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少数文人对孔学的迷恋导致盲目的崇拜。我想这和孔子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他老人家也不成想后学们会将他的话奉作教条。这种盲目会导致一些无理性的言行，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只有神圣，而没有国法，没有人道，没有正义。孔子原教旨主义者把他高高的抬举到了比耶稣不相上下的高位，这种盲目复兴孔教的行为，让本·拉登都望尘莫及。有了这些思潮存在，他们也蹿跺着要对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再教育，这样的行为与现代信息社会理性公平公正的道德诉求格格不入。更有甚者，完全不打孔教儒家的旗号打着XX主义的旗号来强制人们实行他们的思想。听其言，观其行，看他们对民众的承诺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人人心中有杆秤，民间的学术力量正团结起来共同铸造起防疫的砝码。所以反孔真正已和反恐一样成为了当务之急，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乙方辩友一再引用孔子的原话来论证其思想的伟大，如同小孩吵架时张口闭口“俺爸爸说”一样，是不是儒者们就沦落到如此地步，只能靠炒孔子的剩饭才能有得混呢？还再三强调指出孔子被列入世界多少多少大名人行列，就象一个自吹自擂的帮闲者，要知道这与未来的儒家思想地位又有何干系？爸爸是国家主席，儿子就应该是国家主席吗？这种论证无疑是苍白而缺乏说服力的。
    对方辩友对何为“儒家思想”的定义含混不清，一会讲原始儒家，一会又讲新儒家，一会又讲起了自由主义。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既然你们已经承认，儒家有那么些毛病，却还要强称“儒家复兴”，岂不是要拿一味不合格的，土不土，洋不洋的药来诊治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帮闲，添乱，趁火打劫，这话不为过吧？又说儒家是不完善的，需要与时俱进，这样的“与时俱进”包装还是少一点为好。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曼陀罗花也一样，哪怕开得再漂亮，可还是有毒的。
    乙方一辩一再提到原始儒家的问题,认为只有原始儒家才是真正的儒家。而原始儒家又搬出孔子和孟子这两尊菩萨。阿弥陀佛，且不谈孟子和孔子的思想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所谓原始儒家，自家都已自相矛盾，还谈什么原始正宗。儒家在激烈的社会改革面前，早失去了清醒的儒雅风度。后代的朱熹大骂孟子，自家都动手干起来了，让人错觉似乎儒家生来就有着骂人的传统，而无辩论的逻辑和耐性。
    乙方很善于用煽情性的语言来推广儒家思想，挂在嘴巴边是的只有精华，仿佛儒家就是唯一主张道德治国和个人修养的学派。然而历史上道德二字最早是出于老子之口，身为吹鼓手出身的孔子学了半桶子水就以为得了道，也有了德了。把所谓的道德混同于人际社会关系的等级秩序，个人起居的繁文缛节，道德礼节化，甚至法制化来禁锢人的思想，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地位，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其实这是对道德的曲解。实际上，道和德并不可兼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底是这种等级秩序重要，还是公平、公正的社会待遇重要。儒家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法，因为他们的爱是有差别的，由爱自身，才推广到爱其他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自我迷恋自我封闭的人对社会又有什么价值呢？一个人不能独立于人群之外生活，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当时间进入信息社会和自己自足经济早已破产的时代，这种社会属性就更重要了，一个自私自利，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人终将被人们所唾弃。

[攻辩1]启蒙者靠什么横刀立马?  
    楼主身为启蒙者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对启蒙者的要求未免苛求了。然而启蒙不易,在弃旧图新之际,打破沙锅问到底,挑战威权,不被理解。屈原在弥留之际,向天问了172个问题,给后人留下深深思考。启蒙者命运多桀，不被理解，自是正常。
    然而儒家从汉代以来赫赫然以官学自居，以儒取仕，熟读八股的文人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今天依然存在着，但儒家只是他们这个阶层的专利品，然而文人们总认为这就是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并不是儒家的专利，佛、道、法、墨等都有体现。楼主把传统文化与儒家划上等号，作为启蒙者是不可取的。 
    爱护启蒙者的热情，支持一切革新和变法，历史才能进步。变则通，通则久。各家学说都有其合理成分在呀，儒家也不例外。吾国不变通久矣！为何不变通呢，因为有大量既得利益者在，还有一些奇怪的人群存在着。那就是想象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的人，儒者是其中的代表。“一箪食，一瓢饮”，自以为精神富有了，天下就可太平无事。
孰不知，社会建基于经济之上，不讲苦干，不讲经济效益，哪来百姓的小康生活？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句话鼓舞着我们埋头苦干，国家正一步步繁荣昌盛。这样的道理，不是从儒家学说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面对贫富分化加剧的中国社会，儒家的无所作为，装模作样必将成为历史的障碍。搬而去之，先进新文化正向我们走来！ 

[攻辩2] 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名称，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试想一整个或是一部分经常为各种病菌占据的脏器，不切除，不知道对方辩友有何高招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如果你们有办法让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请拿出你们的解决方案。如果乙方不能以强有力的论据来立论的话，割掉整个或是部分坏死脏器，又有何不可呢？不快刀斩乱麻，只会是对其他健康器官的严重侵犯和不负责任。我想，你们的器官也与常人并无不同吧，不去之，除非成为机器人。
    知识精英为何者服务，儒学思想有没有必要再主导知识精英的信仰是大有可辩的。你说知识精英作为阶层的分化不是儒家的错，那又是谁的错呢？ 
    不破不立，但凡启蒙者均需破除对权威的迷信才可立说。一个“破”字，道出了启蒙者的悲剧意识。阵痛总有伤及无辜的可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取舍之道，道出了启蒙者的铁血丹心和侠骨柔肠。横刀立马的时候虽然荣光，但不惜背负骂名的变法者才是中华的脊梁。里面的真义，不在着中庸之道的儒家弟子理解力范围之内，就不足为怪了。胃得了癌症，以现有的医疗技术，彻底些的办法还是要切除胃，不切就会扩散。好象儒家思想里面的毒素一样，麻醉千年，还会重来。不是每个人都如大好江山兄有如此高强的抗病毒能力哟，既如此，还不如让儒家这个词汇早早在地球上消失算了。就象六月六月兄在《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到底意味着什么?》说的那样，以免又让居心叵测之人打着“儒家”的幌子来搞搞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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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罢君山：[甲方立论第6贴]写几句对儒家不利的话     
（1）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学说。其存在的基础是：贵贱秩序，血缘宗亲制度。这两种社会基础现在不适合了，所以，作为政治学说的儒学，也不适合了。 

（2）以正宗儒学为例，儒学派们不敢正视或忽视了以下一些观点。 

反对个人自由：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反恋爱自由）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以其子妻之。”（包办婚姻）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对儒家自由说一记棒喝） 

孝的形式主义： 
三年守丧：各位儒学家自思能否做到，再来论此。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重丧礼甚于重养老）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独身主义，可谓最大之不孝，牛顿康德不孝矣） 

思想专制：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无君是禽兽，我等今日全沦为禽兽矣。对儒家自由说又一棒喝。） 

随便找了几条，希望大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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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f8： 

来自孔子故乡山东省曲阜市一大学，所攻学术专业为墨子研究 
虽然是儒家发源地的一子民，但是深感儒家不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源头，还有许多优秀传统文化有待发掘。儒家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死守此一虚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于事无补。只有崇仰儒家的朋友和崇仰各门各派的朋友们共同携手，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华民族之崛起。墨辩的真义，不求其名，而求其实。 
抛弃儒家这个符号，让我们共同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甲方立论第3贴]儒学的消亡  ZXF8
  列宁有一句名言：“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全集》24卷134页） 
中国文化就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文化，二是以墨学为代表的平民文化。 
  首先我不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儒学还是有他的价值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等。但是我们要从大的方面去看问题。墨子讲：“两害相权，取齐轻”儒学大家不可否认他的大势已去。在19世纪初或以前儒学代表着封建统治阶层。他的主流思想是帮助封建统治阶层麻痹广大的平民阶层，像鲁迅先生笔下大家熟悉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他们哪一个不是被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伤害，他们哪一个不是那种文化的受害者。他们的可怜，他们的让我们同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会说是当时统治者的思想所决定的外在的具体表现。那么我想问一下当时统治者的思想是什么。这个问题当时鲁迅先生就已经提出，现在著名学者蔡尚思在《中国文化的两大系统》更明确的提出“儒学代表统治者的具体思想，在朝。墨在野，代表民间被统治者”（山东大学出版1993年第20页）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儒学。就是说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封建统治阶级。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彻底的消灭了封建统治阶级。也就是说儒学没有了他得以生存的土壤。一种文化一但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的生存也就没有多少生机，一种文化一但没有生机，那么他早晚会消亡或会被另一种先进的文化所代替。 
 这种文化在我看来就是墨学，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有时间在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里讨论墨学似乎是跑题啦^_^。 
 写这些东西时间太紧没有仔细的考虑，如有不不当之处望各位指正。 

各位老兄一再强调儒学代不代表封建统治者，强调“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清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那么小弟要问什么是儒学，我想大家都不好回答，上面的是儒学吗？是的，但是不等于儒学。 
我们所讲的儒学是一中意识流，一种意思形态。这种形态因人而异文化的深浅，所处的社会背景，经济的发展等。都决定者个人的意思形态。 
在我们学习了一些老孔的精神后，不自觉的会产生这种意识形态。 
各位老兄一再强调的只不过是儒教而不是儒学。像佛教，道教是一样的那些只不过是儒教的教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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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立论第8贴]儒家--封建社会的不倒翁[原创]  金匀
“六月六月:   

        阿墨兄，原汁原味的儒家就是孔孟的儒家。   

       我将以事实说明凡是真正信仰儒家的都是自由主义而反专制者。因为专 
制者首先就违反儒家的最根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么我们来为儒学溯一下源。儒学创立源于孔丘维护周朝王治尊严之需要。透过儒家经典中的“仁义道德”的表象，我们只能发现其深层根本立意是“维护正统”，儒家要为每种社会现象与行为规定一种“正统”（甚至对割肉、做席都有严格的正统要求），要求人们去遵从，要么就将其归为“异端（思想上）、邪门歪道（科学上）、小人（人性上）”，从而直接产生了封建宗法观念与三纲五常、官本位思想与社会分裂，也导致儒家对社会现象评价的脸谱化和思想的僵化--有限改良--僵化的恶性循环。 
   历史上有种很有趣的现象：起而造反者要么标榜自己是“正统”、皇室之胄，如刘秀，如清入关后统治者标榜自己祖先乃黄帝子孙，非夷，并在钦定四库全书中大力修改宋儒们对金国“非人类”的文字；要么起先反对与蔑视儒家，最后笼络、依靠儒家，如刘邦，很讨厌儒生，向儒生帽子里撒尿，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儒家眼里，无论如何刘邦归还中的王朝都是“非正统”的，然而，当刘氏江山做稳后，再没人理会“前朝正统”的时候，刘汉理所当然成了唯一正统，而儒家是为维护“正统”服务的，它严格地要求人们要听统治者话，所以理所当然成了统治者的宠儿。在这里强调一点：儒家浩如烟海的经典中，关于“民重君轻”的论述寥寥，且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孟子的言论都是作淡化处理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孟子提出的这个观点也是为维护统治者服务的。儒家经典中，通篇是“惟正统论”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的根本原则正是“维护正统”。 
   正是这个“惟正统论”，儒家成了封建社会的不倒翁，当代一切认为儒家不该为封建专制负责的言论显然是极其荒谬的；正是这个“惟正统论”，儒家礼教在维护正统的名义下，成了吃人的机器；正是这个“惟正统论”，人们不再需要独立的思想，人们只要尽力将生命消耗在可望而不可即的“正统道德”中就行了，然而道德随着社会发展也是发展变化的，“唯一正统”实在太渺茫，于是社会道德反而走向反面，大面积出现了恶心的伪善与完全的无道德；正是这个“惟正统论”，读书当官“治国”乃正事，科技的革新成为“方术”，中国封建历史正统思想、典籍上鲜有科学家与发明家的地位；正是这个“惟正统论”与改革、与与时俱进背道而驰，因而一切真正希望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都应该批判它。同时，我想指出：自由主义者不要对儒学抱幻想，因为其与个人权利、人性解放是根本违背的；希图家国强盛的诸君也不要对儒学抱幻想，因为它正是流毒至今的人们许多思想如官本位、社会歧视、仇视新生事物之根源。 
  
    阶级社会的“礼”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礼”。《论语》中有句孔子叹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这是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一个“觚”酒器造得不象“觚”酒器的样子，那么它还是“觚”酒器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整个社会应该按部就班。阶级社会的“礼”，形式的确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其本质从来没有变化。然而，在阶级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是对立的，如果将一切阶级矛盾都压抑在“礼”的强制规范下，物极必反，最终将导致社会的急剧动荡。中国的封建社会史正是这样一部循环史。 
    对于“仁”，是个相对的概念，只能是“礼”的前提下的“仁”，也就是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得以维护的前提下，统治阶级要以“仁”防范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个体要以“仁”麻醉自己。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为维护统治者利益的。 儒家学说形成于周末阶级社会，其维护社会“礼”的说教只能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秩序的。“春秋无义战”，为什么？每一战只能导致周政权尊严的丧失。 儒家学说在微观上看，的确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宏观上，从来没有改变社会性质或消除阶级矛盾，只是在回避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从侧面将社会矛盾弱化，这个看似美好的危险学说，将中国拖入漫长的封建社会王朝恶性循环史。 

    新儒家如果抛弃了儒家的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传统，纯粹变成了社会个体修身养性的工具，那么，觚不觚，觚哉，觚哉？ 
 
    再添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厚此则薄彼，故而科技与艺术创作不知被摆在哪里了。无怪乎在中国，火药是谁发明的语焉不详，只说是方士群体，火药发明后，很长时间都只能用作歌颂太平盛世的“鞭炮”；无怪乎指南针的发明也要假托于道德高尚的黄帝；无怪乎中国不会出又酗酒又想与有夫之妇拍拖的贝多芬；也无怪乎封建2000年之中所谓学术，绝大多数都是仅仅对儒学进行阐述阐述再阐述，谁敢背那个不明明德的黑锅？！不明明德者又何来社会对其价值的肯定？！ 
    如果说“儒家只管思想上的事情”，那么它一旦再次作为中国主流思想，科技生产力与艺术创作在人们思想上的定位会沦落到什么地位，不得而知。 

   希望褒儒人士能够从正面回答醉山兄以及我的质疑

    如果我们仅仅从“对道德的肯定与规范作用，我想儒家是驳不倒的，正如我说句“人的肉体总会死去”一样，谁能驳倒？但儒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其提出的道德是否应该摒弃，而是其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儒家以静止的观点研究世界，以肯定存在来否定新生，以共性来抹杀个性，以思想的专制来灭绝思维的发展。儒学虽经千年补充、修正，但其方法论从没有改变，因为一旦改变，也就不再是儒学了。这样腐败的一种学说难道仅仅因为其是土产就要维护？所以说，维护儒家思想“主流作用”本身就是儒家思想流毒的表现--仇视外来与新生事物。 

    举例说：儒家所要遵从的“礼”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礼”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产物。而时代变迁“礼”却要维持原本，要“克己复礼”，这难道不证明 
儒家是在静止看社会？结果民国后袁世凯还在祭孔祭天复古礼忙得不亦说乎。 《诗经》中多数篇幅是对周朝先民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朴素政治的向往（你以为 
孔子当初收集〈关雎〉真的是意在歌颂自由恋爱？呵呵，典型自作多情。）， 而毫不以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变革为然。〈春秋〉之作旨在警告将来的政治 
家：不要希求社会变革，要不就会被作为乱臣贼子遗臭万年。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儒家的仇视新生事物本质？ 

    儒家以道德治人，如果一个人不是君子，那么就会成为不为人耻的“小人”，而其对“君子”的要求又很高，儒家对人的思想行为本身是个多变的系统、道德本身随时代环境变化的实际视而不见，却为所有人划定了一个绝对的规范，这难道不是抹杀个性？这样的儒家话语还要我来举吗？〈论语〉中还少吗？ 

    孟子指斥墨家怎样怎样，另某家怎样怎样，另又某家又怎样怎样（这句你知道，但我找不到原话了），典型的是在扣帽子，只见结论，不见分析。这难道 
不是思想专制？况且，儒家在实践中一贯标榜自己是唯一非邪说，这难道不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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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剑：[甲方立论第1贴]儒法二家之所以不能成为中国未来主流思想文化的的几个原因     

“剑虹评论”于2002年12月20日进行“儒家在中国未来的地位”辩论赛 ，我认为这个讨论很好，人们可以借助这个讨论，去弄清楚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应该的走向，从而可以使中国学者们少作“无用功”和多作“有用功”。 

我个人倾向认为，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今后依然是中国学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是，从价值文化取向判断，儒家和法家的根本价值文化理念，今后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新文明文化建设的主流价值文化资源。 

中国儒法二家之所以不能够成为中国未来主流思想文化的几个原因如下： 

一，儒法二家学术创立者的帝王帮闲立场，造成了儒法二家非民主价值文化观 

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二家学人和他们的学术思想成果，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特征，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往往联系得非常紧密，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儒者的学术成果必然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大多都是一些政客学者。 

法家创始人管仲，是在春秋时期齐国争霸天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权谋政治家，他本身是齐国大夫，他生前帮助齐国建设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管仲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占，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仲》）。这就是说，管仲生前的最大功劳有两个，一是帮助齐国国君建设出了积天下之三分财产为“公家”所用的社会征收机制，也就是建设出了帝王对国家财产的占有制度；二就是帮助帝王建设出了一系列使用严厉刑法和鬼神等祭祀礼仪等手段去吓唬和统治人民的国家制度文化体系。 

无可否认，我们当然应该承认，管仲生前所精心经营的“牧民”政治权谋统治术的制度文化建设，有顺应当时统一天下和减少天下诸侯内乱的历史趋势原因。但是，一旦天下已经进入统一和平时期，当权者如果还继续实行法家制度文化，那么，法家如此这般的与民争利和死死抓住以帝王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不放手，就必然会导致中国走上专制国家道路，人民和民间的生产力也会被这样的专制国家制度所压抑。 

历史经验也证明，法家一旦在中国成为主流制度文化，中国社会中的官民必然是长期对立的，社会的动力源不在民间百姓中，而是在帝王世家和官僚们的牧民权术和他们所掌握的军事权力中。虽然法家主观上也追求“富国强兵”和“善为国者，必先富民”，但是，以牧民政治权术和军权严刑为国家动力源的国家政治现实，必然会造成国家官僚阶层对权力的死不放手，从而使得政治权力会伸延到国家和社会中的每一角落，导致国家日益成为政治权力中心崇拜社会，最终使得无权无势的人民的自由活动和发展空间大量缩小，人民会越来越无奈。这样的法家统治再往后发展，失去民众创造力的国家必然会使得国家生产力逐步走衰，社会贫富悬殊也会加大，人民群众也会日益穷困，最后就会出现“官逼民反”，使得中国反复出现“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恶性历史循环。 

这里需要提示一点的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在社会权力倾向上，也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政治社会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中国法家社会是以帝王和官僚政治权力和军警暴力权力为社会核心，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则是以资本家利益集团权力和军警暴力权力为社会核心。所以，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政治权力核心社会，和现在西方社会中的外民主内资本的经济权力核心社会，在人类政治智慧层级上同属于一个档次，都是“权力核心社会”，政治帝王官僚和政治经济资本家们，都是高高在上者，他们都在“牧民”，只不过各自的表达有差异而已。 

管仲立场于帝王世家统治天下的法家思想，后来在战国时期得以大发展，商鞅、韩非、李斯等都发展了管仲这种立场官方统治的价值文化思想，使得中国历史上始终不能够消除以帝王和官僚为核心的权力中心社会现象，也使得人民大众的创造力长期被压抑。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趋势于民主科学的现实中，法家的价值理念应该是被抛弃的。当然，法家的许多政治经验，我们还是应该充分利用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前曾经是个操办婚丧礼嫁的吹鼓手，他成年以后，也和管仲一样终生在为建立有利于帝王统治的制度文化所奔波。由于孔子主要还是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平生只当过不大的管理官员，所以，孔子的这种人生阅历铸造了孔子儒家的从社会文化角度去帮助帝王统治天下的价值思想文化特征。 

孔子创建的儒家和管仲创建的法家，在为帝王官僚统治所服务的立场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微小区别在于，法家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战争争霸条件，所以法家更为重视从发展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强兵、刑法强制的三方面去统治国家；法家，是刚性的帝王统治权术。而相比之下，儒家是先将国家看成为是和平状态的，儒家理论的参考条件是和平安定，因此，儒家更为重视对人心的“克己复礼”的礼乐潜移默化统治；儒家是柔性的帝王统治权术。由此可见，中国自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西汉时期的黄老道家开始彻底退出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历史舞台，之后的近两千年，儒法二家就犹如刚柔两幕僚，一直围绕在帝王世家身边所服务，他们的学说立场，注定了他们和专制统治者有互相勾结和互相利用的关系式。 

由于儒家文化已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笔者这里只点出儒家的帝王官僚统治者的“政客、幕僚、吹鼓手”立场，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过于关怀政治和帮闲帝王世家去制造权谋统治天下的学问特征，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许多扭曲现象，甚至导致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后来也发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士大夫们和帝王官僚的这种历史勾搭关系式，是中国后来科举制度产生的一个重大原因，士子需要利用政治家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家则需要取士子心去统治天下，科举制度，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而科举制度又反过去造成中国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的自发倾向，使得大批中国读书人终生框套在名利场中不能够自拔。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没有消除干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习惯性的抱政治和权力大腿的毛病，是导致中国至今还没有建设出民主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原始儒家、政治儒家和民间新儒家的历史现象 

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儒家”，其实一直就存在着孔子的“原始儒家”、历史上屡屡被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们改造利用的“政治儒家”、及其收集民间各种思想资源对儒家进行不断改造创新的“新儒家”这三种文化现象。 

所谓的“原始儒家”究竟是什么样？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我们只能够从早期孔子儒家整合了历史大成的“春秋史学、三礼法典、六经经典、六艺修养、教而无类的平民教育、论语大学”的学问结构，去判断原始儒家设立的国家制度文化体系了。因为，我们除了能够基本确认这样的制度文化体系应该归咎于早期儒家外，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认这些经典中到底有多少内容真正是属于早期儒家的，这些经典内容明显都被后来的政治儒者大量修改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确认，这些经典中的立场于官方统治角度去帮助帝王官僚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的价值理念，还是早期儒家的，这，是儒家的灵魂。无论后来有什么样的儒家文化派系，这个灵魂从来就没有在儒者中发生过任何的改变。 

究竟什么是“政治儒家”呢？所谓的政治儒家，应该是指的那种吸取了其他各门各派的学术思想资源，但又不改变早期儒家帮助统治者统治天下的立场宗旨而产生的政治儒家学派。这样的政治儒家学派，大概有孟子、荀子、董仲舒、刘向、刘歆、韩愈、二程、朱熹等这样一批学人和他们的著作。他们这些儒家学者的理论后来大多都为官方政治所利用。 

究竟什么是“新儒家”呢？所谓“新儒家”最大的特点，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架构去大量装填其他各学派的思想文化宗旨，其学术结果是他们有意无意试图去改变传统儒家的官方统治者的帮闲立场，这种儒者，在历史上历来会遭到各家政治儒家学者的排挤和严厉抨击，有的甚至还会被迫害。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家的代表人应该首推西汉末期的大儒扬雄，后来还有王充、陆九渊、陈白莎、王阳明、李贽等人。他们这些儒家学者大多人生坎坷，学说遭非议甚多，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资源又历来不能不被各政治儒学者所重视。 

三，新儒家为什么不能够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 

尽管后代学者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新儒家”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清新程度和学术思想深度，都要远远高深于早期儒家和历史上各家政治儒家，但是，正因为新儒家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改变中国的儒家文化结构体系，所以，这就造成了他们普遍还是无法超越非民主的传统儒家基本立场，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见解，他们甚至倾向于同情民间和关怀人民大众利益，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要成为统治者的帮闲者，只不过他们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官方与民间的关系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放弃传统儒家的基本理论架构，新儒家不过就是专制制度文化中的开明现象而已。 

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还原早期儒家的文化经典，所以，后来的新儒家们依然只能够按照这些明显经过汉朝政治儒家学者们加工以后的儒家经典去理解儒家文化，那么，他们自然就无法超越“三礼法典、六经、春秋”这几部重要经典的价值理念的束缚。大家可以看看，尽管“三礼”（《周礼》、《礼仪》、《礼记》）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许多很有用的思想资源，但是，“三礼”中的为统治者帮闲的价值理念，新儒家们却是始终无法超越的。 

既然儒家已经定下了为统治者帮闲的基本宗旨，那么，这样的文化现象中，当然就有个正宗和不正宗的区别，这样，新儒家就自觉不不自觉的将自己置于到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中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地位上超过那些一心一意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儒家们，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家们无论怎么样努力，最后，他会发现，他还是帝王的“文臣”，是个不得志和敢于嬉笑怒骂帝王的“文臣”。 

由于以上所说的新儒家的尴尬历史角色和地位，这样，就必然导致新儒家学者们要么避世，要么，他们就学魏晋时期的一些癫狂之士的那样，使用各种方式去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以来的一大批对现实政治进行嬉笑怒骂的儒者，他们本质上，还是属于传统儒者，只不过他们换了一种言论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平天下的理念而已。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即使是那些新儒家们，他们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政治儒家。 

四，中国学人应该怎么样超越自己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尴尬怪圈 

笔者前面说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热衷于帮闲官方和咒骂官方的儒者们，本质上，他们都被套在传统的儒者的圈子中不能够自拔者。这就是说，中国如果要超越政治权力核心社会的历史怪圈，那么，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调整自己的学术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历史要走上民主科学的社会，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必须自由化，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如果要自由化，他们必须自己先去养活自己，不应该依赖官方去养活自己。只有经济上独立的人，才有独立的人格可言，只有有了独立的人格，才能够独智而研究出真正适合中国民主科学社会的文化成果。 

笔者反复强调，一个总是试图和现实政治作对的人，和一个总是去歌颂现实政治的人，本质上并无两样，因为，他们都没有超越出自己帮闲官方和希望得到官方重视利用自己的传统“儒者”的社会角色。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从而挣脱中国历史几千来的官士勾搭且与民对立的情况，使自己的学术立场真正转移到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发展进步事业上去。同时，中国知识分子转移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仅仅是在自动解构中国历史以来的官士勾搭政治结构，还为中国的政治家们和社会活动家们腾出了一个活动空间，可以促成中国尽快产生出一个栽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社会空间。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己主动和政治的分离，去完成国家趋势于民主科学的历史建构。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一旦中国知识分子今后大部分都学术独立自主化和自食其力化，一旦中国知识分子今后远离政治而成为职业学人和成为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者，特别是伴随中国未来即将产生出一个职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长空间，国家机构在今后也将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协商管理和服务部门，政府政治管理国家的学术资源，将由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们去社会广阔丰富的社会学术园地中去自由的采撷和加工，那么，中国传统中的政治和学术扭曲成一体的儒家文化的基本价观体系，就必然自动解体了。既然如此，儒家文化还怎么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呢？！ 

当然，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不仅仅只是儒家经典文化，其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习惯现象。所以，改变了儒家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社会文化习惯，传统的儒者就不存在了，儒家文化体系也就将自动解构。但是，儒家文化的各种经典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其依然还是中国永远的重要思想文化学术资源。孔孟诸位圣贤，依然应该得到人民的尊敬。特别是作为教育家和礼仪文化创始人的孔子，同样还是未来中国的圣人。现代中国人要解构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帮闲帝王统治人民的学说立场，而不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资源。中国，不能够再干太平天国、五四新以后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种批儒反孔的傻事了，那，是对自己文化传统进行文化恐怖般的爆炸行为，而不是正确的历史文化扬弃行为。 

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甲方热身原创] 普进峰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确实有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这种积极因素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社会秩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已严重的制约中国社会的发展。 
“柏杨评论中国文化时指出：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并不是孔子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孔子的思想严重地制约着思想家的产生。这种思想借助统治者的力量，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它要求人们循规蹈矩，严重制约着中国人创造力的正常发展。尤其可悲的是，这种思想在现代教育中依然存在着。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人造成的灾难不能归罪于孔子。应该归罪于利用这一思想的统治者。他们是这种思想最大的获利者。哲学家的思想在其产生的初期，对社会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的局限性就会显现出来。而统治者往往不顾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僵化这种思想，曲解这种思想。在任何时候，哲学家的思想都不应该成为统治者获取私利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将是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替罪羊。 
作为甲方的一员，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虽然是制约我们创造力的罪魁祸首，但是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不应该被否定。 
我始终认为，任何理论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统治阶级和政治家不应该去按照一定的政治目的的需要来理解，这样，我们对某一思想理论的理解就会受到统治阶级和政治家的主观愿望的严重干扰，从而影响我们对某一思想理论的准确把握。 
“儒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这句话呢？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只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墨家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它其实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墨家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西瓜，儒家思想是芝麻。由于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十分有必要挤出时间学习墨家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用有限的时间去学习儒家思想，那么，我们付出的就会多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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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媚： 

胡氏一媚，乃阴性年少之狐，家居湘水之南，衡山之北。略通文墨，好篆刻， 
喜书画。然平生所学多为野狐之禅，实不足道也。 

狐途虽难诩坎坷，然常饮泪而歌，于山野林间尽兴游败兴归。或曰：胡为乎泥 
中？闻罢狐疑：是一媚之谓也乎？继而击掌而叹：真一媚之谓也！ 

[甲方攻辩第10贴]孔孟儒家：美德和自由之翼折了  
孔孟儒家：美德和自由之翼折了 

   读了李剑虹先生《【重读经典】凤凰涅槃--舒展儒学美德与自由的双翼》之后，对于一个平素不喜读也确实没有读过几本艰深理论著作和经典的人来说，我的第一感觉是：静静地欣赏吧，你没有说话的资格。要不是在这样“合法”的论辩场合，我绝对要坚守这一原则，同时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自保的方式。 

   最终当然是要说，而不是不说--一个临时辩手应有的职责驱使她如此卤莽。因此我只得采取“读后有感”的方式，而非一种欲与之旗鼓相当的论说方式。 

   一，儒家的“普世精神”与“凤凰涅槃”不可并行 

   诗人郭沫若的传世名作经李先生一解读，确实有点为儒家精神的“凤凰涅槃”张本的意味。尽管郭的原意不是要复兴儒家文化，但李至少在这里运用“典故”创造了一种氛围：儒家文化也可以 “得到新生，得到永恒”。原因何在？李说：“自强、刚健、厚德、息讼、勤、俭、谦、仁、义、礼、信、恭、宽、敏、惠……只要人类不消亡，这些普世精神永远是指引人类行为的明灯。”这可能是李在这一节里的意图吧。 

   无疑，李先生在这里把儒家的若干精神膨胀为中华民族的活性精神了，并且冠之以名--普世精神。对此，我是有疑问的，譬如，真有普世精神吗？普世也可叫做普适，意为任何时间和空间内都适用。若果真如此，传到现在的以上词语如“自强、刚健、厚德、息讼、勤、俭、谦、仁、义、礼、信、恭、宽、敏、惠、信、恭、宽、敏、惠”的意思是不会变更的。如“仁”应该还有孔子时代的“克己复礼”的意思吧，但“礼”又有什么含义呢？它指的无非是当时社会的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和与之相应的礼节仪式。正因为此，“樊迟学稼”也能造成了夫子的不乐意，因为在夫子看来，樊迟的行为简直是低贱得只有给他口水和唾沫了。若按照这样的“礼”来实践“仁”，我不知道“仁”在今世该呈现如何模样？当然，李先生会用现代思想来重新解读，但请想一下，“普世”这个词还成不成立？ 

   所以，要儒家在“凤凰涅槃”中要找到“普世”，是很难的。有些最基本的道理，如“勤”，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承认的，它反映的是生存状况的要求，根本不是儒家所独有的。它们的存在无须贴上“普世”的标签。 

   二，“重读经典”与”有教无类”义含天生狭隘 

   李先生用大量美好的词语对“中华之魂”作了歌颂。如说其“深邃而博大”，把《红楼梦》中对警幻仙子的赞词也移用过来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读中华之魂，不能不读中华的经典”--也就是读儒家经典。我真不希望看到以这种抒情式的风格代替严密的逻辑论证：我没有看出结论是怎么在情中抒出来的，或者说我没有看出“中华之魂”、“中华经典”和“儒家经典”是如何三位一体的。 

   那就说说“有教无类”吧。 

   “有教无类”是为李所激赏的。但是我实在不同意“儒者依托五经为基本典籍，有着明确的知识基础”这种说法。从上面所说的儒家的“普世精神”来看，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知识”，分明是道德伦理学说嘛。所以我要对“有教无类”再行解读。“无类”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学生的“无类”，其一 是知识的“无类”。孔子仅得其一。“无类”在孔子那里指的是学生的来源广泛，打破了官府、贵族的垄断，这是孔子的贡献。但从“知识”这个角度来说，孔子是非常的偏狭的：花鸟虫鱼可以识一点，射箭技巧可以学一点，怪的神的现象就应该三箴其口了。他教给学生的绝大多数是为人处世的“内求”的行为规范，哪里算得上“外求”的知识？并且还限制人们去认识，去求知。儒家的“知”指得多的是“良知”，而不是“知识”。 

   因此，所谓“重读经典”，“有教无类”，造就的是大量识字的庸才罢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有几个是在儒家经典读出来的？毕升是吗？黄道婆是吗？火药是儒生发明的吗？李先生多次谈到“明确的知识基础”，想必对“知识”是重视的，但知识竟是如此的吗？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自由”貌合神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在李先生那里被论证成了“自由”。李说“它深层的意思：我要自由，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做事情的时候不希望受到别人的侵犯，那么，别人要自由，做他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不要去侵犯他的。”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自由”结缘了，于是，“难道儒家不是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么？” 

   这里，李犯了个小小的错误，至少是忽视了“礼”的存在。“礼”是儒家一日都不可离的东西，“我要自由，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你能违礼吗？“别人要自由，做他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不要去侵犯他的”，你作为一个虔诚的儒家弟子，看道别人违礼，你不去干涉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自由”的。 

   至于说到和西方“自由观”“何其相似乃尔”，我只好发笑了。为什么不想一想孟德斯鸠那个同样有名的“自由”界说呢？这还是其次的问题，重要的是西方的自由观不是独立存在的空中楼阁，它生长的文化环境不是儒家的。这里，还请千万不要把儒家文化“膨胀”成中华文化，更不要说成是现时代的中国文化了。如此文字游戏谁都玩得转。不是没有人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要把它们绞合到一起不是件简单的事，甚至是件无意义的事。为什么难？淮南之桔到淮北，结果如何？为什么无意义？夫子的自由观远远没有西方自由观那样明了、系统，既然如此，还到老祖宗那儿盗什么墓？ 

   四，小结：孔孟儒家的美德和自由折翼了 

   李先生非常珍视他的理论创造： 以仁为躯干，舒展开美德和自由的双翼。但他这样的论证，肯定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他没有合理地改造孔孟儒家，守着一大堆从名词上看似合理的东西，意欲与现时代接轨，这显然是简单的、无益的和徒劳的。这不是现实基础上的整合，只是文字上的整合。 

   我冒昧认为，李的错误主要是方法论上的。他在自己构建的保守体系中迂回前行，想寻觅到中华文化的希望之光；哪知前边只是鬼火点点，真的希望并没有如祁（盼）所至。或者，他最终在行动上抛弃儒家。在具体操作上，从他所标举的儒家的角度来看，李对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的理解和运用是片面的、机械的。 

   我不否认孔孟儒家的思想里含有许多可以继承的东西。但李先生必须用正确的方法论才能让古老的孔孟儒家的美德和自由放飞高空而不至折翼跌落到它们不应该去的地方。那时，也许凤凰真的涅槃了，复生了，飞起来了。 

[甲方攻辩第4贴]坚决用正宗儒家思想解剖一切麻雀  
坚决用正宗儒家思想解剖一切麻雀 

在回复牧水临风《给我一刀》的文章里，我用的方法可能牧水不太适应。也难怪，一个新社会里的“孔孟遗少”，食古食新都容易不化嘛，消化不良则常常引起气不通畅，气不通畅又常常连锁到大脑上去了--神经就难保正常运转喽。 

看看牧水小姐的话就知道了：“对不起~我对胡一媚女士徒自叫嚣而说不出什么理由的“胡来一刀”实在无话可说，幸好牧水也是女性，就不必端什么假惺惺的绅士架子了，对你这样无知而无力的胡说八道我以后也只能视若无物了，您请便吧~尽管牧水对胡说一途颇有心得，但不想在这里破坏气氛~对于胡女士这样的人我在狗和奴才那一段里说得够清楚了~恕我直言的是，胡女士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显然还有点问题~建议重修语法知识。” 

我是不介意的。对读文章不懂的女孩子们我一贯不介意，甚至对她们的胡说也是抱如此态度。但是工作还得进行啊。子曰：“君子不忧不惧。”说的就是不可随便舍弃啊。 

鉴于此，我宣誓，坚决用正宗儒家思想解剖牧水临风或者别的孔孟儒家徒子徒孙。解剖麻雀的工具很多，用麻雀自己的工具可能更好些--麻雀们容易接受嘛。呵呵，以后我就言必称“孔孟”，语不离“儒家”，好吗？ 

下边我用儒家的东东解释一下《<给我一刀>之“胡来一刀”》，简单一点吧： 

第一刀，用儒家的话来说是：“必也正名乎”。这点重要啊，不然，“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第二刀，用儒家的话来说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否则“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第三刀，用儒家的话来说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呵呵，“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呵呵，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共勉罢。 

 [甲方攻辩第5贴]《给我一刀》之“胡来一刀”  
《给我一刀》之“胡来一刀” 

我相信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辩论赛。说明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仅仅是一场比赛罢了。当然，虽是文字上的比来拼去，也许大家违反了论辩的规则，也许大家是人文关怀之火高举，却最终免不了要进入为自己的思想辩护的怪圈--这哪是一场辩论赛？ 

因此，同一个阵营里的将领们各自进行自己的战役。可以说，统帅溜边了。这当然便宜了我这样的所谓自由辩手。我的“胡来一刀”只能在这样的场合适用，而这场合来了。不意巧中竟还有巧，来了一个《给我一刀》，哎，我不“胡来一刀”也对不起我的那把锈气纷纷锈迹斑斑的破刀了。 

前头讲过，同一阵营里的将领们各自为政，说的是我的敌手们的特长。你看六月打的是“自由的孔孟儒家”的矛盾拳，而牧水临风舞的是“一以贯之的儒家”的通背刀（注意，临风说道：儒家学说在几千年的民族历史发展上已经深深浸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你叫我怎么出刀？好在我的“胡来一刀”并不讲究理路，也就勉强迎战吧。 

第一刀已过。来第二刀。且说一说临风的儒家遗少风范。遗少比不得老祖，不论是胸襟，还是学识，但有一点，较老祖有过之而无不及：护法的痴狂劲头。遗少的言论是宗教式的，他们信仰中的“信”和“仰”的含量的不成比例让人觉得他们的所谓“信”相较于“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临风庶几有之。我不胡说，你看，宣誓的手已高举，激动的心已沸腾--“背弃它的子孙们想撕开她血迹斑斑的胸膛时，请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佩服！有点原教旨主义的意味。但有什么用呢？吓得跑老虎？想必吓得住纸老虎吧。呵呵，至大至刚冲塞于天地间可以驱逐牛鬼蛇神的浩然之气不是这么就养得出来的啊。因此，从儒家精髓的继承上来看，这批为儒家辩护的先生们实在是不够格的。我建议，先生们还是去考察一下孟子在批判他人时是如何养气的吧。我敢保证，绝不似诸位一般。 

顺手甩出第三刀。气不足其实无所谓，但不能来伪气功。来伪气功害的还是自己的反俗之躯呵。譬如，临风痛恨不少人“偏偏对传统文化并无多解”，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啊。你看看临风先生就知道了。我已孟子为参照对临风文章第一段做个简单的比较。孟子为文，气势磅礴，酣畅淋漓，但临风呢，连句话都没写通。各位可以读一下这句话：“我相信有些人厌恶传统儒学对中国人性束缚并愿改变我们曾经灾难深重的祖国和恶俗的中国国民性的拳拳之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却觉得他们堕入了另一方谬途。”不通吧。孟子为文，环环相口，逻辑谨严，但临风呢，在论证儒家文化如何如何的时候，竟扯到“每一个汉字，每一个发音”上去了。但是“每一个汉字，每一个发音”与儒家有多少干系呢？临风先生以满腔热血掩盖之。呵呵，我是敬有余而服不足啊。 

北国之冬，奇寒无比。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质如弱柳的我久已不玩刀了。今日拖出，竟发现刀叶上的锈粉簌簌落下差可拟室外雨雪之状。惭愧！惭愧！ 

说说六月六月的《伟大的孔孟儒家！》  
说说六月六月的《伟大的孔孟儒家！》 

我是一口气读完六月兄的长文《伟大的孔孟儒家！》的。感觉特爽，就象喝了久违的红葡萄酒，醇啊。儒家的东西我懂得很少，但以我的所见，六月对儒家作了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一厢儿正本清源，一厢儿对外联姻，妙哉斯文！当浮一大白。 

然饮少辄醉，我只好在朦胧中为六月总结《伟大的孔孟儒家！》的新异（至少对我来说是新异的，因为我读书少）之处了： 

--“仁”就是自由，“民贵君轻”是是最早的人民和帝王的“契约论”。 

--孔孟的儒家就是自由民主的儒家，儒家即孔孟的儒家。 

--凡是拼命反儒家的时期，都是中国最野蛮最血腥的时期或地区，如秦朝、洪秀全、文革。 

我觉得这三条虽概括未必全面，但也算是《伟大的孔孟儒家！》一文的梁柱了。只是我总觉得这梁柱歪了斜了，实在打不起一个三角架托不起一片儒家学说的天空。下面作一点醉酒中的评说吧。 

从论证上来说，六月的文章是没有毛病的。你看，先把“仁”啊“民贵君轻”啊这些关键词来了个西洋式的妙解，由此推导出“孔孟的儒家就是自由民主的儒家”。再把孔孟的儒家和后世的儒家划出一道三八线，作了一个道统上的全盘清算。如是，则你在点击儒家时似乎就没有反攻清算的余地了。最后，自然是对伪儒家倒打一耙，于是真儒家全面获胜，高奏凯歌班师回朝。呵呵，妙吧。 

但是，六月先生的做法从来就不是真正严密的和有力的。他划分真伪儒家的妙招--一点不错，是筑防线啊--似乎也反映了这心虚的一面。此且不论，说点其他的吧。 

第一，关于“‘仁’就是自由，“民贵君轻”是是最早的人民和帝王的‘契约论’。”六月是怎么论证的呢？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地方啊，但是他几乎没有论证。他用的手法简直令人发笑。介绍一下西方的“自由的经典定义”，附到“仁”之上，难道“仁”就有“自由”的意韵了么？你也弄个之所以是因为给我看看呀。呵呵，真是：我欲仁，斯自由至矣。我们无法这么一下子就从“仁”这个东西里看出有点“自由”的内涵来啊。所以我要说他好象是把法国梧桐的枝桠嫁接在半坡人们的水稻上一样。如果，仁与自由连嫁接都困难的话，我就不感相信余下的事情作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了。“民贵君轻”的“契约论”嫁接也是同样的毛病，并且显得更简约更明显了，因而笑都笑不出来了。我希望六月兄别把寒冬错当六月。 

谁还能为六月先生论证“孔孟的儒家就是自由民主的儒家”呢？期待中。 

第二，六月犯的毛病还真不轻，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继续清理一下他的“真伪儒家说”。六月就认定了“儒家即孔孟的儒家”。这是一还原法的妙手绝招。认祖认到源头上，是绝对没得错的。但是，要否认儒家道统的延续这个历史事实却不似还原这般简单了。当然，搬出些名人学者的片言只语来说法就是必需的了。譬如说海外学者余英时的话“两千三百年之间，孔孟之道一日未尝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应该出台了。但我实在看不出这句话和韩昌黎老夫子的“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有什么区别。原因在何处？因为他们两位先生都是以道统继承人的身份出来说话的。也就是说，孔孟而外，俺得排第三了。历史上的李翱也是有这等气概的人。如此，真不知谁家是继承人了。 

至于谭嗣同曾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些话可并不是全对着伪儒家来的。因为真儒家也是懂得仁之外还得有刑的。连孔老夫子也不怕手头沾血，做司寇才七天就把少正卯的脑袋一刀卸下。统治“乱臣贼子”，真儒家也不手软呢。 
如果不处在老谭老毛“逆时而反”的立场上，这句话我敢说不是这个说法了。说话是有其“当下性”的，换个地方，就算原文引出，未必不走味的。 

再说真伪儒家。为什么真儒家就断了子孙绝了后代呢？还不是它不合时宜！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叫做不“与时俱进”。如果真儒家二世而亡，哪还有值得如此“伟大”的地方？难道以后的儒生都是歪眼看经歪嘴念经？儒家是不可能不跟着时代变化的，但它固有的文化内涵合价值体系这些核心的东西终归是留下来了。不然，又何来范仲淹的让人传诵至今的忧乐观？又何来文天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可都是正统儒家的东东啊。 

六月兄用静止的眼光对儒家进行随心所欲的取舍，制造真伪儒学的神话。我想，除了论争的需要，恐怕没有多大的意义吧。 

第三，“凡是拼命反儒家的时期，都是中国最野蛮最血腥的时期或地区，如秦朝、洪秀全、文革。 ”这句话是值得一嚼的。若是这句话正确的话，发明这句话的人我敢说也算半个思想家吧。这明明是一条中国的“历史金律”嘛。 

是的，秦代焚书坑儒，对儒家是几乎是个灭顶之灾。但秦用法家思想第一次统一了中国，不可不说是个大大的进步。但是，按照孔孟的做法，这只能回复到周代那个诸侯争霸的时代去。也许，六月是从“仁”这个伟大的儒家核心理念来看历史的。行吗？如此，六月兄若不生活在周公之时则肯定喘不过气来。脱离现实，用这个超越时空的概念去剪切历史，这就是六月的方法论。如此方法论下的永恒价值观不是可笑吗？正因如此，难怪马克斯·韦伯要把儒家和新教比较得出儒教下的统治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了。因为儒家的理想时代在周代啊，它是绝对不愿意进一步的。 

说文革时期是反儒家，我则哑然失笑。老毛反的是“走资派”嘛。难道儒家的精华一下子穿越时空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此一笑也。当时的社会还是不是儒家的社会？此二笑也。谁代表了儒家？是梁蔌冥这个“中国最后的儒家”吧。但他在当时又起了什么样的伟大作用呢？此三笑也。真想不到儒家成了右派啊。 

另外，要说一下六月的一个逻辑错误。既然孔孟之后无真正的儒家，那么后代人反对所谓的儒家又有什么不好呢？怎么会引出一句“凡是拼命反儒家的时期，都是中国最野蛮最血腥的时期或地区，如秦朝、洪秀全、文革。”的历史定律来呢？这分明由承认了儒家的道统在孔孟之后还是延续下去了嘛。这个逻辑错误本来在第二点反驳中就早应提出来了的，现在放到后边，只是因为它是由这条历史金律引出来的。 

说到最后，我还是希望六月兄把孔孟儒家思想再次光大，让这两个在历史上只影响了一小片地区一短暂时期（依六月兄的高见，孔孟儒家只是孔孟的儒家，故而如此说）的思想在现代伟大起来。在这个许多人都想“和而不同”的全球化时代，孔孟儒家说不定真的伟大起来了呢。所以我还想看到六月兄从正面论述孔孟儒家如何伟大的文字。 

由于喝了几口薄酒，醉了，就当我是在严重胡说吧。至于六月兄的这篇宏文，当精华不尽，且待我酒醒后再慢慢胡说（我是胡说惯了的）吧。 

[甲方攻辩第2贴]再致六月六月--关于“孔孟儒家”  
再致六月六月--关于“孔孟儒家” 

看了六月六月女士的回复，我的感觉很突兀。说实话，我很失望：六月女士没有对我的文章中的大多疑问做实质性的答复，并且，在答复的文字中，反而又带出了若干可疑之处。 

我且捡其中几处慢慢说来： 

--“只有儒家可以救中国” 

六月的“独尊孔孟，兼容百家”和“中国一日不重新信仰儒家，中国一日没有前途希望”两帖我没有读过，但我还是凭感觉可以判断：上述引号内的三句话应该是一个东西。 

“独尊孔孟，兼容百家”一语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创造。毕竟历史上可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等主张啊。现在来了个“独”与“兼”并存，谁能好好的理解它？就算矛盾真的统一了，谁又能保证杂交之后的儒家有着高贵的纯种血统呢？历史上清理儒家的人有的是，如叶适、康有为，但六月要做什么呢？据我私下里揣测，六月不过是挥孔孟之旗而唱它山之歌罢了。 

当然，如果六月能真正解决“只有儒家可以救中国”这一大论题，又当别论了。但请注意，“只有……可以”句式的排它性是很明显的，是“有且只有”的意思。因此我希望，在一个独特的命题出炉之前，在语言的表达上千万别自相矛盾。试想一想，一个来连表达都存在毛病的命题，它的真与伪不是昭然若揭么？ 

--“儒家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回答我的“为什么真儒家就断了子孙绝了后代呢？”的时候，六月说道：“儒家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且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来比附儒家。我认为这完全没有可比性。如果可比的话，也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罢了。原因有二：一，儒家有过复兴么？也许要拿出东南亚国家的那点成就来说话了。儒家文化其实对他们的影响在经济等领域并不大，而且至今也没有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过来。学术界早已反省了，靠经济上的一时勃兴而脸面受光的儒家思想反过来遭了骂名。二，西方文艺复兴所借用的古希腊文化和孔孟儒家思想是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倾心于“内求诸己”的儒家能达到文艺复兴的水平吗？在内心的自修中真的就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么？ 

--“凡是真心反孔子，辱骂孔子的，无不是道德败坏之人” 

六月的这观点的全文表达是这样的：“拥护敬仰孔子的不见得真是好人，而凡是真心反孔子，辱骂孔子的，无不是道德败坏之人。”对前一句我由衷佩服，因为它说出了中国两千年的一个真理，也说出了两千年来孔子的遭遇--孔孟学说骨子里的虚伪之处总为人所利用了。至于后一句，反孔的人多矣，六月为什么不把鲁迅、吴虞易白沙等人放进去呢？ 

既然六月把“四人帮”也放到“真心”反孔的人里去了，我就的多说几句话了。真是这样的吗？“批林批孔”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批林”和“批孔”摆到同一个桌面上来了？林和孔有如此相似之处么？林和四人帮倒真有相似之处呢。既然如此，自己扇自己耳光干啥？呵呵，政治和学术就是混得这么亲密哦。 

--“当前社会依旧是反儒家的社会” 

六月对思想界的一个判断是：当前社会依旧是反儒家的社会，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反儒家的社会中。 

我真不知这个判断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但我还是要揣测一下。这应该得从六月对儒家的内涵的制定上来考察。六月认为，孔孟儒家是自由的儒家。因而社会的不自由状态都可以归之于反儒家，所以“反自由”就叫做反儒家。 

在此，我再一次强调，希望六月解决一下孔孟儒家何以自由如何自由这个问题。因为任何一种古代的思想，不是戴个“自由”的帽子它就可以自由了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下面的争论会失去意义。 

“当前社会依旧是反儒家的社会”的论断应该在怎样的语境中才是适用的呢？期待六月的高见。 

因为六月女士留下的“我将以事实来证明”在关键处较多，我也无法将论辩推向深处。但根据两天来的情况，我似乎觉得六月女士对“自由的孔孟儒家”阐发不透，逻辑混乱，论证不明，所以我期望“以事实来证明”的同时，不要再让我们一头雾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