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则》曰：“十年，出就外传，学书计。”《大戴礼记》则曰：“八岁出就外传。”《白虎通义》也说：“八岁学书计。”《尚书大传》中说：“二十入大学。”孔子所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按此和下文看起来，孔子这个学不是关于知识的学习，这个学就是学道，也就是说他十五岁就“志于道”，以求得到他所理想的道德品质“仁”，可见孔子从少年起就勤于思考。 
　　“三十而立”，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学习，孔子找到一条道路就是学“礼”达到“仁”。这时的他是学礼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他，达到什么程度，冯友兰先生说大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的程度（原文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 
　　这样就要求礼来约束人的行为，用礼来判断，因为这个时候的孔子并没有成为“圣人”，和其他人一样，需要用礼来约束自己。他一直为实践“仁”而奋斗，也就是说到这一阶段，不至于违反他所改造过的“礼”，不至于有所违背道德伦理，能站立的住。 
　　杨树达在《论语疏证》中按：“孔子四十不惑，尽知者之能事也。孟子四十不动心，尽勇者之能事也。孔孟才性不同，故成德之功也异矣。”孔子到了四十就不疑惑了，《中庸》说：“思修者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知人”就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有所理解，有所体会。这就可以对自己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就可以不惑。 
　　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说的“命”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是命运，实质上孔子将它认为是一种有的力量，称之为天命。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使在处理事务中作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孔子由不惑到知天命是他认识事物的一个进步。知天命并不是谁想知就可以知的，因为一要认清自己控制的范围，二是要一心一意，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知天命要在不断总结过去，反思中渐进，并不是任何人到五十之后就可以知的，这是有条件的，一要知天，二要知人的前程。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孔子章节中讲，这个“耳”字，据近人研究，就是“而已”。这个“顺”，是顺什么，就是顺天命。孔子是讲天命的，对于这个天命，孔子主张“顺”，而不是“逆”。据上下文看来，冯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于是我从其说。孔子在当时条件下，一方面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另一方面，无可奈何于其中的变化法则，以至是他采取这种夹杂主观能动性少的“顺命”态度，也可以说他这个时候，掌握一定规律，分析问题的方法更加先进。 
这个“矩”就是礼的“矩”，天命之“矩”。到七十之后，孔子自己认为，可以随心所欲而自然不超过规矩，在这个时候，他依然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他经过不惑，知天命，顺天命，他的精神升华了。他的一举一动皆出于自然，毫无矫柔造作，这是的他已经完整的成为“仁人”了，也就是不用礼来约束，而是发自本心的一种境界，他的一举一动都值得后人效法，是一标准，也就是“圣人”境界。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这则语录，可以说是总结了他个人修养的过程或是说成圣人的过程。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四十而不惑”是成圣成贤的准备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成圣的深化过程。从另一方面讲，孔子讲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距，就有礼和仁在内。七十以前不断的修行，要以礼克己而达到仁；七十以后，修行达到一定境界，从本心出发所有的言行，都符合仁，这是对礼的一种超越。这表明在人开始学习道理时，尚要以礼来约束，但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人就不必以礼而来，因为他达到仁的境界，他的行为便是礼，因为此时的他以是一圣人矣。 

　　这个帖子是去年写的，现在来看，有两点要修正：一是孔子十五岁时，并没有认清，他“志于学”的就是要学“仁”道，只是个模糊的概念，只知道从上古的文献中去找怎样做人，怎样去学习“道”；二是，我旧帖中对三十和四十之间分不清，我进一步考虑，应该是三十知礼，但还有疑惑，到四十左右在学习礼和实践礼上做到不疑惑了，但他认识到礼还有内在的东西存在，这就是他直到七十才完全认识的“仁”。回到《别裁》，南先生说了很重要的话，就是：“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是这个道理。 
　　但是南先生把它归结到“人情世故”上了，我不同意。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在孔子的认识中他的人生理性的追求就是达到“仁”，他的政治目标就是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我也看了一下，董子竹先生的《论语正裁》，他用《大学》中的“知止而后在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讲这一章，结合他在本书中“一以贯之”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知天命’，即是‘止于至善’。‘知止’后的定、静、安，正好是‘六十而耳顺’的‘顺’。‘能虑’正好是‘随心所欲’的‘欲’，‘虑而后能得’正好是‘不逾距’。”这样董先生就把道理给颠倒了。这四句话是说，明白“至善”的道理，就能决定日后所追求的目标，确立自己的志向，知道这个，就不会妄动，对一些坏的行为、习惯有所收敛。这样旧能静下来思索，追求真理，就能达到“至善”。董先生这样说是断章取义，不明究理。 
　　怎样达到这种程度？孔子说他不是生来就知道的，而是爱好古代，努力探求得来的。（《述而》）因为他认为，人宏扬真理，不是真理宏扬人。（《卫灵公》）孔子要求他的学生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实际就是他自己学道的经验。这样才能在学习和生活中，有了方向，总的方向就是“道”。有了方向，去追求，就有所得，守住这些所得的东西，就是“德”，以此向前推进，追求“道”，便是“仁”，也就是达到完全的人格目标。除此之外还要再家上一些文艺活动来辅助，所以“游于艺”，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也是这个意思。如果照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孔子认为就可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了。 
　　这里说的“志于道”的“道”，南先生解释的好，这个“道”既指“人道”也指“天道”。我认为这个“道”重在讲“人道”，因为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这说明孔子因为这类问题太过于抽象，一则自己也弄不清楚，二来是因为孔子认为他的学生，还没有达到一定高的境界，是很难理解的。说到这还有两章十分重要。 
　　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均见《述而》）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人和患得患失，提心掉胆的人自然不同。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有这一条。这两章，突出一个“乐”字来。这个“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恰是在“知天命”之时，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孔子孔子找到了他人格理性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是他给我们的“仁”的精神。这样孔子在追求真理，学习知识中讲求一个“乐”字，于是周敦颐就让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 
　　这一章我历来认为很重要，本来计划不是写这个内容，但如果真的归结到“人情世故”上，破是对初学者的一种误导，对儒家思想的研究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