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史视作最显著的中华文化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回应的话，这种“冲击—回应”的思考模式到今天似乎该划上一个句号了，无论这个句号划得是否圆满，事实上中国当下对“现代性”这一命题已无须依赖中国的文化传统来作出什么“回应”了。可当我们回顾这样的一段历史的时候会记住一些人或事情：有激进者若“五四”；有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当代新儒家。即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所试图以重构儒家现代价值所为的努力；继之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等基本完成了儒家文化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构建了儒家的“行上学”；可即使包括在师承牟、唐的刘述先、余英时、杜维明等大肆呼唤“儒家复兴”的海外及港台学者，亦始终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儒家价值的恢复和儒学在中华文化圈内的重大影响。同为儒家的康有为、梁启超却以另一种方式来依凭儒家传统价值回应“现代性”的冲击。本文即试图从当代新儒家和康、梁的“儒教是教”论稍作比较，以试图表明康有为之于“孔教”的意义。
 所谓儒学就是先秦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及其在后代的不断诠释、衍化和发展。儒学在汉代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一直本着“礼失而求诸野”的思路，通过民间与官方、上层下层、道统与政统的对立统一获得发展。而近代或更早以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整个东方文化系统在西方现代文化的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苍白和失落，进而东方在技术层面上与西方对抗的惨败使得整个中华民族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论。一大批中国的“文化精英”从各自继承或学习的西方价值的角度出发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进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当代新儒家”等试图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发展中找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答案。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力主自皇帝而发的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立孔子为“孔教教主”大谈“儒教是教”论、办“孔教会”，毕其一生为“孔教”之实现而努力。虽有人对康作为存诸多非议，但就其所为孔教而为，足见其信仰所在。
所谓“儒教”和“孔教”。儒教与孔教意通，且常常被认为可以互换，而即从康有为所为“孔教”而言，二者有大区别：比较而言，“孔教”一词较“儒教”晚出：“儒教”一词始出现于东汉以后，“孔教”一词近代才出现。儒学之被称为儒教与佛道二教有关，主要是儒家学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与佛道二教比高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士大夫并没有深究这个“教”字应该解释成“教化”，还是应该解释成“宗教”。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宗教意识淡泊，不觉有深究的必要。随着儒学的发展，儒教这一名词也一直被沿用下来。而近代以来，西方宗教先于西学入传中国，以儒家价值为表征的中华文化和中国人之传统生命理想罹受侵蚀，康有为命之以“孔教”及借其相较佛、道之意义对抗基督教、天主教在国人中的传播。但儒家本身是不反对与其他价值的糅合的，所以康命“孔教”的更深的意义却是在于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实现儒家价值的现代化和重新安排近代以来崩溃了的国人的终极关怀。那么康有为所谓“孔教”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教化”即恢复民族的信仰传统和实现信仰本身的生命力。
同是儒家，“孔教”和“当代新儒家”相比，即以熊十力和康有为而言，被牟宗三称作“奠其（儒家复兴）基、造其模，使后人可以看得见、接得上”的熊十力和被梁启超尊为“孔教的马丁-路德”的康有为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开创性的人物；可以说在儒家传统的理悟和把握上熊深于康，但就整个中国史而言，康的影响要远甚于熊。这恰好放映了两家各自的特点。“当代新儒家”历经三代，诸多对中学、西学皆拿握纯熟的学者悉心潜究，基本上实现了儒家价值与西方近代哲学的结合，完成了儒家“行而上学”的建构，可始终未能提出有效的社会改革方略来；而“孔教”一开始就着力于儒家的宗教化、政治化，试图创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虽然如同康有为在其所著《大同书》中所描绘的有些“乌托邦“式幻想的社会改造终不可行，孔教最终亦未成为国人信仰所系，但是康有为这种努力的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以上看来，康有为所作为之于孔教，的确有类似于马丁-路德对于基督教的改革，无怪乎梁启超称之为“孔教的马丁-路德”了。

                                                                夕希
                                                   

另：因草文无章，加之作者愚钝、所涉尚浅，个中偏颇并狂陋不胜枚举。万盼谅解，乞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韩星：《儒学·儒教·孔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