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谁在败坏我们的胃口

　　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读者。通常仅凭直觉阅读，按个人喜好区分“经典”和“非经典”。那时我是一个好胃口的读者，还未养成挑食的坏习惯。不象现今很多人，被自己的所谓的“高尚品味”限制着，被其他人的批评羁绊着，这个不读那个不读的，不读也就罢了，还非得显出十分的不屑来。

　　我的胃口的败坏，是从开始看“书评”之后开始的。就拿胡不归来说吧，自从看了他的这篇《漫谈》之后，我就再也读不下去《情人》了。

　　胡不归在文中指王道乾在第一段中有一个“误译”，然后又说该“误译”是由于译者“对汉语本身还把握的不到家”造成的。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误译”，既然称之为误译，当然是指译文与原文有不相符的地方。而胡所指的“误译”，照他自己的解释，其实更象是在说表达上不符合中国人的语法习惯。至于王道乾到底有没有误译，我不懂法语，所以无从对照。但从胡不归的用词来看，倒是有“误用”的现象存在。用错误的概念去批评人、文或事物，在我看来，就象用生锈的投枪去杀敌一样可笑。

　　然后我等着看胡不归更深一层的见解，可惜没有了，评论到此结束。也就是说，胡不归对王道乾的不屑是建立在他只看了《情人》的第一段的基础上的。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常常被第一段中的错字或者别句影响继续阅读的胃口，但我还要说明一下，一直到看胡不归的评论之前，我的胃口是正常的，对《情人》的阅读是顺利和流畅的。

　　我的胃口，就是被这些所谓的评论家给彻底败坏的。

　　二、那么费力干什么？

　　我要批评一个人，通常事先会预设好，我的回文，一定不可以比他的正文长。否则就好比人家只不过是十分之一的功力小露了一手，我却用了十分的功力去回击他，那样的胜利我可不怎么希罕。所以明明是熬了几个晚上没睡觉才构思好的一篇檄文，我偏故作轻松地和人说成是边玩边写的。这样子即便我的文章不如预想的好，人家也会原谅我：难怪，边玩边写的嘛。

　　可是胡不归不一样。他的评论文章比王小波的原文长十倍还不止。如果他读了王小波的十篇文章，写这么长一篇，我倒也不会责怪他什么。可是他才看了王小波的两三篇，便洋洋洒洒地得出了如此冗长的结论。我想如果他去批红楼梦，那批注一定是超千页的厚度的。不过就怕他一时改不了看个开头就忍不住胡乱发言的坏毛病，所以很有可能那千页的批注，说来说去不过是《红楼梦》第一、二页中的事情而已。

　　厚积薄发，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也就是拿厚重的学识，在人家薄弱的环节上尽情予以发挥。争取一举击溃之。

　　三、不读，却又废话良多

　　好多人在书评的第一段往往会说，对于“某某”的作品，我向来读得不多。可是读得不多并不影响他大发厥辞或者妄下结论。胡不归在文章第一段中说“笔者于小波之书所读甚少”，紧接着又说小波的作品“缺乏文采”和“观点偏激”。由此我更加明白“一见钟情”的重要性。如果我读的王小波的第一篇文章，并非《黄金时代》，而是关于诸葛亮砍树的那篇，想必我对他的印象的改观要至少要缩短两年的时间。

　　人们往往会偏执于一些无谓的看法，并因此白白失去许多更好的东西。如果王朔放下偏见，读读金庸《天龙八部》之外的其它作品。或者胡不归放下第一段，继续将《情人》读完，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评论，将会以完全不同的面目出现吧。

　　四、以蹩脚的逻辑对付蹩脚的逻辑

　　我承认王小波所引用的“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驴饮了”确实有他不太高明的地方。但是胡不归的逻辑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

　　引胡不归反驳王小波关于“经典”的理论为例：他指王小波不该说《天鹅湖》欣赏三百遍就看不到艺术了。首先我们得明白，王小波是站在普通欣赏者、而非专业者的角度上来说事情的。就一个普通的行外人士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应酬，如果不是迫于无奈，不可能有机会也不可能愿意去看上三百遍《天鹅湖》（除非不要票的组织或强制去看，或者象全国上下一片象样板戏时代一样，别的通通不演，只演《天鹅湖》一个剧）。而胡不归偏要举几个挚爱艺术的“神人”，甚至《天鹅湖》的舞者为例来说明问题。艺术家是不是个个都爱《天鹅湖》我不得而知，而那几个舞者，跳三百遍《天鹅湖》属于职业行为，属于别无选择，和坐在台下看三百遍是两回事。除非她们也象外交官一样，必须靠“欣赏”别人的舞姿来混饭吃。

　　五、谁在神话古人

　　胡不归在文中说“譬如孔子，连司马迁、朱熹这样的人物都拜服得五体投地，何物小子，竟敢出其长舌，肆其滥言，甚而否定他存在的价值，岂不是螳臂当车，更形其不自量力吗？”还说王小波对古人的批评，如同“啃着大树上掉下的果子却嘲笑生成大树的根”一样可笑。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司马迁、朱熹这样的人物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我们就一定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才行，如有微言便是“不自量力”。这个时代能够多姿多彩，不正是因为一些连大人物都佩服的人，一些小人物却敢对其出言不逊吗？如果都象胡不归那样，凡大人物说好的我们必得说好，那和集权下的一言堂又有什么分别？

　　在吃谁的果子的问题上，我认为我是和王小波站一道的。我并不羞于承认自己受西方文化或文字的影响，明显要多过受中国古文化或文字的影响。西方文字之不足，并非它本身的不足，很可能是译者的力有不逮所造成的。它的长处亦是不可否认的，譬如性别的淡化，逻辑的强化，对论据和论证的重视等等。比起那些古文底子深厚，说话却常常逻辑不通的人（譬如胡不归同志）来说，我宁愿说自己啃的是人家大树上的果子。当然这果子有原装也有嫁接的。只是不理是原装还是嫁接，我至少不必担心死后会有人来向我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