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农民刘德生的悲剧，显示了城市令人恐怖的毁灭性力量。关仁山《九月还乡》里的九月，也是个地道的农民，她和几个姐妹到城里打工，结果沦为卖淫女。奇怪的是，严重伤害过九月的城市，却不再是她的“悲恸之地”，而成了她引以为豪的“建设家乡”的资本！

“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来了”，一起来到城市的还有农村来的“打工妹”。和九十年代许多“打工妹”的故事一样，九月和她的乡下姐妹进厂不久，就被老板玩弄了。“厂里私下传言，不脱裤就解雇，不解雇就脱裤。”老板还带她们到舞厅里去，“使她们懂得了女人的本钱”。九月们想：“多好的挣钱机遇哩！与其说在织布机旁卖力气，还不如在外卖青春。左右不过一个卖字。不然也在厂里被白脸厂长占有。”于是，“她们主动将厂长解雇了，在城市男人之间悠荡”。 卖淫在她们看来不过是桩“立竿见影”的“无本生意”，这生意也很快给她们带来了财富：“如今她和孙艳都在城里银行存了十八万元，回乡吃利息都够了。”后来，她们被公安局抓了，兆田村长去领人，要她们“还乡”，并答应为她们守秘密。九月和孙艳只需花800元做一个“处女膜恢复手术”，就可以将城市对她们的伤害一笔勾销，像个贞洁女子一般，“回村当好媳妇好母亲”。

九月的还乡是很有点荣归故里的味道的。在兆田村长眼里，她们“很有钱”，“身上穿金戴银的”，在九月的男友杨双根眼里，她“不仅媚而且洋了”，“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活泛了，懈懈怠怠的样子很好看”。九月们自己也以城市经历为荣，自觉高村里人一等。杨双根就被九月当成了“土老帽儿”：“你跟那些打工回来的人比，是土地爷打哈欠！”杨双根问咋啦，九月说：“土气呗！有时俺觉得男人去城里打工，就像参军入伍，锻炼锻炼挺好的。”

九月还给自己还乡找了个光荣的理由：“电视上总说，留在家乡建设家乡。”杨双根嫉妒地说：“你们在城里美够了，唱高调回来啦！”孙艳得意地抢白道：“就是美够啦，气死你！气死你！”

九月觉得自己有“资本”了，寻思着要为村里办实事。她办了两件事，分别动用了她两样资本：一是应兆田村长要求，跟强占村里八百亩地为台商建厂的冯经理睡觉，把地契拿了回来；二是把卖淫所得的十几万元提出来开荒，美其名曰“从城里引进一笔资金”。 九月又做了一回卖淫女，不过，这是为村里“作贡献”，所以，“当她早上从冯经理的汽车走到村口时，感觉很轻松。她将那张八百亩的土地契约交给兆田村长时，心情就更好起来。”她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后，仍可心安理得地做她的“好媳妇好母亲”。村长决定，她再做一次处女膜恢复手术的费用将由村委会给报销！而她赞助开荒的义举，又使兆田村长万分感动，恨不得要主动逊位，让劳苦功高的九月来当村长！而九月也真的想象过自己当上村长后，指挥那些城里的下岗工人摘棉花时的惬意。

九月可谓新时代的“妓女英雄”，她在城市和乡村这么来回走一遭，既做了妓女赚了钱，也给自个儿立了块牌坊。她和旧时代的“妓女英雄”小凤仙、赛金花的不同只在于，小凤仙、赛金花的牌坊是立在了革命史里，而九月的牌坊恐怕只能立在她们村的田头了。是的，没有钱谈何资助革命，谈何救助他人，谈何举大义办实事作贡献？假如赚来的钱是用于高尚的目的，又哪管这钱是怎么赚来的呢？这样的逻辑的确并非只是在“笑贫不笑娼”的九十年代才出现的，而是自古有之。正是这样的逻辑造就了一批“妓女英雄”，她们的存在极大地满足了男人的肉体欲，也成功地满足了他们的权利欲和功名欲——毕竟，做妓女的钱是从男人们那里挣来的，牌坊也终归是男人们给立的。

农村来的“打工妹”到城里后做了卖淫女，这算不算是堕落？它的答案曾经是不言而喻的，到了九十年代的今天，却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了。说是堕落吧，可如果说祥子的堕落里还饱含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对城市无能的反抗和复仇的话，那九月的堕落就远离了尊严和人格，在城市强大的欲望法则的驱使下，这种堕落已变得顺理成章，甚至理直气壮了。九月好象也谈不上受到什么侮辱和损害，她不过是以自己的肉体为本钱，换回金钱，再用金钱换回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和满足——这难道不是时代曾正面讴歌过的“自立更生”和 “个人奋斗”？与此相关，作者在九月身上诠释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城市是乡下人淘金的绝好场所，乡下人在城里混，顶顶要紧的是抓住一切机遇发家致富，不论付出的将是尊严还是肉体！而一旦谁有了钱，谁就可以用金钱将城市对他的伤害一笔勾销，并且还可顺便象雷锋同志那样，为人民服务——一句话，谁钱多，谁就高尚！在这个逻辑里，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和剥夺，以及乡下人曾遭受的侮辱和损害，在金钱取代道德，欲望取代灵魂的时候，已经变得天经地义，万分合理了——这里面，可以说正凝聚着别具“九十年代”特色的城乡关系。

恩，城乡交叉文化。这个选题阿三一定赚了好几壶酒呢：）

阿三说了那么多书，自惭形秽没看过多少，惟独对《人生》感慨较多，该书背景是80年代初，正是大量知识青年从农村向城市蜂拥而至，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和矛盾，城市文化于农村文化的联系和矛盾，城市心理与农村心理的联系和矛盾。在历史的大潮中不断抨击摩擦.路遥先生就是及时的洞察到这一点,把它的小说定位于城乡交叉地带.主要寻找这段时期处在这个地带的广大知识青年共有的追求和困惑,并从中提炼出精华,塑造出高加林与巧珍这些典型形象.因这些人物有很大的代表性,所以能引起很大的共鸣，看了《人生》我就开始喜欢路遥先生的小说，从而引发我强烈地去找那本《平凡的世界》去看。呵，扯得有点远。

呵，阿三赚了银子该请大家喝酒，只是北京最近想进也进不去，不然真应该找他讨杯水酒的~

以前觉得读书没用，看阿三的文章，觉得自个儿还是书读得太少了

有道理。不是女孩子，很难骗倒阿三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