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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知识分子和十六大报告！ 　　　　（转）  (http://202.103.69.41/bbs/showthread.asp?boardid=3&rootid=&id=8166)

--  作者：高山流水
--  发布时间：2002-12-7 20:12:00

--  后现代知识分子和十六大报告！ 　　　　（转）
世纪将尽，而历史的发展却似倒行逆施，近几年来，我们目睹一个世代的千秋大业逐步向历史的尽头迈进。岁月将近，历史却未见前景。我们固然缺乏一种大祸临头的末日情怀，也未曾寄望神迹，产生任何对新生纪元的无端憧憬。面向未来，我们无法产生任何未来感，却沉迷于议论有关这个思想的完结和那个主义的消逝（在此前路未明之际，寿终正寝的包括了“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社会阶级”，陷入了危机的更有“列宁主义”、社会民主及福利国家等）。凡斯种种，总合起来，或许就构成了那日渐让人津津有乐道的“后现代主义”了。
这是美国人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声名远扬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开场白。在这不乏深刻洞见的描述中，机智的反讽与一丝无力的哀婉溢于笔端。这位大洋彼岸的学者，这位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了解的知识分子，却无法从置身其中的文化逻辑中乐观起来，这种莫名的忧伤似乎是西方知识界某种宿命似的东西。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是这位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先生，应该是这种宿命似的文化逻辑的代表。
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根据不断上升的统计曲线显示，从复杂的家庭组织和数十个技术奴隶，一直到“城市动产”，从通讯的整个物质机器和职业活动，一直到广告中庆祝物的常见场面，从大众传媒和未成年人崇尚隐隐约约具有强制性的小玩意中所获得的数百万个日常信息，一直到围困我们睡梦的夜间之物所提供的心理剧，他们的日常交易不再是同类人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财富与信息。毫无疑问，“环境”、“氛围”的概念之所以变得如此时髦，只是因为我们在其他人周围，在他们出现的时侯，在他们的谈话中，实际上生活得还不够；只是因为那些从属的、引起幻觉的物带着无声的目光老生常谈，总是向我们重复着我们自己的惊人力量、潜在的富有和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正如狼孩因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变成了狼一样，我们自己也渐渐变成了官能性的人了。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息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
这是法国人让·波德里亚被称为“当代社会学的一大贡献”的著作《消费社会》的第一个段落。他开宗明义地讲述了“后现代”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其文化逻辑的基础：消费和丰盛现象。他似乎比美国人詹明信更进一步，没有太多忧伤的诗意，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体系失落感，而是更多地用法国人特有的细腻与敏感，白描着这个纷乱杂陈的“后现代”。他捕捉着这个“丰盛时代”的一举一动，从超市的货柜到汽车的款式，从家装马赛克的品牌到雇员的抱怨；从计算机病毒到脱衣舞娘，从电子台球到美容秘方……对琐屑细节的堆列终究是为试图建构某种逻辑。而这样的逻辑，给波德里亚带来的共鸣不过是1965年《合作者日报》的论调：“消费者在现代社会中代表着什么？什么都不代表。他能成为什么？一切，或者几乎是一切。因为他孤独地处在上百万孤独者身边，他受到一切利益的摆布”。在这个人人都是消费者的时代，波德里亚不自觉地担当了消费者的代表，但作为一个丰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着一个什么都不能代表的群体意味着什么？无论怎样，波德里亚还是坚持着给出了他眼中的“后现代社会”的西方肖像：“正如中世纪通过上帝和魔鬼来建立平衡一样，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对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
知识分子是文化逻辑的立法者还是阐释者？无论是詹明信还是波德里亚似乎都在代表着某种判断，但英国人齐格蒙·鲍曼似乎有着另一条思索路径，这一路径昭示着西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现实困境，而这一困境正是通向另一文化逻辑的起点。看看他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怎么说的：
“至少从17世纪开始，尤其是到了20世纪，西欧及深受西欧影响的其他各洲的文化精英们，把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为世界历史的一场根本的转折。由于坚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比所有其他的（无论是当代的，还是过去的）生活方式来得优越，因此，实际上，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作了阐释历史之终极目的的基准。文化精英的这种特有的自信，与其说是来源于对进步的信仰，不如说是在对自己的优越性从未遭受挫败的经验中，塑造了这种进步的观念。”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观点，鲍曼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是以现代性的确定性为基础的。但是后现代的历史区间中，这样的自我优越感正被无情的不确定性所替代。许多迹象显示（正如波德里亚式的不知疲倦地罗列和描述一样），用“立法者”意象描绘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职能（无论是践履的，还是仅仅心向往之的），正逐渐被另一种职能取代，“阐释者”正向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款款走来。但是，鲍曼还是以一种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情绪，一种相对主义的纠缠下的忧虑，留下了没有答案的疑云：
我们的时代是否处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中，或是否与前一个时代有所区别？当代的确定性危机是暂时性的疏忽大意的结果吗？它是不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与在它之后和在它之前的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连续的，或者，这个时代乃是我们第一次所见之未来事物之外形？
这些写在“立法者的没落”这一章节的疑问，谁来解答？历史自已书写答案。公元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一时刻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文明新纲领的诞生日，更应该是一个崭新文化逻辑的论证起点；这一时刻不仅仅是詹明信、波德里亚、鲍曼的现场答辩会，更应该是后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节日。这一时刻是以一个重要事件的方式进入文化逻辑的历史时空的，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什么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就是始终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确定性，而“先进”则是一种一往无前的变化着的不确定性。在历史的维度中，如何以一种确定性去探索不确定性？十六大报告给出了所有后现代知识分子都不能给出的方法论论纲，这一论纲给出了社会主义文化逻辑中如何正确处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之问题，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新篇章。这一论纲的核心是“四个必须”：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力量。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
“三个代表”和“四个必须”一脉相承，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构画出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以詹明信、波德里亚和鲍曼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知识分子开出的文化逻辑诊断药方则更象是一个病理报告，详尽完备、入木三分，但却难以对症下药。除了失望、疑惑、反讽之外，后现代的文化似乎空无一物，或者诚如波德里亚所说的一个杂货店。后现代作为一个西方知识界划分文化时空的术语在文化圈里一直耳熟能详，也一直语焉不详。看到了“三个代表”与“四个必须”，我一直在想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真的能够拒绝这种清晰的文化实践，这种让人振奋的文化逻辑吗？
如果说詹明信、波德里亚、鲍曼是西方后现代文化某种意义上的“三个代表”的话，这种文化逻辑却缺乏“四个必须”式的方法论论纲，因为西方知识分子自己也承认，后现代没有意义建构，只有逻辑的碎片。那么我想当“无家可归成为一种世界命运”（海德格尔语）时，中国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却是幸运的，因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我们必须为之建设的文化归宿，正是我们建设家园的坚实的精神归宿。“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改造世界。”其实我们既可以解释世界，也可以改造世界，但关键是要有正确的、与时俱进的方法论，而绝非什么碎片式的“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