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长居长沙岳麓山下，在岳麓书院的文庙中读的小学，毛泽东青年时在岳麓书院自学期间的卧室正好是我所在班的教室。生于斯、长于斯，常常观摩着高挂在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堂上古老的“实事求是”匾额，对湖湘文化自有一种比他人更深的感同身受。我感觉到湖湘文化有三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湖湘文化有三个源头。

    一、 三湘四水的灵动多彩，蕴育着激越冲突型的文化思想。自古湖南属楚，湘楚文化实为一体。从现存的楚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湘楚文化先人的激越、浪漫和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一特点？我认为这种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同江南水乡的文秀和蒙古高原的雄浑一样。湖南的地形东西南三面环山，对北敞开，冬季：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潮滚滚南下，长驱直入湖南全境，达南岭的脚下郴州永州一线，被阻于南岭；夏季：南方的阳光烈日加上湘北洞庭湖大水面的蒸发，使三湘大地热气郁积而不得散发，致使盛夏酷暑可达41摄氏度，夜晚的气温仍可高达33摄氏度。而春秋两季：三湘大地时而受西北的冷锋控制，时而受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故气候多变，时晴时雨，骤冷骤热。因此，尽管湖南号称为鱼米之乡，自古却属于居住条件恶烈的荒蛮之地，以至于贾谊分配到长沙作王太傅，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汉代以后，湖南逐步开发，虽然成了鱼米之乡和粮仓，三湘人民祖祖辈辈所感受到的气候的恶烈，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培养了湖南人认同天道变化无常的道理和不屈的奋斗精神。如楚辞中的离骚、天问、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画等，其不同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追求对称和工稳，而是更跳跃、更激情、特别是表现出对天道无常变化的疑问、适应和反抗精神。二千多年过去了，湖南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依旧，则从屈原到欧阳询、怀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谭嗣同、王闓运、齐白石，到黄兴、蒋翊武、蔡锷、毛泽东，这种情怀和精神一以贯之。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低估了这种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二、古时移民对湖湘文化有影响。湖南自古为南北兵家首征之地，元代初年及明末清初，湖湘大地遭受战火多次蹂躏，土著族十室九空。元代和清代有两次在中央政府鼓励和安排下的大规模移民，移民主要来自江淅、江西和四川等地，湖南省境内有多达四十五种方言，如湘乡新化、常德湘西、衡阳、平浏、澧陵等方言，可以说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听懂省内的所有方言。移民的进入给湖湘文化提供了厚实多元的基础。近代有人论说，湖南之所以名人辈出，盖因湖南是移民省的缘故。而不管移民来自哪里，其最根本的特点是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和拼搏的精神，这种气质上接先人楚文化的跳越浪漫，就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的激越而又有序、笃实而又灵动、浪漫而又实际的鲜明地域特征。

    三、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近四百年湖湘文化的道统脉络非常清楚，前后大家相望，从王船山的旁证博引、评述宏论，到魏源的洋为中用，到曾国藩的笃实学风，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唯实”的思想路线是前后相继的。身为万世师表的伦理思想家孔子，生前并不得意。他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晚期提出了新的、有浓厚唯物辩证特征的伦理和道德体系，借复古的口号行革新变法和挽救人心之实，孔子生前实是改革家。汉代董仲舒尊孔，抽掉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留下了伦理道德。而对孔子精华破坏最大的则是宋代的朱程理学，理学家用佛学道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玄说来注解和重构孔子的学说，结果儒学理论体系越来越大，离孔子的真理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朱程理学以心学为号召，知行两端，基本上把孔子的革新和辩证精神阉割掉了。南宋的灭亡和元明两代儒学日益走向唯心的“心学”，使有远见的文人不能不从实际出发来思考当时的社会诸多问题，其代表就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开山祖王船山。船山先生以激越的文人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实际斗争生活体验，上续诸子，提出了“格物致知”、“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唯物的基础上复古了孔子的革新辩证精神。可以说船山学说相当的部分是独立于朱程理学之外的。船山学说经世致用，经清中叶魏源、曾国藩等人的大力推崇，遂成当世显学，它对发奋图强的清末洋务运动，对立志救国的“五四”前后大批文化青年都有深广的影响。

    要而言之，今天谈到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无论思想哲学还是文学艺术，其思想路线就是“格物致知”、“实事求是”。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所倡导的“实是求是”理论路线，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的精髓，也承续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20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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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没有“大相径庭”这副马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