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知青，是一类特殊的人群。上山下乡运动把他们由城市送往农村的各个角落，这之后，又戏剧性地随政策陆续回到城市。城市和农村两个天地，他们都来回走了一遭，正如韩少功一篇写知青的小说所谓：“归去来”。

知青们是在远大理想的召唤之下来到农村的，到农村后，才发现现实并非他们所想象那样。朱晓平《桑树坪记事》里的知青“我”接触到第一个地道的农民李金斗时，就觉得他和印象中的农民怎么也“对不上号”。他反省道：“我印象中的农民形象，是从电影里画报上和小说中得来的”，而李金斗“和这样的农民，其间没有等号，因为一个是艺术中的农民形象，一个是现实中的农民”。同样，农民对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也离当时那些堂皇口号很远。李金斗问：“学生娃，吃饱饭没事到这搭穷沟沟来干啥？”“我”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金斗说：“对咧对咧！说得好听，你当我庄稼人都是傻子？我知道，你这些娃娃成天在城里造反呀夺权呀！保不准把哪个脑系得罪下了，明着不整治你们，罚到穷沟沟里受屈。”接着又说：“你们胡折腾够了，脑系们惹不起又养不下你们，把你们又弄到这搭，来夺我们庄稼人的衣食来咧。”在他心目中，上山下乡运动是夺庄稼人衣食的，而知青，则是把城里那些脑系们打翻在地的人！

很多知青小说都写到农村想象在现实面前的这种碰壁。王安忆《广阔天地的一角》里的荆国庆，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立志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到农村后才发现，神圣面纱掩盖之下的现实却是吹牛撒谎、阿谀奉承、出卖灵魂、肉体交易……于是，他消沉、悲观、玩世不恭，拼命想通过上大学来逃离农村。王安忆曾说起过她在插队时所感到的恐惧，像《69届初中生》中的女知青雯雯，常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这样就可以躲进去，逃开众多陌生、敌意的目光了。这些从城市被抛入农村的知青们，对农村确实并无多少情感可言，如同铁凝在《麦桔垛》中写到的那种对于土地感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得太不近情理了，人在这天地之间动作着说不清是悲是喜”。这种面对土地的茫然感和压迫感，显然是不同于农民的，它折射出的是知青们在农村作为外来者的角色心态。

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回城是一场动乱的结束，也是正常人生的回归。可一旦回城之后，城市却不再是他们在农村时日思夜想的家了，而是现实的生活空间，需要重新认识和适应。面对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们难免会感到无所适从，就像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里的那个陈信，回到上海后，发现在这个城市，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自己成了“多余人”。于是，十年里对城市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代之以“莫大的失望”和“茫然”。知青作家陈村也曾坦言：“我刚下乡时，和几乎所有的知青一样，身在田头，心在家乡。后来，果然回来了，却没有期待中的那种欣悦”。

这样，知青们就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中，他们既不属于农村，也不真正属于城市。而当他们更多地领教了城市人的工于心计、人情浇薄，以及污浊、虚伪、庸俗、焦躁种种城市痼疾之后，农村的经历又变得弥足珍贵起来。插过队的农村，如同精神的故乡，适时慰籍了他们在城市的不适感。于是，在喧嚣的城市里，他们做起“怀乡梦”来了。陈村说：“回来后，我常会想起板桥的村庄、河流，想起村里善良的乡亲，甚至想起一条名叫‘嘎利’的花狗子。”史铁生深情款款地缅怀了他那“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绿夜》里的“他”一直怀念那诗意和美丽的小奥云娜，于是离开城市回到草原，去寻找过往的那份情义。不过，他们与其说是在怀念农村的人和事，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知青岁月”自恋般的抚摩，或者说是对当时背弃“故乡”的一次想象性解脱，是内心的忏悔和补偿。随着时间推移，心目中的“归乡”是越来越接近于精神的幻像了，知青作家韩少功就写过一篇出色的小说《归去来》，通过讲述“我”在走访一个山寨时被误认作当年的知青马眼镜，当他逐渐进入马眼镜这个角色后，却“感到窒息”，忍无可忍，赶紧逃走的故事，道出了这种虚幻的回归意愿在现实的逼迫之下仓皇退却的窘况。
         
悲恸之地

知青作家坐在城市里怀乡，笔端的农村温情而诗意。现实中的城市是不洁的，记忆里的农村却是净土。在这片净土上，史铁生的“破老汉”，王安忆的“凤子大娘”，张承志的“额吉”，象父母亲一样，怜惜和照顾这些从城市抛入农村、“落难”的城里人！

当农民在城市的诱惑之下来到城里时，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贾平凹《浮躁》里的金狗，终于如愿以偿到州城当记者来了。可是，当他向城里人问路时，他们“一起看着他，突然放声大笑而走散了。他们嘲笑这个乡下来的金狗，轻视他，奚落他。”金狗“先是面红耳赤”，继而“更大声地发笑”，“他在强烈的自卑中建立起自己的自尊”，质问道：“州城难道是你们的州城吗？”

金狗的质问不无道理。就像浩然《金光大道》里的农民说的：“天下是咱们的了，大城市也是咱们的了。”可是，即便在农民与“工人老大哥”称兄道弟的时代，农民在城市面前也还免不了自卑。到北京火车站“打工”的高大泉们，被眼花缭乱的城市景观和严密的工业化大生产震住了，简直要怀疑起自己的生产力来了：“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庄稼人，到这火车站上能干吗？”

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方面，农村和城市相比，都要匮乏得多，农民在城市人跟前，也就矮了一截。这种差别在地道的农民眼里是天经地义，在“觉醒”了的农村青年看来就值得质疑了。郑义《老井》里的巧英喜欢城里人的时新打扮，妇联主任劝说道：“瞅你这半高跟鞋，包屁股裤儿……甭瞅人家城里人……是农民，就得有个农民的样样！”巧英不平了：“农民咋？低人一头？……农民就得破衣烂衫，就得土？”“城里人能穿，农民咋不能穿？”巧英一心想和城里人看齐，可她也怕进城，她心里明白：“城里人，总能透过她这身时新打扮，嗅出点土腥气，视她为‘山姐儿’。” 在农民眼里，巧英心高气傲，不象个农民，可在城里人眼里，巧英还是个“山姐儿”。那些“觉醒”了的、做着“城市梦”的农村青年，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既自尊又自卑，对城市既爱又怕。当他们真正置身于城市时，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内心的自卑，为反抗自卑，他们又变得格外敏感、自尊，城市就越发显得盛气凌人了。高加林到县城掏粪时，和一个妇女发生口角，他委屈得“眼里转着泪花子”，心想：乡下人就这么受气啊！这么受城里人欺负啊！“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金狗受城里人嘲笑后，“并没有低着头走，也未怯怯地顺着墙根走。他望着每一张陌生的脸，以高傲回视着高傲”。他还教训几个赶车人说：“要进城，就刚帮硬正地来，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别人就把你当狗耍了。”教训完，自己又笑自己：“训斥赶车人不要自卑，而自己如此激动，不也是自卑的另一面表现吗？”

金狗们毕竟经过知识的洗礼，对城市的挤压、歧视和伤害还可作出质疑甚至批判，内心的屈辱感、卑微感也是如此尖锐和清晰。王安忆《悲恸之地》里的刘德生就不一样了。刘德生是个地道的淳朴的农村青年，他对城市的感受是混沌的，初入城市的新奇、兴奋和城市氛围的挤压一样，都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刘德生、九哥，还有同村几个青年一起到上海去卖姜，一下火车，就象羊入虎口一样，跌跌撞撞、惊恐万状地被鸣着喇叭的汽车、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和万头攒动的行人裹挟着，送入城市这个庞然大物的腹地。刘德生在熙熙攘攘的百货大楼和九哥失散后，本能地凭着乡下人走乡路的经验，在上海迷宫似的小巷弄堂里迷路了。人们发觉了这个异己者，先是从窗户里“射出好奇的警惕的目光”，既而“推开门默默地注视他，将他从头看到脚”。一条大汉甚至“踢开一把竹椅，朝他冉冉地站了起来”，“定定地望了他”。 可怜的刘德生吓得“浑身冰凉”，身子“微微哆嗦”。他惶惑地走着，“弄堂两边低矮密集的门檐下，都站立了默默无语的人，注视着他走过。”这是怎样一种敌意的驱逐！

刘德生好不容易走出弄堂来到马路时，回头看见马路对面弄堂口又“站了众多的人，默默地朝他这边望着”，接着“由那大汉为首，朝这边的人行道走来”。刘德生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心里忽然地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自顾“拔脚奔跑起来”，一头扎进了一幢大楼。当他从楼梯的窗户里看见楼房下的行人是多么渺小时，“心里忽然快乐起来”，“想恶作剧一下，就吐下一颗很大的唾沫”。马上，楼下“无数条手臂向他举起来”，“杂沓的脚步声顿时充满在楼道里”，将他逼到了楼顶平台。刘德生极目四望，发现“一整个上海就在他脚下”，“心里充满了雄伟的感情”。马路对面的人群仍“朝他指指点点”， 刘德生无比愤怒，“拾起一块破瓦，朝他们掷了过去。”“他听见下面的惊叫，心中升起恶毒的快意”，于是“奋不顾身地收集起碎石、沙土、木屑和煤渣”来，向这个伤害过他的城市复仇。最后，人们跑上了平台，刘德生跳楼自尽。至此，城市系统默契地协作，终于完成了这场不动声色的谋杀。城市，成了农民刘德生的悲恸之地。

叫李金斗阿，呵呵，脑子里面的形象就成了说相声的李金斗了，更对不上号。

所提及的书大多没看过，不过并不因为这点二看不明白你的这篇文章，就喜欢这样能让人看明白的文章。

我也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