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所说，“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而尽，天朝立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691条），鸦片战争的惨故，中国人民原来那种“西方蛮夷西化中朝，大皇帝怀柔远人”的传统心态受到了冲击。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元朝开始的，元帝国是很强大的，但是那只是武力上的强大，而它本身为不同的文明所“俘虏”，加上本来就有的民族偏见，元朝在中原曾也提倡理学，积极推行汉族人的统治方法，但是对中国原有文化是一种摧残，而且可以这样说，如果元朝以至于后来的明朝积极主动的将中国的文化推向另一个高潮，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宋代张载注意将宇宙论和天文地理结合起来，从自然界推向人类社会，理学大师们都注意从宇宙论这一方面出发，推导自己的理论，是很有可能发现自然界的一些规律的。所以我自己认为，虽然清朝实行文字狱，进行文化压迫，但不能说是从清落后的，而要上溯到元朝。这个时期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先进人物开始放眼看世界，但是这个“放”的总的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是了解夷情，寻求制夷之策，接受外来的技术知识。林则徐主持泽书局，“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4页）诸如《海国图志》、《康輶记行》、《瀛环志略》等都是对各国政治地理的一种浅意识了解，另外，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忧患意识增强，边疆地理、历史研究蔚然成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结合清末的军事设备状况，吸收借监外国的先进技术进行改造自己的武器装备。在与英军的较量中，林则徐看到“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4页）魏源《海国图志》中指出：“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筹海篇三》卷2）。林则徐等积极地组织技术力量，并亲自设计火炮，并且上奏朝庭说：“中国造船制炮，至多不过三百刀，即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可见这次新思潮所提倡的一是了解各国形势，二是利用他国先进技术，但是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世界在此时发生天翻地力气变化，仅仅知道这些是行不通的。直接继承这一思潮的是洋务派。 　　　　　　　　　　　　　　　　　　　　　　　　　　　　　　　　　　　　　　　　　　　　　　　　　　

洋务运动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两次鸦片战争，另一个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太平队利用外国先进武器来反抗，尤其是李秀成部，以及外国列强的“洋枪队”使得曾国藩等人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不得不讲无论是满清的贵族还是新兴的汉族督抚，都希望中国可以强大起来，我说这句话，不是赞扬他们，而是说如果中国强大起来，他们自己的利益有所保障，而且可以抬起头来，至少恢复到百年以前。他们的中心论点是“中体西用”，这个“中体西用”一方面，使中国有志者打破传统的对外来事物的守旧看法，而且使他们了解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为后来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他们不想改变原来的体制，没有根据中国实际，没有真正了解到我们外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实质，而从技术上来解决中国，没有考虑中国固有思想的强大和外国列强的真正用心，使得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纵观洋务运动事实，我认为它对中国历史进程有这样几个作用：一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后来的救国实践者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二是洋务运动从军需生产扩展到民用生产使外国的先进技术传播面扩大，近而使得中国社会发生技术革新，引起巨大的思想革新；三是努力实践了自己身的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思想启蒙，到积累经验教训，使走出去，接受新知识，打开国门与世界接轨，更加深入人心；四是兴建新式学堂，组织幼童或青年出国留洋，培养了不少人士；五是发展近代工业，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六是组建了海军，打破了单一兵种。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也只是一些封建官僚主持和举办的，但是我们应该肯定，这场运动的启蒙作用是巨大的，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创立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编》，洪秀全看到了基督教徒梁发的《劝世良言》，又结合中国传统宗教的，创立了“拜上帝教”。中国历来就有民间借助宗教势力来反抗统治者的传统，洪秀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当时，中国传统宗教在国难当头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挣扎，这时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大规模传入中国。于是乎洪秀全顺应时潮，外面套着上帝的外衣，骨子里都中国传统的东西。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是开放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外国列强的迷惑。《天朝天亩制度》，实质上它有个来源，一是历代以来农民起义思想的延续，另一个就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天朝天亩制度》要求人人平等，各有所安，没有等级和贫贱之分，要使“少者怀之，老者安之”，体现的就是以上两个来源。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洪秀全日益变成了封建经济者，《天朝田亩制度》无形中废除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的全面改革方案。从政治和经济的方面来看，政治上，主张立法，用人得当，提出制定适合加强中央集权的法规，使“权归于一”；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突出地强调，奖励和保护私人办企业，保障私人投资。以上种种可以知道，洪仁轩的这些主张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又明显有中国特色，“权归于一”，是中国第一个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合乎时代潮流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但是它并不成熟，并不完善，结合的还不够妥当。　　　　　　　　　　　　　　　　　　　　　　　　　　　　　　　　　　　　　　　　　　　　　　　　　　 

维新思想与洋务运动有很大的联系。洋务运动的失败给维新派提供了经验，而且洋务派培养的人力，为推行维新变法提供了人才资源。维新思想无论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严复的《天演论》还是谭嗣司的《仁学》，突出一个字就是“变”。康有为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新学伪经考》中论证，今文经是孔子传下来的，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很显明地抬高今文经学的地位，阐发微言大义明，继承龚自珍提出的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变革思想，并从《孔子改制考》中用圣人说法来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提出“托古改制”的说法。重新提出“三世说”，并赋于其新意，说孔子生于“乱世”，欲致“开平世”，向往“太平事”，将“三世说”说成，“乱世”是君头时代，“开平世”是君头立究时代，“太平世”则是民主共和时代，从而认定要维新救国就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历史发展来说康有为的这个观点是发展变化的，有其一定有合理性，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甲午战争后，反观日本，用日本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忽视中国实际。谭嗣同撰写《仁学》，其核心就是“通”，讲“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四层，集中要求师法西方，除君民相隔的状况，提倡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自由。为了使这个“通”能真正畅通无阻，谭嗣同提出了重要的哲学概念“以太”，他认为“以太”为万事万物的本质，它充满了宇宙之间，与“仁”相似，但又不同，一个是源头，一个具有桥梁作用的物质。他的仁学以“通”为第一义，“以太”是实现“通”的途径，而“通”外在表现就是平等。于是谭嗣同进一步提出历代暴君是“大盗”，“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认为当时的世道是“网罗重重”，固而号召大家“冲决网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谭嗣同在维新派中还是很激进的。严复的《天演论》是这段时期内最具光茫的。这是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关于进化论的著作，其原意在于阐发自然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这本译著虽是译西学的，但是严复不只是就《天演论》而《天演论》，加入了英国人斯宾塞的不少观点，尤其是加进了他个人的许多见解，将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原理深入到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实际，提出要“变”，要顺应“帝国主义天演”的规律，学习西方，发愤自强，避免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惨祸，保持民族的独立，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生存下去。所有种种，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要人日本复兴上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日本的维新是革新派与腐朽的幕府之间的斗争，而中国则是帝党与后党，从反动势力这一方是日本无法相比较的。温和的维新派是不能救中国的，所以强烈的革命派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　　　　　　　　　　　　　　　　　　　　　　　　　　　　　　　　　　　　　　　　　　　　　　　　　　　　　 

就在维新变法前后，孙中山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实质上也想走改良的路来救中国。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孙中山等评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封建的清王朝的腐败，提出中国的危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号召人民推翻封建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批判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主张，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为典型的就是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所说的“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随后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后来总结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中有不少缺陷，这给他们后来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失败，留下了隐患。可以这样说，这个“三民主义”中“民族”中虽说五大民族，但它的划界划的太清，民生、民权实际上就没有实现，虽然推翻了一个清王朝，但是仍为封建主义占上风，故而使中国更加落后。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提出“新三民主义”，确实使国民党一新，但是很不牢固，主要是不彻底，同样是不了解中国实际，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只有反抗才能摆脱旧命运。　　　　　　　　　　　　　　　　　　　　　　　　　　　　　　　　　　　　　　　　　　　　　　　　　　　 
同样，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外来的，而是共产国际曾经帮过倒忙，但毛泽东认识的很清楚，中国的农民多出工人数倍，所以有根据地，土地革命，革命武装这三样做保证，取得了胜利。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运动都是中西文化的结合产物，但要看结合的怎么样，脱离实际的结合事倍功半，从实际出发的结合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