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我仿佛看到拖着铁镣、带着手铐、满脸鲜血的成岗烈士，面对敌人的严刑酷打，大义凛然，不屈不挠，写下了“我的自白”；我仿佛看到“一个头长得很大，身子却很纤瘦”的小孩，手握监狱的铁杆，看着被他放飞的虫子“轻轻扇动翅膀，飞起来，缓缓飞出栏杆，一会儿就看不见了”。也向往着自己能像小虫一样飞向自由、飞向光明；我还看到江姐和她的狱友们，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心情澎湃，拿出了红旗，她们“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织绣着闪亮的金星”；我更看到，在胜利来临的最后时刻，刽子手们在作着最后的挣扎。他们疯狂地进行屠杀，一批批优秀的先烈们倒下了，而又一批难友们迎着曙光，迎着枪弹，冲了出来-----四十来年逝去的历史，就恍如昨日，活生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二）
在《民主与法制画报》上看到宫曙光些的一篇文章——《沉寂五十年的红岩功臣》，文中介绍一个在渣滓洞魔窟里为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为狱中党组织与外界党组织进行秘密联系的唯一联络员-——黄茂才。也就是《红岩》中用自己人为名，廖廖数语对其描述的人。
黄茂才曾是渣滓洞监狱里的看守，但在曾紫霞（即小说《红岩》里孙明霞的原型）的策反教育下，成了监狱地下党和外界联系的秘密联络员。为党、为监狱里的同志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江竹筠（即《红岩》里江姐的原型）烈士的那封被后世题为“狱中致谭竹安书”或“示儿信”的著名革命文物，解放后被送到了博物馆展出，就是黄茂才送出来的。
就是这样一位地下秘密联络员，解放后却被当做“杀害江姐的凶手”公判、服刑。虽然他再三申辩自己的冤枉，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直到一九八一年五月的一天，黄茂才收到了落款是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的来信，在纪念馆馆长卢光泽的帮助下，他才找到了当年重要的见证人曾紫霞、仲秋元、胡春甫、田一平、李玉鈿，请他们各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才使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但此时的黄茂才已是白发老翁，余年不多了。
文中纪念馆馆长卢光泽的一句话是我深有感触。“老黄，建国之后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受尽委屈的黄茂才竟当着卢光泽的面呜呜啜泣起来，老泪纵横。
想想，建国这么多年，我们的党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难逃厄运，更何况你区区一个黄茂才！历史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是必须完善法制的健全，少给国人更多的遗憾。

                                （三）
《红岩》一书对我们一代的教育是深远而富有影响的。许云峰、江姐、成岗等无数英烈的名字，早已化作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卓然屹立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心中。当我们捧读《红岩》一书时，也为作者给我们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而欣佩、敬仰。不想，前段时间却从报上读到了为《红岩》一书的署名权而打起了笔墨官司，世俗的名利侵蚀了他们，是他们追逐起虚名浮利，不禁震撼。我猜想，作者们写作《红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名誉、署名权，而是身边的战友们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催励他们，激动着他们，烈士的形象常常在他们的脑海萦绕，是为了不能忘却的回亿，促使他们拿起笔杆，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小说。
暂且撇开小说的署名权不管。我既不知道小说写作过程中的来龙去脉，也不是法官来评判谁是谁非，我只是感到悲哀，以获取“人类灵魂工程师”称号的人，自己却在世俗面前，沽名钓誉、争名夺利，这对那些为了革命事业不计名利、默默死去的先烈是多大的亵渎和讽刺！这对深受《红岩》一书教育的广大读者们，该是怎样的伤害，是怎样沉重的打击？我不敢想，也不想猜想。

                                     （四）
前几年，《红岩》英烈事迹在全国各地巡回展览，也到了温州，报刊也进行了宣传。我没去观看，但好像参观的人并不多。一代先烈的事迹，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知之太少。江姐、许云峰这些名字对他们实在是陌生而遥远。但歌乐山上的渣滓洞、白公馆将作为历史永远保存下来，先烈们的事迹将和市中心的“解放碑”一样，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            

我走近了《红岩》，我感觉到先烈们跳动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