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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任守愈
--  发布时间:2003-3-6 20:16:00

--  读《西藏历史地位辩》
来西藏近三个月来感触颇多,在读这本书时,我随之而动,思考了不少问题。照我原来的打算,到西藏后是准备做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的,后来我渐渐接触到传统儒家,这个打算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个来西藏工作的人,不了解西藏的历史是不行的。所以一方面我受大家委托,也是自己学习藏传佛教,另一方面就是找有关西藏历史的书,恰好有友人到拉萨,于是就有了这本《西藏历史地位辩》。

草草看了一看,这本书写的好,为什么哪?主要是它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对比写法,观点明确。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夏格巴的《藏区政治史》和荷兰人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两本书写作的。所以对比写法贯穿全书,通常是写到一个历史阶段,用大量的材料与二书中观点材料进行对比,突出自己的观点。如书中静到长庆会盟时,与夏范二书对比,引用材料说明唐和吐蕃,虽然是中国境内两个相对独立的国家,但是二者的地位不同,有区别也有联系,而不是吐蕃如何强大,唐如何弱小。本书虽然使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来看问题,但是很难得的是它并不是将历史唯物史观强加给别人,而是观点与材料结合,进行深入的分析,与夏范二书对比,使人信服。从哲学上讲,如果一种理论观点有价值,要使人信服,而不是说服,这种使人信服的理论观点,将对人的实践和生活很有重要的意义。《西藏历史地位辩》就是这样的书。“我们不便要求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去写历史。那么,就退一步说,让我们单纯就政治史,看看他们又是如何掩盖和歪曲唐代藏、汉政治关系紧密的历史事实”(《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43页)。这样的写法就是不强加于人,而从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来达到立起自己,打倒别人的效果。

二、材料详实,藏汉结合。书中有很多材料是很珍贵的,是夏范二书难以相比的,而且大量引用藏文材料来说明历史真相,以59年拉萨叛乱为例。书中将谭冠三政委与达赖三次通信原文录上,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1、罗布林卡的叛乱分子以保护达赖为名进行骚乱;2、达赖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并在积极的平叛乱,而且对叛乱分子的行为很不满意;3、西藏工委、军区十分重视达赖的意见,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次叛乱;4、西藏地方政府的这次叛乱是和外国人联系的,尤其是英国和印度;5、达赖希望适时到军区,以寻求保护。藏文原件我没有办法摘录,只好请大家参见其书第567页-571页。事实上此时的达赖还是倾向于和平,所有他从事的分裂活动,那是他日后的事了。这样,利用详实的材料,说明了很多问题,西藏的历史记载一般均在佛经之中,所以没有藏文材料是很难说明问题的。书中的这些材料都用汉文翻译出来了,就此我问过一些精通藏汉翻译的藏族同事,他们说这些翻译没有什么出入。这样从材料选择和使用上,夏范二书就黯然无光了。

三、区分概念,一目了然。全书第一章,区分了“中国”、“中国人”、“汉人”、“西藏”、“西藏人”等名词概念,分别从汉、英、藏三种语言中进行分析、辩明,使得这些概念一目了然。著者运用逻辑学中的概念间的全异关系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系统地进行分析,近而从中得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西藏人是中国人,西藏人和汉人是众多组成中国人的两个基本部分,藏族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两个民族。对学术的研究我只从事了两年多,但是我深知概念问题的重要性,一个是概念模糊,另一个就是概念的内涵无限扩大或缩小,这两个方面对学术研究都是有害的。不以规矩,难成方圆,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如人一样,扩大了自然是动物或是生物,但是狗也是这样,难道说人和狗一样吗?人和狗是不一样的,因为之所以叫人,就有人的标准,之所以叫狗,就有狗的标准,这个界限还是应该有的。

四、思想性高,准备时间长。这本书高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旗帜,从历史方面来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藏民族用自己的辛苦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了,此书从1980年开始准备、收集资料,访问有关当事人,到1995年出版,整整15年,使得此书不仅是西藏史学上的一个大突破,而且也是一本让人民了解西藏历史事实真相,了解西藏过去的通俗读本。

我以前在西藏民族学院上学时,选修过顾祖成教授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后来中国社科院给顾先生立项,他完成了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其中,顾先生介绍了费孝通老先生1988年提出的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多元一体”的观点。多元中蕴涵着 一体,一体中潜藏着多元,西藏和中央也是这样的。唐和吐蕃,宋和吐蕃,以至后来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版图,这些等等都是这个多元一体。“多元一体”中的“一体”是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汉族和藏族、蒙古族等一样都是“多元”中的“一元”。唐和吐蕃之间是中国境内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等不是中国和英国这样的对等关系,它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形成时期。元和西藏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施主和寺庙间的关系。元朝统治者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而且对中原固有的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以及伊斯兰教也有信仰,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我曾经说过,元朝的强大只是武力上的强大,而不是文化上的强大,元朝的武力扩张到那里,便会为当地的文化所同化。所以说西藏这个地方和中央之间关系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又比其他地方都很复杂。

我到了西藏之后,我认为这个民族之间不应过分强调它们的界线,而是讲融合。现在无论是西藏城市还是农村,西藏人的穿着正在向汉族转化,而且网络等新型工具都深入到了西藏的大部分县市。这一切,使西藏进入到崭新的社会时空,正如同我们与世界相接轨一样,民族间强调融合性是大势所趋。我见到很多讲民族问题的书和文章,大多强调差异性,有许多写民族地区的散文或游记,几乎都在讲差异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导向上的错误,差异性是该讲,但是现在社会、民族发展,民族问题上多讲的是融合性,这是一个方向,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但还要区分矛盾的主次方面。翦伯赞先生写的《内蒙古访古》,其中讲到历史问题时,就是多讲融合,少讲差异,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我经常说到《易传》中的这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句话实际上也能放到西藏发展上,如果自身不积极与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就永远发展不起来,而且会永远落后下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意义真是博大经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