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游湘子
-- 发布时间：2002-12-31 18:28:00
-- [转帖]湖南与江西------来自历史深处的关切
江西与湖南具有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不但两省的人口有割不断的亲情血缘，彼此一直来往，而且山水相连，地理条件也惊人地相似：北方都濒临长江，且有一个大淡水湖，即鄱阳湖、洞庭湖，东南西三面都是崇山峻岭环绕，且共有罗霄山脉及南岭的一部分。然而，两省的社会发展轨迹却迥然有别。历史上的江西辉煌一时，海内称雄，而湖南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发展迟缓；近代以后双方角色发生急剧转换，湖南如美少年般迅速崛起，铁肩担当，享誉天下，而江西则龙钟老态，自艾自怨，鲜有作为。据我所知，这一情况曾引起不少大家如梁启超、熊德基、谭其骧等先生的注意，遗憾的是他们都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对此问题抉幽烛明，考镜源流。历史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入现代后，湖南、江西，同为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里最早举着火把与红缨枪从煤窑、茅屋里冲出来的兄弟。入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余年，两省除了各自背负着苍茫的历史巨影而显得有些举步维艰，又面临中部地区急欲发展的共同尴尬。现在———当我们决意打破这不东不西的尴尬，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结束中部一度弃妇式的哀怨，去唱出洞庭风潮的激越、鄱湖烟云的雄阔时，毋庸置疑，相邻的两省恰似对峙的两山，彼此间都在天光下不动声色地较着劲，暗影中彼此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但我以为，读者们在本期的访谈里亦可看出———与此萦绕不散的，彼此间肯定还有一份来自历史深处，或者说是遥远血缘的关切…… 朱翔（湖南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湖南省2001年的人口是6562万多，人口总数在全国排第7位，人口密度在全国比较高，平均每平方公里310人。GDP产值是3987亿元，大概排在第12位，本来排在第11位，后来福建追上来了。湖南的人均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是人均800美元左右，湖南是人均600美元左右，大概低了五分之一，排在全国第17位。湖南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16位，人均寿命排在第19位，总的来讲湖南比中等发达省份要差一些，总体实力却还可以，主要是因为人口多。湖南的行政区划共有72个县，29个县级市，14个地（州）市，5个经济区，现在14个地（州）市全部改成了地级市。湖南在历史上开发得比较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湖南只有三四十万人口，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大迁移以后，才陆续得到开发，人口也逐渐多起来。三国时期湖南出过几个人物，比如黄忠在这里驻守过长沙郡，孙权在岳阳（巴陵）当过官，还有那个挨打的黄盖是湖南人，三国后期的蒋琬也是湖南人。屈原是湖北人，但死在湖南。湖南在历史上大批出人才的时期是在近现代，晚清以后形成了湖湘文化，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陶澍。湖南出的经济人才不多，近百年没有出过一个大资本家，主要是出军事人才、政治人才，像10大元帅中有3个是湖南籍，10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57位上将中有19位是湖南籍。湖南出人才有几个高峰期，一是湖湘文化繁荣的时候，湖湘文化重儒轻商，多出文史哲人才，像王船山、魏源、陶澍，商人没有地位。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像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这批人。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出了很多革命家。湖南的人杰主要集中出三乡，即：湘乡、湘潭乡、宁乡。湘潭毛泽东一家就有七、八个，湘乡出了陈赓、曾国藩等人，宁乡出了刘少奇等人。湘东的山区也出人才，像李立三是醴陵的，谭震林是攸县的，王震、张震、杨勇、彭云都是浏阳的。湖南还出英雄人物，像雷锋是望城的，罗盛教是新化的，向警予是溆浦的。湖南可能是中国近百年出革命家、军事家人数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四川，湖北和江西可能还要排后一点。
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 江政华（湖南省委讲师团教学辅导处处长，副教授，硕士）：先秦时的楚国还比较强大，当然主要是长沙一带，其他地区还很落后，特别是湘西、湘南，历来被人们称为“蛮荒之地”，有“瘴疠之气”，是“武陵蛮”及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最近这些年湖南连续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简，先是长沙出土的三国时的，后来是龙山出土的战国时的，内容都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交通等多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此外，还有上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大发现，这一切可说明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几个条件不具备，那要发展就非常困难，甚至无从谈起。近代以前的湖南，情况就是这样，从“天时”上看，虽然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却游离在这个中心之外，其中心主要在江浙，首都就在临安（今杭州），以及与其毗邻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区。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那时在朝廷的心目中，湖南没有什么地位。从“地利”上看，湖南在古代没有一点区位优势。当时由北向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经皖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这样就更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从“人和”上看，一是古代湖南人才稀少，所谓“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3名，属于湖南的只有57名，仅占其中0．98％；又如明代科举人物，湖南人中进士427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
1．9％，状元1名，在全部89名状元中，仅占1．1％。二是湖南人口稀少，特别是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次改朝换代过程中发生的大战乱，更是导致人丁稀少，田地荒芜，这是历史上湖南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我认为主要得益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移民因素。由于湖南开发较晚，从五代开始就有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陆续迁入湖南，宋元两代已成风气。三剿湖南之后一方土地总不能一直荒芜下去，官方的力量起作用了，明洪武时移民湖南达到高潮，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清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也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此后到湖南的移民潮逐渐趋于平缓。据统计分析，历史上迁入湖南的移民来自全国16个省市，其中来自江西的占64．5％，以江西人最多。如韶山地区主要的姓氏毛、罗、李、周、彭、庞、刘、苏等，都来自江西，邓中夏、胡耀邦等祖先也皆为江西人，这一切有史为证。我们桃源江家的祖先也是从江西移来，到我父亲这一代，还经常唱山歌：“我们从江西搬过来，传了十八代……”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来自江西什么县，族谱上只写了来自“江西大叶（音）树土地”，可能是一个旁边有棵大树的土地庙。为什么不准写从江西何县何村来呢？当时是强迫移民，江西人不愿来，怕你们去寻根，不安心呆下去。当时湖北、江西等省的开发比湖南早，来自于这些地区的移民素质比湖南土著人高，我们老家的房屋与当地土著的风格就不一样，有山墙，讲风水。前些年报道的湖南岳阳山区的张谷英村，也是明代江西一个姓张的风水先生建的，整个村呈八卦图形，很有意思。当地土著人一直发展缓慢，我们老家附近有个姓朱的土著村子，一两百年过去，还是二三十户，一百多人，而我们在桃源的江姓已经发展成三个大村落，有一两千人，大家彼此间时有走动。移民有较开阔的眼界和见识，有适应新环境的一技之长和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因此，大量移民迁入湖南不仅更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质，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别是洞庭湖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省会长沙很快成为全国四大米市（另3个是无锡、芜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时呈现出一派“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的繁荣景象，常德、岳阳、衡阳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
第二，区位与交通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只开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一个名为十三行的机构主持外贸事务，于是广州成为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鸦片等商品进入中国的惟一窗口。湖南南连广东，经济贸易来往密切，这一重要的区位优势很快使湖南成为继江西之后第二个中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地。历史已经证明，交通通讯在一个地区的开发开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浅。1897年成立鄂湘轮船局，首开小火轮定期航行于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岳阳以及湖北的沙市、汉口等城市之间，沟通了湘江、沅江流域与长江水系的联系，并开通了长沙至汉口的电报业务。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使长沙、湘潭这两个当时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间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陆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长2298公里的京广铁路的开通，使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不仅带来了交通枢纽株洲的兴起，而且像串糖葫芦一样，给湖南带来了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的繁荣。与此相反，江西则逐渐丧失了这种区位优势。
第三，文化因素。随着湖南的开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湖南正好处于这条路线的折冲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直接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引起湖南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从此，有识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汇与大融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终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并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至深至巨。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的目光从封闭狭小的天地引向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全面、完整地表达了洋务派观点的思想，并与左宗棠一起，兴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立译书局，兴办新式学校，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再如，戊戍维新的主将谭嗣同极力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改革中国的各种制度，失败后他又慷慨就义，为中国改革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四，人才因素。如果说“唯楚有材”并不符合古代湖南的历史实际，那么，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群雄并起的局面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导组建同盟会，参加筹备会的成员共79人，其中湖南有20人，占四分之一强；同盟会最初两年有会员976人，其中湖南有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人黄兴和蒋翊武，之后湖南又是“首义之省”。再如，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的数量之多，进出国门之频，均为各省之冠。根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共2395人，其中湖南有373人，接近六分之一；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600人，其中湖南省有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又再如，“五四”运动以后，湖南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涌现了像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家；北伐战争时期，广东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湖南则既是广东的大后方，又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在330名黄埔名将中，湖南有81人，占24．5％。在1955年授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68人，占26．8％。仅平江一县，在国共两党少将以上军官中就有一千多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上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 朱翔：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基本条件对湖南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株洲车辆厂、湘潭钢铁厂、柘溪、岳阳、邵阳等电厂和涟邵煤矿、涟源钢铁厂、全省最大也最著名的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区，长沙和常德卷烟厂等等可以说，湖南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从1966年到1976年，是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与全国一样，湖南经济也受到极大破坏。但在这个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国民经济在部分年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湘西北几个地、市利用国家大量投资进行“三线”建设的机会，争得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 如枝（江）柳（州）铁路的开通等，为湘西北这一广袤的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还过得去，比周边一些省区发展的势头要快，特别是农业情况更好一些。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农业现在在全国还算可以，农产品主要有水稻、生猪、柑桔、芦苇、苎麻、茶叶。生猪在全国排第二位，第一位是四川。湖南的生猪主要是宁乡猪，比较肥，瘦肉率不高，主要还是饲料的原因。水稻的产量在全国大概也是第二位，产量一直很高，天生不足的是质量不高，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过高，湖南的有钱人宁愿吃东北大米和泰国大米，也不吃本地大米，所以现在大量种杂交稻。种水稻、养生猪没有什么钱赚，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利润很低，工农业的剪刀差很突出。湖南作为一个大省，完全依靠农业支撑是不行的，人民富不起来，这个省也强不起来。上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而人家四川搞农产品深加工就搞得很好。搞好农业，充其量不过是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罢了，那只是古人的一种低层次的生活追求，如果要真正的强省富民，提高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文明档次，关键还是要搞现代工业与高科技产业，靠“农业强省”的道路肯定行不通。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江政华：据我看来，湖南还经常成为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互相碰撞、比拼的主战场。当然，中部及西部不少省区保守文化也比较突出，但湖南一直表现得很典型，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在湖南都有相当势力，你争我斗，一直较量，此伏彼起，搞了很多回合。如历史上的叶德辉、张敬尧、许克祥等就是保守文化的代表。毛泽东等人代表了当时的革新力量，领导了“驱张运动”，结果胜利了。以后，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许克祥在长沙立刻发动“马日事变”，保守势力又占了上风。又如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中的联产承包，湖南又比全国晚了好几年。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表现在宁左勿右，相信本本、教条，崇尚权力，轻视经济，或者从政治层面去思考经济问题，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说一个过去的笑话吧，上世纪80年代末物价腾涨时，湖南市场还是比较稳定，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广东有个代表团来湖南采购粮食，省里作了个决定，对该代表团要热情接待，让他们吃好玩好，但粮食一粒也不卖给广东，理由是“自己手中有粮，心中就不慌”。后来湖南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了，派了个代表团去广东推销，广东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吃好玩好，但一粒粮食也不要。两省关系闹得有些僵，至今广东在湖南没什么投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这看来是中部地区开启现代化之途的共同课题。记得是1993、1994年吧，《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长江中游涛声依旧”，说的主要就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在新一轮改革中没有什么动作。我看了心里很不好受，虽然几个省彼此彼此，但毕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发展才好。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王茂林同志是1993年来湖南的，他有新观念，新思路，给湖南带来了一些新变化。过去湖南是“不给不要，不请不到”，意思是过去湖南总是坐等中央颁发的政策、路线或者下拨的财物。王书记来后，要有关部门经常去中央各部委对口跑，要项目，要资金，要帮助。这一届省委提拔了不少四十来岁的新干部，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既有好的理念，又有敢担当的魄力。在经济工作中大抓了
基础建设，尤其是交通。1995年昌九高速、京九铁路一搞，江西抢了先手，争了风光，不少湖南人觉得湖南有危机了，那时湖南还没动哩，都是旧式公路。可时过境迁，现在湖南不但有107国道，而且从南到北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质量标准都比较高、用进口柏油，沿途绿化，两小时之内就能从长沙到常德。此外，北京到珠海的高速公路快完工，洛阳到湛江的铁路已经开工，它从湘中穿过。重庆到长沙的铁路、长沙到张家界的高速公路、衡阳到昆明的铁路，以及重庆到上海的铁路等，都正在建设之中。车轮如风的三湘大地，正在成为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通道。现在的省委书记是杨正午，省长张云川是从江西来的。张云川先是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其政绩主要在旧城区改造，城市面貌为之一新。如火车站前的五一路拓宽，搞绿化带；又如老城的黄兴南路步行街的建设，这里居民密集，老牌字号名店林立，房屋产权复杂，关系也多，但长沙市决心大，力度也大，眼界高，标准也高，建设好后就是比起上海、大连等发达城市也毫不逊色。环城高速公路现在已通车两环，将要搞三环、四环，这是张云川当长沙市委书记时就下决心搞的。长沙、湘潭、株洲间的高速公路已成体系，这三个城市彼此相距40～50公里，以后电话可直拨。湖南现在把长株潭作为一个城市来规划，长沙市区非农业户口146万，湘潭是52万，株洲是54万，全部加起来是250万人口。到2020年，准备把人口规模达到500万，占地面积为长90公里、宽50公里。等到快速新干线开通以后，北边通岳阳，南边通衡阳，形成一个城市带，叫做湘江中下游工业长廊。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湖南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产权改制力度很大，基本都改成股份制，或私人承包。如常德市只剩下常德卷烟厂，它是大户，有七十多亿销售额，三十多亿利税，这国家是要抓住的，其他企业国家都放手了。长沙的阿波罗大超市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是股份制，也已经改制。长沙因为国企更多，加上是省会城市，怕震动太大，只能分阶段进行，但原则只有一个，国企搞不好，就遣散、破产，由人家兼并、承包等。民营企业也要务求做强做大，湖南民营企业有名的是远大公司，是兄弟俩创办的，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商业、服装、食品之类，搞制造业、高科技的还很少，主要有创智软件等。湖南以后将在计算机产业化、市场化方面加大动作，力争有个较大的发展。总起来说，湖南这些年比过去更重视经济工作，但比广东、上海、江浙还是要差，可能搞政治、理论、文化方面的建设要强一点，或者更在行。历史上湖南人重文尚武，书读得好，猪养得好，兵当得好，但经商经得不大好。湖南人过去搞政治、现在玩文化确实有一套，如电视文化就成了湖南的一个品牌：“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投巨资参拍《还珠格格》《雍正王朝》，又举办“金鹰电视节”，还在岳麓书院请黄永玉、余光中、余秋雨等名家开讲，在全国搞得影响很大。但文化活动该如何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这值得认真研究。在湖南，也在全国，社会各界对《雍正王朝》的看法就迥然有别。金鹰电视节影响是大，但赔钱不止，每年要赔进几千万，而且买断了10年。今年本来搞不下去，据说省里下令卷烟厂资助，长沙、常德两烟厂共拿出几千万元…… 在长沙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当了20年省政协委员、又两届政协常委的李元洛先生，告之了我对这部主要作者是湖南人、也是湖南出资拍的《雍正王朝》的看法。
胡平：在长沙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当了20年省政协委员、又两届政协常委的李元洛先生，告之了我对这部主要作者是湖南人、也是湖南出资拍的《雍正王朝》的看法。他以为，雍正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对海洋实行封锁，当时沿海的工商业已经比较发达，但他下令“不许片木下海”，把很多厂矿封掉或内迁50里。（此说有些不确，下令“不许片木下海”的是康熙，但禁海如禁火的国策，由康熙起，经雍正、乾隆，一直到咸丰、光绪，都是照此办理的。）二是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对任何不同的意见进行残酷打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狱”。中国的封建制度在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繁荣的最高峰，明朝之后中国被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统治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满清所代表的仍然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会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惟我独尊，压制民主，扼杀明朝中叶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将满清200多年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这段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完成文艺复兴，现代化的工业革命精血饱满地上路，并带动起无数灿若星河的发明创造。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涌现了很多思想家、科学家，像牛顿、达尔文、卢梭、伏尔泰。黑格尔的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在掀起一场心智风暴，而纽约、伦敦的股票交易市场里人头攒动，空气里满是海鳗般活跃的资本在作无形的游弋……两相一对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满清时代已经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所谓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以及总有人渲染不休的“康乾盛世”，总体上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负作用，更与世界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李先生颇有些气愤地说：“《雍正王朝》之后，荧屏上到处是清宫戏、帝王戏泛滥，群起而竟相仿效，这真不是湖南人的什么功德，相反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湖南人的落后和保守的思想动态。”
朱翔：中部这几个省要发展经济，首先一定要把工业化搞上去。现在说工业化，很多人可能认为已经落后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总是说要“退二进三”，现在许多人已经明白，没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搞不起来的。湖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想清楚了，现在不但要“进三”，还要“进二”。我认为比较合适的产业结构应该是第一产业占10％，第二产业占40％～50％，第三产业占50％。也就是说“五四一”的结构才比较合理。湖南和江西现在可能都是“三三制”，一、二、三产业各占30％，这个结构还需要调整，但各个省千万不能搞“一刀切”。全国城市化的水平是35％～36％，湖南现在是29％，江西可能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因为江西的城市少。我们国家将来肯定是要让大量的农民进城，即使每年放100万人进城，20年才放2千万人进城，这个数字不多。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50％～60％也不多，西方国家已达到90％多。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城市化水平要达到75％。现在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将来农民大量进城后，不能搞虚假城市化。进城的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进入中心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进入中小城市，三分之一的人进入小城镇。但小城镇千万不能遍地开花，如果到处搞小城镇那是错误的。我认为小城镇如果没有8千人左右就不会有什么效应，重点城镇如果没有3万人左右同样不会有什么效应，一个城市达不到30万人口，也不会有规模效应。但现在的发展千万不能搞大推进，大推进只会把环境破坏掉。事实上也不可能整体推进，因为有的地方还相当落后，彼此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能搞增长极的发展，然后进一步带动全省的发展。江西可能还要注意一个问
题，就是如何与广东连结起来。江西南部的口子一定要全部打开，现在虽然有京九线，但我感觉江西的南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运力没有上去。湖南南部的口子是全部放开了，从运力就可以看出来，107国道一天到晚忙得要命，晚上全部是大货车来来往往拉货，江西的国道却没有这么忙。湖南、江西到底是应该往东靠？还是往南靠？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是要以上海为龙头形成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区，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100个湖南人到广东去创业，有85个可以站得往脚，能够在当地打工赚到工资混碗饭吃，其他15个人混不下去回了湖南。100个湖南人到上海去创业，却只能有15个人能站得住脚，大多数人在那里呆不下去。两者一对比，说明湖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是吻合的，与上海文化是有冲突的。1990年湖南曾搞过“两东两海”战略，即与浦东、广东和上海、海南做生意，但与上海的合作很久没有什么动静。后来浦东开发搞得热火朝天，湖南人也进不去。开发珠江三角洲，湖南人倒是打进去不少。江西的情况估计不同，江西现在是和浙江靠在一起，走得比较亲密。上饶、景德镇肯定是往浙江那边靠，赣南是往广东靠。所以研究中部的经济一定要研究文化，因为很多经济决策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我认为，江西北边要依托长江经济协作区，南部要紧靠华南轻工业基地，这一南一北有很大的经济结构差，江西要利用好这些有利因素。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存在很大的梯度差，东部发达，西部落后，湖南、江西两省正好处在这个十字路口，这种情况有点像欧洲的瑞士，处于南欧、北欧之间，东欧、西欧之中，自己也不靠海，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它们旅游资源丰富，钟表制造业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很高。所以我们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把国内外的例子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出答案。我们还是要立足于本省的资源优势，北靠南连，承东启西，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本期主持人助理谢斌） (江南都市报)
--------------------------------------------------------------------------------
发贴时间： 2002-12-25 9:56:00
以上文字转自“经济湖南论坛”——随便来个小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