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来说，话语自由不算充分（至少媒体方面，包括网络都尚未完全解禁），而沉默的自由（沉默权），也是前几年通过立法才予以确立的。

沉默权的匮乏，最极端的例子要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嫌疑人一旦选择沉默，就被看作是“拒不坦白”，在判决上要罪加一等。而投票机制中，“弃权”一项，也等于是“沉默权”的另一种体现。

表达有多种方式，包括声音、文字和手势，但能够使其成为“话语”的表达、并且有必要为其争取权利的表达，多指公众场所之下公开的、针对某一事件或观点所表述的、有一定意义和指向性的言论。而那些在私下场所的窃窃私语，一个人独处时的自言自语，虽然偶尔也具有完整的文本意义，但因缺乏传播渠道和公开性，并不能成为真正的“话语”。

而偏狭地将“沉默”理解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静默”，也是不正确的。沉默并不是单纯的不说话，而是对某些事物或“不予置评”（按布衣的诡辩逻辑，“不予置评”也是一种评论，搞不好还是一种“悖论”，哈哈），或顾左右而言它，或有意言不及义，或焉儿坏地明处装无事人，暗地里使绊子等等。关于最后一点，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人经常把自行车放在“我”家门口挡住我的去路，“我”懒得去找他理解，也费事去居委会投诉，每天定时拔一次汽门芯，保证过不多久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相对来说，美国人是连隔壁邻居的树枝伸到了自己的院子上空，都要将其告上法庭的（换成中国人，大概会找一黑更半夜，拿锯子把它给锯了。）

正如人不能一直进行话语的表达，人也不能一直地保持沉默。在某些场合之下，人们必须放弃话语自由和沉默自由。这里不涉及语言环境是否宽松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责任和职责的问题。

所以话语权和沉默权的争取，亦要区分一下前提，区分什么时候是该当自由，什么时候是不该当自由的。譬如世界卫生组织对各国政府隐瞒疫情之行径的强烈谴责，正显示出某些形式的沉默是完全不该当的。

看似温和的论战里，也有这样的不和谐音。

话语权、“身份认证”、屁

事实上众生都有着话语权。 

一九九四年彭一清在北京演讲时大手一挥，掷出一句惊天动地的俗语：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赢来了满堂喝彩，如屁涌汹涛，极有气势。彭先生说此话不代表他要随处小便而后戴袖章的人出来管制他小处不可随便。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话语权。

的确，我们都有着话语权。在茅厕、在市井小巷、在旷野无人处，纵使如刘伶一样裸饮狂言，有多少人会青眼相顾言出必禁呢。 又譬如，疯子的话语权是无底线的，因为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触到什么敏感神经。很多时候，话语权是有的，正如一个笑话中的屁：放也由您，不放也由您。

看来，屁是不重要了。什么才重要呢？有一个笑话：说的是某县官坐堂，下属忍不住放了一个屁。县令大怒，何人如此不敬，给我拿来。下属无奈，从茅厕取来了一堆干屎禀道，主犯已逃，拿得犯人家属在此。
呵，话语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话语的家属。这个家属也就是话语权了。

事实上，众生一直都在争取“话语权”。
我们要明白，话语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声音的存在，更代表的是一种声音的认同。只有话语被人认同了，产生了后续效应，才真正体现了的话语权的含义。

自古以来就有人微言轻一说，由此可见话语权是与“身份认证”分不开的。因此才会有同样的一句话，出自“名人”之口与众人之口，就会有着不同的效果与光环效应。一个故事，宫庭里的鹦鹉吐出一句皇上来了，众宫皆下拜。鹦鹉有了“话语权”，并不是鹦鹉本身的话语怎么样，而只是它在某个场合被赋予了权力与威信。在现实中，也常有这样的事，穿上了龙袍，摇身一摆就成了太子。人没有变，话语的表达能力也没有变，变的是代表身份的服饰变了。话语权随着“身份认证”也就有了不同的效果。

话语的意义，在某些程度上，一是取决于怎么去解读，二是取决于话语者的身份地位。大多时候，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已经把话语者的身份地位带进去了的。大抵而言，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初中时，上语文课，老师说某篇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构思精妙，可大家怎么也读不出到底好在那儿。只不过是出自名家之手而已。成语先入为主，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脸熟了好办事。混一个熟脸，那是通俗的说话，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认可自己。认可了，不看僧面看佛面，话语权自然就会有一些了。

从大处说，“身份认证”不是坏事。譬如，律师与法官在某一程度上就代表了法律的威严。关键是身份的认证途径是不是合理。认证后，这些有着话语权的人，是不是谨慎地在行使着自己的权力。真正地代表着公正、公平。

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一个社会的制度越完善，也就越能真正的体现了话语权的平等。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只是希望如文人张承志一样，只希望有一种声音存在，有一种声音穿透时空飘舞，穿透灵魂。
灵魂是需要承接体的，声音也需要。

我们说，只是说而已——其实，那只不过是对话语权的一种调侃与反讽。就如那个笑话：屁，放也由您，不放也由您。
又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