。二哥说，我猜到你肯定要去个什么好地方，但我没想到是市委机关。老弟呵，我家祖辈没听说出过什么大人物，将来就看你的出息了！二哥还是感到意犹未尽，忽然一拍大腿说：我去镇里有线电视台给你点首歌去，祝贺祝贺，我们家这几年的晦气早该冲一冲了！爸爸妈妈也乐乐呵呵的，举双手赞成。

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打麻将，也打一点意思，但打得相当小。反正是陪爸爸妈妈玩儿，我有一炮没一炮的放肆乱点。爸妈的晚年几乎就是在这种小意思的麻将中度过，我们不在家时，他们自有一帮老年人聚在居委会的一间大屋里，每天两场雷打不动。爸爸反应迟缓，妈妈眼神不好，估计是输多赢少，反正输赢又不大。我回家看爸妈，有时就直接去牌馆找他们。有一次我见老爸在身上摸索着，准备付钱，就抢着拍了一张大钞在桌上。老爸高兴的样子，就像我当年得了他的押岁钱一个模样。

开始了开始了。旁边不打牌的几个指着电视叫了起来，原来是电视点播节目开始了。我们都停下手里的牌，守在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地观看那个点播节目，各人心头的喜悦，全让那些歌给唱出来了。二哥真是疯狂，去电视台点播的时候，他没怎么计较点播的费用，只要求别人三天之内每天连播三遍。实际看的时候好像播了四遍，估计人家电视台还送了我们一遍，不知镇上的人们看了烦不烦？

那时候二哥单位的效益不好，他早就抛弃了工作，自己开车跑运输。一年四季在外头跑，露在外面的皮肤都变成了古铜色，把脸上的那些雀斑都同化了，人显得清瘦而有精神。只是常年坐在驾驶台上，人又劳累，当年困扰过大哥的严重的痔疮也开始困扰着他，那年，他索性跑到市里，动了个手术把它彻底解决了，之后一身轻松开车赚钱，日子过得比我们稍微好点。

姐姐一家还是没什么起色，两个外甥相继中学毕业，都没有再读书。老大顶了姐夫的职，在汽车公司当上了修理工。老二没工作，姐夫教他学会了开车，在广东开了两年车回来，又弄了辆面的来开，似乎总是时运不济，麻烦不断，几年下来也没赚到什么钱，就把病车甩在停车场的角落里了。夫妇俩就想让老二开两年三轮车凑合一下，慢慢找机会再开车。平时还算老实巴交的老二冷笑一声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堂堂一个拿本本的司机，去街头开那破三轮？不干！他就整天在家呆着，睡到日上三杆才起床，晚上就去网吧泡着，常常泡通宵。我在中游里加了他的好友，有时看见他上线，倏地又消失了，也许是怕我说他，隐身了。

大外甥成亲的那天，姐姐对我说，弟弟呵，请你帮姐姐个忙，要是有机会就让老二去市里开车吧。我说，难啊。

大哥大嫂身后留下的孤儿，才是妈妈心中最揪心的疼痛。

大哥大嫂六年之内相继去世以后，侄儿读书基本没人辅导了，初中就没有打好底子，高中读着读着眼看就读不下去。这孩子贪玩，不知什么时候还沾上了撒谎的坏毛病，平时总喜欢弄点钱去玩电游，心思根本没有放在学习上。那个学期他从奶奶手里拿了学费走了，不料半个月后学校来了通知，说他根本没去报到，自动弃学了！妈妈气得叹一口气，唉，只盼着一代更比一代强，看来这孩子没什么指望了！

书不能读，只好就业了。幸亏在他父母双亡之后，家里积极为他活动，加上他父母当年的人情还在，单位也比较照顾他，预留一个岗位给他，辍学之后，就安排到一个乡下粮点去上班了。

我带着孩子去他上班的地方看过他，那地方离镇上十来里地，边上有一所中学，紧邻一个衡宝战役使用过的，废弃多年的临时军用机场。我到达时已是上午十点多，粮点门可罗雀，寂静无人。我好不容易问到一个人，打听到他住在二楼角上的一间房子里，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声，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根本就没有插门。只见他和衣趟在床上，被子床单裹在身上，分不出个横直上下来。我把他摇醒了，他坐起来，淡淡地说了声：叔叔你来了？他有七分像大哥，瘦高个，留着八字须，头发像乱草，整个一个颓废派的形象。

我拉他到附近一个小店吃饭。听说他闲暇时总是天天睡这么久，一天只吃两顿饭，我就说他：你要有个好的生活习惯，没事锻炼身体，看点书学习学习，充实一下，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发现他很健谈，很容易顺着你的话题伸展开去，让你觉得他深明事理，会立马接受你的意见和建议，不久就能看到他光辉灿烂的未来。但我没有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点诚意，看来他也经习惯于应付这类长辈的教训，任你怎么说，过后他还是我行我素。

前年县粮食系统改革，全员下岗以后再回聘，每人要交一万元集资款。侄儿闷闷不乐地回来了，整天躺在家里长吁短叹，有时就走出去，和镇上的一帮朋友喝酒聚会，也不知搞些什么。妈妈怕他跟着社会上的人瞎混学坏了，就拼着老脸向粮站的领导求情，要求减免孙子的集资款，让他重新上岗。妈妈的努力果然起了效果，单位同意他的集资款减半，交了五千元又重新上岗了。

记得他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们两个当叔叔的帮他张罗了一个生日宴请，三四桌下来，用了一千多。妈妈听到这事，忧虑重重地说：这孩子，还没学会挣钱就会大手大脚的花钱了，将来可怎么办呵……

不久，他又出惊人之举，丢下大家为他辛辛苦苦争来的工作，执意要去广州打工。他背着家人把单位集资的五千元拿走了，还到处开口借钱，说要凑齐五千元，电话也自然打到子我这里。

我说你要去广州干什么？他说去打工。我说不对吧？你这是去出国旅游，要么就是去广州投资，我可没见过哪个打工仔带着一大笔钱过去的。他说他要去是一家大公司，要培训，这只是交押金，事后可退，上班了每月开两千多工资，升职很快。我气得直想笑，我说你花那么多培训费，不如自费读了大学再去岂不更好。押金？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人材，偌大的广州城你就那么金贵，还怕你跳了槽了？条件那么优厚，好啊，帮我留一个位置，我也过来啊！我说你不要骗叔叔，你现在自己就在受骗。你要么遇上了骗子公司，要么是想参加传销组织，我提醒你，传销是非法的，人家不骗你，政府也要取缔你，赶紧抽身回来，要不然你肯定落个血本无归。

他根本听不进，在电话里几乎吼叫起来：叔叔我跟你说，现在是我面临的最好的机遇，只要你帮我一把，我会终生感激你；如果你坐视不管，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最后对他说：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感激，我就是把全部家当交给你，你一样会输个一败涂地，因为这不是机遇，这是骗局！你不听全家人的劝阻，擅自作出这样的决定，爷爷奶奶都很生气，你知道他们会要我怎么对你。我寄给你的钱，不是让你去白白送人，你记住了，这是我寄给你回家的路费。你可以不回来，也可以把它挪作他用，但如果再有什么需要，请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你谁也不要恨，只恨你生错了人家，你不知道这个家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家谁也没有资格当你在广州投资的大股东，你好自为之吧！

性格决定命运，他选择了继续留在广州。半年以后，他遍体鳞伤地回来了，出了什么事，他不肯说。

清明节前，妈妈第二次倒下了，手脚又不能动弹，血压高得惊人！得到消息，我立刻赶回了家。

进屋时，电视正打开着，伊拉克战事报道正酣，音量开得很大，却没有人看。妈妈躺在床上，红光满面，半闭着眼睛，一看就知道大脑充血，晕得厉害。吵死我了！简单问候过后，妈妈第一句话就这么说。我连忙关小了音量——对于战事我也关心得紧，没舍得全关了。爸妈多年以来一直同住在一间小屋，电视就摆在窗户边。爸也老了，耳背，在家就喜欢与电视为伴，偏偏又爱看新闻和体育节目，热闹，加上音量开得大，就近乎喧闹了。

唉，又要打仗了。不要打呵，好好的人、身体健康的人，都去牺牲了，太可惜，留着我这样的废物作什么？妈妈喃喃地说着。我一听就乐了，说我们可以和萨达姆商量一下，发一支枪给你，坐一辆轮椅守在沙漠上，看美英联军拿你怎么办？姐姐进来了，说老弟呵，只有你最能让妈开心，这两天她又说要走了，没事就说些交待后事的话。还说她和爸爸商量好了，在生的时候孩子们都跟了她；作为回报，她死了以后跟他回去，以后夫妻合葬在爷爷的身边……我说是吗，妈妈您怎么老是想到走呢？是不是对我们姐弟几个有意见？有意见可以提嘛，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妈的嘴角露出一点舒心而天真的笑容，没做声。我在床头坐下陪妈妈说话，妈，您不想多活几年吗？妈沉吟片刻，说：崽呵，妈尝过多活一年的滋味了，也就是吊一口气而已，没意思啊。我这才收起搞笑的心思，深深地自责起来：自妈妈病倒以后，我只尽了求医买药的义务，平时回来不多，更没有伺候过老人家。姐在县城，哥住在嫂子父母家，也很难照顾得到。老爸倒是天天在家，但他却迷上了打牌，每天清早随便弄点吃的，就赶他的场子去了，整天将妈独自留在空荡荡的走廊……

我得和老爸理论理论。在饭桌上，我说：爸，妈妈现在身体很不好，你能不能在家多呆会儿，少打一点牌呢？老爸抿一口米酒，放下碗，说：我知道你们会说我不管你妈，不要说你妈觉得没意思，这样的日子，我过着也觉得没意思了。那天，有个算命先生拦着我，说要给我算命。我对他说，我的命不用算，自己知道。我来到人世快七十年了，仔细想一下，我可是一年一难啊……我的身体你们知道，开了几次刀了，一把老骨头，说不定走在哪一天呢。我一生到老，就这么点爱好，你们还要我放弃了，在家守着你妈，两个老家伙四目相对，这样的日子……老爸的眼角湿润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姐姐说话了：弟弟你放心，我快退休了，家里没什么事，要不我就回来住一阵子，好好在家照顾妈。姐姐今年刚做的奶奶，老二病着，又没有工作，她那个家多年以来里里外外全靠着她，怎么会没什么事呢？她这是在对父母尽孝心，也是在安慰我们在外的牵挂。我思考、寻找着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忽然就想到了她的家。她住的那栋旧房面积狭小，对面的一户比她们宽裕，早已搬了新房，旧房空着。不如我们兄弟把这房租下来，让父母住过去，姐姐不就可以两边照顾了吗？妻子听了我这想法也很赞同：不错啊，和哥嫂他们商量商量。

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最近几次，我总是没忘记带着儿子，都说脑梗塞这病不可反复太多的，说不定老人真的会走在哪一天。临走之前，我陪妈妈多说两句话。妈说：这段时间老是让你回来，你工作忙，不要回得太勤快了。要是我病危了，也不一定非要赶着给我送终，我最近常常见到你，次次都准得送终的！我说没事，过几天就是清明了，我还回来看您。妈又说，要是我去了，你们不要太傻，要注意保重身体。家乡的习俗不好，主祭的时间太长，孝子们难跪，太受苦。我说是啊，我从小就怕罚跪，妈你要是心痛满崽，现在就写个字吧，到时候我就直挺挺地坐着，等着乡情父老用棍子敲我！妈轻叹一声，说：也是啊，行不通。那你就在里面戴个护膝，用裤子罩着。我说那样别人会骂我不孝。妈说：谁敢说？我准了你的。

临出门妈又说，下次回来带几套衣服回来。我说，做什么？姐就笑了：妈说她要去了，要把每个亲人的衣服都带一件，要穿过的旧衣，她在九泉之下也有个想念。我也笑了：妈你太急着走了吧？我要真拿回来了，就显得我们没有诚心留你了，我不干。就算真的你走了，我们忘了带，身上不是现成的有脱吗？妈说，我就是怕你们这样，不要你身上穿的新衣服，这样太浪费！要你们不穿的旧的。旧的？旧衣服这些年都捐给灾区人民了，送给你老人家的只能是新的了……妈说跟你说正经事呢，总也没看你正经过。看妈这样嗔怪我，我索性就这样疯开了去：我不正经是像您呵，谁叫你霸蛮要生下这么个满儿子呢？还是二哥那句话：你根本就不该生我。

妈似乎总想把气氛弄得凄凄凉凉的，但有我们姐弟在，谁也达不到这个目的。

在所有的节日当中，只有一个节日我年年赶回了家，那就是清明节。

这是一个难得的晴朗舒适的清明节。儿子跟我走惯了老家，一点也不生分，我还没进大门，他就大声喊着爷爷奶奶跑到楼上去了。等我上来，居然奇迹般地看到妈妈好好的站在走廊上！才几天的功夫，妈妈又一次转危为安了。我真切地感到一阵惊喜，惊喜得有点晕了——记得上次回来时妈妈提醒我：你也要小心啊，我娘死于高血压，看来我也会，你可不能不注意呵。我说妈你放心，我刚刚做过体检，血压70—120，标准得很呢。

二哥开着车，拉着爸妈以外的所有人，到各处祖坟上祭扫了一番。

清明节不能缺席，这是老爸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自愿。清明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亲情和孝道，它既寄托着对先祖的缅怀，也能让垂暮的长辈得到心灵的安慰：在世的时候有儿女尊敬，身后也不会被后人遗忘。这个节日很有生命力，而且还能与时俱进——以前女性不可以参加这样的祭祀活动，现在满山遍野都能看见，有的就连芳名也打上了墓碑，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爸的思想从不落后，多年以前，为了抗议乡党对女性的歧视，我家拒绝加入大家族的清明会，事实证明，老爸比所有的族人先行一步，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正好是双休日，天气也好，翌日清早，我就带着儿子走进了祖辈们赖以躲避祸乱的大山，感觉这好像就是一次寻根之旅。随着走出大山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小路又被荆棘以大山的名义收回，几条儿时走过的路，已经不能通行了。接连走过几个几近荒芜的屋场，才遇到留守的山里人，经他们指点，我们父子俩绕行一条宽一点儿的山道，费了不少的力气，终于登上了顶峰。

顶峰有一处清静的佛寺，一壮一老两位僧人在偌大的寺院中无声地走动。见我们父子径直走到大殿前，师傅便让过一条板凳：两位施主，请坐。我们就在门前坐下，喝水，放眼向山外望去，迷雾蒙胧，只能看到百米内的青青杉影。

回头望向殿内，里面供着三尊菩萨，如来居中，观音居左，福寿居右。师傅问：施主可要烧香、求签吗？我就想起昨天在家的情景来了。

那天晚上，我提起上山的事，妈说山上有个寺庙，多年前就想去看看，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二哥说我背你上去，妈说我这么胖，你怎么背得动呵。我素来不信神佛，多年来因工作关系，经常进出名山寺观，与菩萨金身几乎打了上百个照面，从未跪过一次礼，烧过一柱香，今日师傅一问，却使我砰然心动，我颔首默允了。

师傅首先递给我三支杏黄香，命我面东伫立，当空遥祝。我很喜欢这种方式：不跪不伏，不卑不亢，感觉很好。

三缕香烟在袅袅上升。我当空静默，鞠上一躬……

那天晚上全家团聚时，妈妈突然提出让我当众解一个字。老妈问我：一个框里面加一个十字是个什么字，怎么解？我说：这是田字。田地，就是家乡的水田啊，您的小名里面就有个田字。我知道妈妈的考试才开始，不管她有什么用意，我得抖擞点精神才行。

果然妈就加上笔划了：田字上面出个头，什么字，怎么解？
我说：由字。原由，由来。我猜妈妈也许是在拿我们的母子关系做文章，就有意牵强附会地往这上面靠：从象形上看就像田里长出了禾苗，田是禾的由来，是禾的根本——您和爸爸就是我们这些后人的根本。

向下伸出一笔呢？
甲字。天干第一位，指第一，最好的，比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指盔甲，是战士护身的用具。觉得不够，我就硬着头皮胡乱再加：我们这些儿女就像您和爸爸向下分出的枝叶，都要做最好的；您二老从小精心呵护着我们，就是我们的盔甲，就是我们的护身符，你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护佑我们人人平安；象形地看，甲也像一块举着的标牌，意谓我们当后人的应当继承前人的好传统，勤奋努力，振兴家风，光宗耀祖。

上下两边都出头呢？
申字。申述，说明。还可以是伸的通假字，表示伸展，就是说我们全家从您这个外公的独生女儿开始，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家庭，不但要子子孙孙传下去，还要走向大都市、走向世界各地。

妈妈满意地笑了：原来是这样解的，你学问比我高，我不会像你这么解。我说，那您是怎么解的呢？我太认真、太正经了，不像我一惯的风格，感觉自己被老妈涮了一把，因为她的解释完全是另类的：

她说：田，就是冬田——就是你妈我；由，就是由着你们。我现在勉强还能走动，治也好，留也好，我都配合你们，由着你们；甲，就是加句（勉强）。如果我真的完全瘫痪了，你们就不要加句了，就让我早点走，省得拖累了全家；申。就是伸腿。我的儿女们都很孝顺，大家的日子也会过得比我这一辈子好，我可以安心地伸了腿去了。真的到了那一天，妈会很满足，我会在九泉之下保佑你们……

淡紫色的香烟飘拂不定。我凝神静气，再鞠一躬……

那天中午吃饭时，妈妈没有拢桌，独自坐在走廊的藤椅上，我坐的位置刚好能越过晃动的人影，真切地看到妈妈的侧影。阳光从天井上面斜照下来，洒在妈妈的头顶和右侧的脸上，我忽然觉得妈妈变得好陌生：头发灰白枯乱，脸上有点臃肿，衣服穿得不太挺敨，鞋子也随意地趿拉着……

这就是在强盗尖刀当胸之时面不改色，在日寇枪刺相逼之时从容面对的妈妈吗？这就是在丧父之际肝胆欲裂，在花雨季节早为人母；在大幕开启之时莲步轻摇，在携儿过江之时灿然微笑；在丢失小女之时舍命追车，在悬崖失足之时母子逃生的母亲吗？这就是在长子急症之夜孤立无援，在满儿将夭之时独力挽救；在女儿失学之际以泪相伴，在大哥穿掌之时巨痛连心；在双子落水之时魂飞天外，在红花当胸之时开心一笑的亲娘吗……妈妈，在这岁月流转的虚空中，您的青春、你的梦想消逝在哪里？

香烟的红火如明灭的意念。我闭上双眼，深深地鞠躬……

妈妈，您老了吗，您老得连自己也整天想着要走了吗？妈妈，您还不老，还要过两年你才到古稀，您比最小的儿子只大三十岁；您的思维，您的语言依然鲜活，您头脑的反应，您身体的机能都还健全。只是因为这病，只是因为您大脑中有一点小小的血管梗塞，您就怕它了吗？就要对它投降了吗——这不是您的性格，这不是您的胆略。

大姐做了奶奶了孙子也在长大，也许今年就能叫您老外婆了；小外甥虽然没工作，但他会开车，也许过一阵就能当上正儿八经的司机了呢；二哥这些年一直说要搬家，也许他今年就会搬回来；侄女儿今年高中就要毕业，也许马上就要考个好大学了；我们单位的新房子就要峻工了，旁边有个好大的休闲广场，我们盼着和您一起去放风筝；您最小的孙子上个学期得了三好学生，您不想看着他年年都当三好，将来比您的老满更强吗？

您最不放心的大哥的儿子，也从广东回来了。吃一堑长一智，被骗的深刻教训会让他变得成熟。他需要东山再起，需要立业成家，需要您的教诲、您的关怀、您的扶持。您这就要走，难道您不想管他，不想完成您常常挂在嘴边的最后一个任务了吗……

妈妈，儿今天为您擎起了香；
妈妈，儿不信神——您才是儿的信仰；
妈妈，儿在家乡的最高处，为您祈祷为您祝福向天发愿向您请求：

妈妈，您能不能不走——不要走！

历时50天，终于完成了《桂英不姓穆》初稿，全文共54章，约83500字。

在50天的写作过程当中，承蒙广大网友1200多人次浏览，其中 江月、易扬、无量天尊、周黑子、葱妹、浅草妖姬、宝宝1、不悔爱你、气刀、文人骚客、指指堂、心若在梦就在、 jhm123、 cl.、白活、白吃白喝白开心、 水木冰心、嘟嘟逗逗、suifeng2003、 轻燃寂寥、 空竹无心、蝉衣、方方先生等朋友热情留言，一直给予关注、支持和鼓励。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文友如有好的意见和建议，请不吝赐教。

谢谢蝉衣。
你说得太好了，你的“歌、酒、路”太传神了！母亲节快到了，让我们一起为母亲祝福吧。

二泉兄看过全文，可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全文早发完了，请注意查看。

打印出来看呀！

晕，不会打印出来看呀！

我报过名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