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论语》的过程中，我们会同意《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讲的孔子是“不语怪神，罕言性命”的，实际上儒家对“天道”和“性命”这两个属于终极关怀的大问题也十分关心。虽然说孔子命运多悖，不太喜欢讲天道性命，但是儒家对这类问题并不是完全回避。子夏说：“商闻之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是儒家对“天道”的一般看法，这和古代世界流行的看法是一致的。然而，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这个问题，儒家内部，孔子和他的弟子，他的学生们之间，以及后来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达和关心程度不同。我们以前研究儒家天人合一关系从《易传》和孟子开始，而郭店楚简使我们至少向前推移了一百年。

　　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永恒的话题，在郭店楚简中也有这类问题的阐述。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郭店楚简《五行》，以下均出自郭店楚简）这就是说，仁、义、礼、智、圣（楚简《五行》中无“信”字）这五种“德之行”，五种全和叫“德”，其中四种和就叫“善”。于是就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以达时》）明确的提出天人有别，也就是“究天人之际”，要懂得“天”和“人”的不同，以及它们的关系。

　　这“天”和“人”又是怎样的关系哪？“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同上文）有这样的人（指对社会发展能起推动作用的优秀人物），而没有他们所适合发展自己的世道，虽有贤人的能力，也做不出贤人的行为；如果有适合贤人发展的世道，成为贤人又有何难？“不期而可遇者，天也”（《忠信之道》）这个“天道”不要错过，它的到来，是不定时定点的，这样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天”与“人”的不同，“天”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作为比“人”多一“行”事物存在，有其自身的原则，并不以人为转移，人们只能去认识他，而不能指挥他。相反，“天”对“人”还有很大的支配性。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有再大的本事，也要受到命运的支配，这是古人的直接感受，也是儒家通常讲的信条。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性”是藏于人内心之中，受外物激发才能表现出来的东西，而“命”则是人所具有的性命和命运。“天”是人以外的世界，“命”由“天”赋予人，所以说“命自天降”。这也就是“天形成人，与物斯理”（《语丛三》），“有天有命，有命有性，是谓生”（同上文）。这里从“天”、“命”、“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生”，就是这些事物的存在，而后阐明天既生人，赋物于理，人和物和谐而共存。但是他们有强调万物人为贵，《语丛一》中说：“天生百物，人为贵。”这是因为人有这样几种：“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五行》）人具有好仁、好义、好礼、好德各种各样颇有灵性的特点，于是就成为百物中的最贵者，所以人之中就会产生可通天的“圣人”。

　　“圣人，知天道也”（同上文），“圣人”是可以知“天道”的，可用己心来衡量“天道”，引导人们改造自然，按“天道”办事。为什么“圣人知天道”？是因为“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同上文），就是说“圣人”知君子之道，可以行君子之道，故而知“天道”。因为“ 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同上文），而这种“五行”全和的便是“天道”。

　　在他们的认识之中“圣人”是可以“察天道以化民气”（《语丛一》）的，继承了孔子提倡的“教化思想”。“圣人”凭借自己能够知晓“君子之道”和怎样来实行它而行天下，指导人们，并对其进行“教化”，使其“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天道。知道然后知命”（同上文）。并把这种思想推到君臣、父子等的人伦关系之中，说：“天登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大禹》曰‘余才宅天心’何？此言也，言余之此而宅于天心也。”（《成之闻之》）又说：“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何？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康诰》曰：‘不还大戛，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何？此言也，言不逆大常者，文王之刑莫厚焉。是故君子慎六立以祀天常。”（同上文）这样就将“圣人知天道”引到君臣、父子、夫妇等封建伦理道德上，并把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依据“天道”而成的，并要求人们能慎言律己。

　　这样从郭店楚简中我们认识到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关系就是：天人相分，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对人有很大的支配性；天生百物，而以人为贵；人之中的圣人能与天相应，用己心来衡量天之心；人们通过圣人来了解天道，圣人对一般人进行教化。

　　从这里可知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与《易传》中所讲的十分相似，但又十分的粗造。我们可以这样说，早期儒家的天道观是一种简单而直白的表述，它和当时一般的社会心理并没有很大区别，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圣人”的作用。这样的天人合一，也就突出了人的作用，这和东周时思想家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天”的某些不可畏，把“民”的意义扩大，包括了统治阶级，认识到民为主体，天、命、鬼、神都是附属，就是思想上的一个贡献。随　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史嚚曰：“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敬为神，这就有利于进步。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的存在，除前面所提的两个理由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由于庶民力量被某些统治者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