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民族以五千年文明和优良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著称于世，以“礼仪之邦”自豪。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社会与其说是人治的封建社会，毋宁说是在伦理道德高压下的专制社会。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知识界在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发起了对传统道德的彻底大批判，如梁启超、陈独秀一类的大文人则已走向极端，公开提出，不管中国要建立什么新思想道德体系，首先要完全彻底否定和打倒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流风所及，一直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极至，斯文扫地，伦理道德被彻底瓦解！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芸芸众生（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包袱小，基本上没有封建礼教的影响了，在短时间内有一种解放感。但无道德则无顾忌，无顾忌则无所不为，底线伦理被突破，什么无耻缺德的事都可以干！

文革后，一些学者（如王元化教授、季羡林教授等）已尖锐指出，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对中华民族自身文化道德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已相当过头，是对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犯罪。实践也证明，矫枉过正并不是辩证法，传统伦理道德被全面瓦解，面对五光十色的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道德伦丧，官场大面积腐败就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中华民族现在必须重新认真地思考道德重建和道德回归的问题了。江泽民主席近期提出“以德治国”的号召是非常及时的。

二
哲学思想是道德伦理的灵魂，伦理道德则是哲学的外沿。中华民族历史上思想家辈出，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的几位大思想家中，除了战国时孔子、老子、庄子等人为华人外，此后中国的思想界始终受到西方的影响。东汉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二千年来香火鼎盛，释伽牟尼（如来佛）成为全民崇拜的第一位来自西方的最伟大思想家。南北朝时，从西域来了第二位思想家，即禅宗始祖达摩，中国的禅宗（近千年禅宗都是汉传佛教的主流）就起源于有关达摩的几段故事。禅宗提供了一种真正空灵的，带有气功态的神奇的思维方式，到宋代时这位西方思想家的主观唯心主义居然能使宋朝文人，如程颢、朱熹等人用来对正统儒家学说作外科手术，即产生了所谓“理学”“心学”，解构和颠覆了孔子儒家学说这中的辩证唯物精神。

到二十世纪初叶，四位西方思想家连袂而至，他们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影响所及，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一场大革命和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

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在思想上是颇“崇洋”的，凡我们自己传统思想界所缺的，而外国思想家所有的，都敢大胆学习引进，介绍给社会芸芸众生，这，似乎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血性”。谁能说中国人保守？！

三
为什么中华民族在二千年的历史中，除了孔孟、老庄外，没有出现超越时代的大思想家？从历史上看，就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两件事上。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巨大权威意义就是：皇家可以强劝强制要求天下黔首（百姓）不要积极思想，而要当愚民，思想要服从权力。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最大政治意义就是要所有的知识分子按一种方式思维。从汉武帝到清王朝大小十几个王朝，均是独尊儒术，孔夫子地位越来越高，年青学子们从小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养了对孔子的虔诚信仰。

孔子确实是一位大思想家，但把它神圣化以后，孔子学问中的精华和糟粕则都被人们接受下来，有些观点对中华民族二千年的历史造成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官修史书是在有了孔夫子和儒家学说以后出现的，2000多年的史书都是在孔子思想的指引下年编篡出来的，因此，中国的史书有几千万字，但历史学只有一种。而西方的历史学在古西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到近代资本主义是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因此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道德时首先必须要“清洗”“净化”传统道德伦理。

四
宋代以后，中国文人将儒家学说的功用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其前提是把国和家十分密切的绑在的一起。先家后国，亦家亦国，无家则无以治天下。中国最高层，最大的“家”则是皇家，而皇家虽是一个家，却又抚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和百姓都是皇家的财产，百姓都是皇家的家奴。因此，国的最小单位不是人而是家（家庭、家族），除了皇太子外，天下人“修身齐家”的最高境界即是为皇家出力。在这种以“家”为人的社会存在的氛围中，人不见了，人性不值钱了，人权被悄然埋没了。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强调“国”和“家”的紧密关系的政治道德，正好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主要柱石。

现代社会并不是没有家了，家庭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细包，但家族则完全解体，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有不有自已的家，你都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家）为自已生存而必须参加社会劳动。这种主观为人的本身、客观为社会的结构，经过发育成长，成为打破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本要素，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历史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提倡和宣传“修、齐、治、平”一类的伦理道德，把家和国梱在一起，则法制社会建立不起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无法正常运转。

五
《伦语》中有名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孔夫子不讲怪异稀奇的事。

在孔夫子时代，有很多自然现象，如天文、地理、物理和化学变化等都是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无法解释的。对这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孔夫子还有句名言：“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其意为那些不能解释的现象不予否定，但也不研究讨论它。这两句话，成了后代很多士大夫对待各种鬼神现象、神秘自然现象的标准方式。有些士大夫严禁家中的晚辈談论各种不可理解的现象和事情。这种“存而不论”的思想方法，恰恰扼杀了中国人探索和发现新世界的好奇心。

近代科技体系的建立，恰恰是从“怪力乱神”中探求、对六合之外进行研究和探索发展起来的，如现代化学是从古代的巫术、炼金术中发展起来的；加利略用望远镜通过对天体的观测发现了太阳和地球的关系等等。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大发明，但只有功能的，没有上升到作为科学（物理、化学等）来研究的水平，如指南针；只有六合之内的没有六合之外的，如造纸术，活字印刷。孔子的这些观点或者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些观点是必须抛弃的。（2002.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