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经过时光的淘洗和语言的构造，现在俨然成为一个昔日天堂般的梦想，一个小资怀旧的最佳话题。这些，从张爱玲的风行、王安忆《长恨歌》的流传，以及那些靠公馆、旗袍、咖啡厅和爱情组合起来的影视的热播中就可以看出，它们共同构造了一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传奇。在这样的一种暧昧的氛围中，关于上海的另一些记忆，逐渐退向了幕后。这些记忆是指，《子夜》里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包身工》、《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乃至《三毛流浪记》里的黑暗痛苦生活的图景。显然，今天人们更愿意将九十年代以来的上海生活直接嫁接到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传奇上。这怀旧，是因为中间隔了一段历史，同时也因为今天的生活，可以在昔日的怀想中找到一点源头和依靠。
        确切地说，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三十年代是很不相同的，至少在一些历史的叙述中是这样。三十年代的“好日子”被一场战争断送了，在文学史叙述中，“十里洋场”被“孤岛”、“沦陷区”和“国统区”这样的字眼取代，这些字眼背后隐藏着是大动荡，是方生未死，是民族存亡和政治势力的生死较量。这是大的叙事，自然会有激动人心的飞扬的人和事，不过，在大叙事大动荡中，个人是不重要的。所以傅雷会劝戒张爱玲，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曹聚仁也说过类似的话，砖头的命运总是砌在墙里的，不是这堵墙，就是那堵墙，一块孤零零的砖头，总是容易被人一脚踢开。这是大动荡时代个人的不幸。
        《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提供的是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学记忆，里面的很多作家作品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这是时间和文学史筛选的结果，那些人名和文字如果不是今天被挖掘出来，也许就永远要和黑暗沉睡在一起了。所以说历史并不全是记忆，更多的是遗忘。文学史的叙述总是残缺不全的，总是有意无意地遮蔽一些东西。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除了个别作家，比如张爱玲，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是被忽视的，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论西南联大甚至延安文艺，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丛书倒是提供了一个进入上海四十年代文学历史的窗口。对于上海四十年代的文学叙述，叙述者往往不自觉地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吸引，叙述的侧重点自然也就偏向这一方面，比如“孤岛”、“沦陷区”时期的文学，叙述多半会更重视那些抗日救亡的作品。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生活并不总是都处在激动人心的时刻，日子总得一天一天的过的。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海派传统深厚的地方，日常的、物质的、可触摸到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更实在。所以张爱玲回答傅雷说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它有着永恒的意味，有着妇人性。
        正象上海这个城市可以同时接纳“左翼文学”、京派、海派、鸳湖派而不显得怪异一样，这个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同样也是包容万象的，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人生飞扬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安稳的一面。可以看到那些左翼作家的名字，也可以看到平襟亚、包天笑、东方蝃蝀的名字，当然更不用说张爱玲、施济美了。当这些作家的文字被汇集在一个作品系列中的时候，当面对这些个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的时候，这个作品系列的意义突然就浮现出来了，除了提供文学研究的资料意义外，对于文学史的叙述和对上海四十年代的想象，都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原始图景。只有飞扬的一面，人生是不完整的；而只有安稳的一面，人生也会有些沉闷。或许阅读这套丛书，除了体认四十年代的上海外，对人生的完整也是一次体认。

我站远一点再说。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