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研究的深入，生殖崇拜现象作为研究中国远古文化起源的一个视角，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们的重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亡友赵国华学兄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留下了《生殖崇拜文化论》这部遗著。而后，又有傅道彬博士也出版了专著，继承并阐发赵氏的观点。当然，有关此类研究，更早也许我们可以上溯到郭沫若和闻一多等人对阴阳爻符号取象于生殖器崇拜的解说。在台湾学术界，杜而未博士和旅日台胞王孝廉博士的神话学说，也是以此视角来建构其各自的文化起源论体系的。在日本汉学界，从老一代著名汉学家白鸟清教授、池田末利博士，中经森安太郎教授、铁井庆纪教授，到现今的御手洗胜博士，都有专著或专文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在俄罗斯汉学界，有李福清博士。在美国汉学界，有周策纵博士和艾兰博士。在匈牙利汉学界，有陈国博士。在瑞典汉学界，有高罗佩博士。在法国汉学界，有马伯乐博士和库拉耐博士……所谓“此道不孤”之说，谓为信然。
 但是，这并不能减少我对这类研究的一点疑虑和担心：勿庸置疑，对远古文化起源问题的泛生殖崇拜论倾向的研究，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原始文化的文化人类学解读基础之上的。萧兵教授和何新教授的系列专著，就是这类研究的产物。我曾就此问题向赵国华教授当面置疑，也曾在《哲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对他的这一研究的反驳和置疑。因此，我对这一视角的研究一向主张：与其把远古文化的起源归结为生殖器崇拜，不如归结为感生信仰和高媒传说更为合理。所以，我在《周易发生学》（1993年，中国环境）一书和《金文氏族研究》（2002年，中华）一书中都有专章力主有限的承认生殖崇拜和远古文化起源问题的派生关系。有鉴于此，当黄自随先生的这部专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一书出版后，我的确感到有责任写点感想，以就正于同道。更加之今天虽然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洋博士后洋博士洋硕士学历在身的我，当年也不过和他同样是一名极其普通的大专毕业生，“惯曾为旅偏怜客”的经历，也是我在初读此书后就立刻答应了要为他写点文字的原因。
 在我一读此书之后，的确，我的感觉是忧喜参半的。喜的是这样题材的一部著作居然能出自一位二十几岁的大专毕业生之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相关史料的使用，基本上能用所能用，而且在全书的总体布局也十分适当。平心而论，二十年前的我，是没有他今天的这种学养和功力的。为此，我十分佩服为此书的出版而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湖南学界各位师长们！二十年前，在我孤独忧患和坎坷的青年时代，是湖南学界的师长们及时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使我能一步步的从京城走向世界。今天，还是二十年前帮助过我的那些师长们，又在黄自随学弟的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总算明白了“湘学”一直盛行不衰的原因。
 但是，我的忧虑还是满多的。首先，在对专业术语的使用上，时有不规范之处。比如，在该书第175页上有“金铜铭器”一语，在第208页上又有“青铜铭器”一语，这就显得极其生硬。标准用语应该是“铜器铭文”或“金文”。这样的例子还出现在他对文化人类学理论术语的使用上（如果不是国内翻译术语不准确的话）。其次，该书有的章节，论述就极为粗糙。特别是《论屈原水死》、《对水的原型之考察》、《“主”考》、《夏、商、周之名试释》四章内容，我感觉才刚刚开始进入本题，几个重大问题已经隐约可见，正当我准备高呼“英雄所见略同”想赞叹他的眼力时，他却已经收了笔。这使我开始审视他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当然，我也把该书《金石与青铜鼎崇拜》和《论酒》两章直斥为“通文胡说”。因为他对铜鼎?酒和生殖崇拜之间的比附性论述过多，反映出作者对铜器类型学和古文字学的陌生，也是他在治学方法上“假设”过于“大胆”的结果。在解释远古文化的起源问题上，我并不赞同以生殖崇拜说来“放之四海”的那种研究方法和立场。其三，对原始史料挖掘不足，这是我对全书的一个基本评价。比如，该书在《原始宗教生殖崇拜》一章中，引用的论据还是老掉牙的汉画像砖石上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来论说。而实际上，最近在山东出土的周代陶?上已经出现了交尾蛇的图像，这为伏羲女娲交尾传说的产生年代和地区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力证。详细可见拙著《金文氏族研究》第124页。在《论巫史》一章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如果他没有读过日本汉学界著名的上古文化史家小南一郎博士有关“史”的起源问题的著名论文的话，那我并不能指责他什么。然而，国内学者如阎步克教授，国外华裔学者如周策纵博士皆有专书专文研究过巫史问题，可在本书中却看不出一点痕迹。或许，他对此似乎并不知道？在对巫咸?巫彭和巫?的神话学考证上，作者用力颇多??我恰恰已经写有近十万字的《巫彭巫?考信录：对荆楚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的思想史研究》一本小册子待出??所以，我建议作者可以以此作为一部专著，来进行更为深入的考证和研究。我很愿意就此问题和他进行交流，包括合作研究。
 在涉及到具体的考证方法上，作者不可避免地时常出现以“今”释“古”的现象。即，以汉代以后的史料和现今少数民族地区史料来解说先秦文献。如，该书第41页对“中”字的考证。类似的问题还很多。文化人类学的考证方法多大程度上能够复原远古时代的史实，这是中外正统的考证学家们所置疑的问题核心所在。从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到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一般是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当年法国汉学家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舞蹈和歌谣来解读《诗经》，就遭到了德日两国汉学大师们的联手反驳。如果作者能够对此有所觉察的话，或许他在《论屈原水死》、《对水的原型之考察》、《“主”考》、《夏、商、周之名试释》四章中一些“大胆的假设”（如他对夏商周之得名的假设，他对青铜鼎之取象的假设等等）就可以避免了吧。
时下的学术界，愿意认真做考证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仅有的几篇考证文章，又多是非帛既简的内容。尽管那些“考证”，又多是只证不考，实在让人倒胃口。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上，以论代考的现象十分严重。当然，这需要扎实的西学功夫。没有脚踏实地的阅读西文原著的功夫，是当不了李泽厚的。当不好反而给人以“以小说家的身段来写思想史”的感觉。
 对上古神话进行思想文化史的解读性研究，是件非常艰巨的工作。首先着眼点的选择就是个蜀道难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成功的典范前有丁山教授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一书，后有张军博士的《楚国神话原型研究》一书。赵国华教授《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的本义不在于此，而何新教授的《诸神的起源》一书乃至此书的几次修订本，和丁张两书相去尚远。
 通览本书，作者居然没有注意到感生信仰和生殖崇拜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注意到火历和寒食在建构上古思想文化史上所起到的特定的作用和意义问题……这是让我非常惋惜的。我曾设想著述《感生帝说的研究》、《寒食与火历》、《西周初期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职能》三部专著，来建构我的上古文化发展史观。出于对同道的景仰，我以为他一定有不少和我“所见略同”的。但是，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有待观望。另外，对国外研究资料和国内金文资料在使用上的不足，也是让我为此感到遗憾的原因之一。
 在道出我的这一喜和一忧之后，我特别想肯定作者力图重新建构上古文化起源观的努力。不谈学术观点，从学术著作的总体构成上来说，本书是极为适当的。这反映了作者驾驭学术史料和学术理论的能力，已经远在时下的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水平之上！为此书作序的王立新教授，是我的朋友之一。作者在后记中所答谢的不少人和我也是非师即友的关系。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部书的作者学术能力已经达到了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一般水准。我从本书的结构上多少看出了作者的鸿篇巨制的目标。希望他能以此作为起点，加以时日，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和一名优秀的上古思想文化史家就要出现在湖南学界！
发表于日本新华侨报，2002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