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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反思的冯友兰先生（三）  (http://202.103.69.41/bbs/showthread.asp?boardid=3&rootid=&id=25776)

--  作者：任守愈
--  发布时间：2002-12-27 20:18:00

--  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反思的冯友兰先生（三）
冯友兰先生在1972年，给王浩的诗这样写道：“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解放后的冯先生和其他的老知识分子一样，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重组，我认为有这样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四九年的解放，百余年的屈辱史结束了，真正实现了民族的解放；二是建国初期的各项事业取得很大的进步，是这些老学者大师们耳闻目睹的；三是共产党的礼贤下士。这三点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另外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对于这一点我有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产生、发展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这个阶段还是在探索，因为她毕竟没有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或是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加上某些人的别有用心与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复辟颠覆，所以有了这样的不正常的情况，这个到现在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冯先生的思想也发生一些变化，解放后的冯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写一部哲学史，这一时期，冯先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上。 
　　蔡仲德先生将冯先生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对于这个“失落自我”牟钟鉴先生提出了异议，说因该是“变化自我”，我认为牟先生分析的很正确。上面说道冯先生是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自我更新的过程，是冯先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虽然在解放之后，因为不正常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长期，对冯先生有不正确的认识和批判，失落是有，但是是变化地，这个变化还是体现在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上。从事实上讲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开始的写作带有很浓的唯物唯心两路线的烙印，这就是个明证。晚年的回归是“海阔天高任我飞”的回归，是对自己一生思想的反思，这才是冯先生的回归，这与蔡先生的“回归”和方克立先生的“回归”是不同的。以下我谈谈晚年的冯先生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 
　　晚年的冯先生不同意将哲学讲成是初级的科学，也不同意将哲学说成是太上科学的说法，而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上午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哲学是人的精神的反思，那么哲学家就应该是对人精神的系统的反思。所以冯先生认为哲学家应该身体力行，不是从字面上来解释哲学。他引用毫年金岳霖先生的“哲学是概念的游戏”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句话里，有深刻的东西存在，就是哲学家应该身体力行，从实践中来，和哲学教授是不一样的，身体力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冯先生没有放弃他的境界说，他认为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说，还是内圣外王之道，通过自己内心的修养而达到与社会协调，与天同齐。有这样一段：“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有‘自同于大全’这种最高精神境界的人，可以有一种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所谓‘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呢？孟子有段话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尽焉。’（《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是‘自用于大全’的人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也是‘大其心’的成就。‘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说，如果一个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他会得到最大的快乐。‘强恕而行，求仁莫尽焉’是说，这种境界叫做‘仁’，行‘仁’的下手处，就是‘忠恕之道’。”（《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总结”）这里说的是怎样成“仁”，实际上成“仁”的人就是他达到天地境界的人，将境界说融入他的哲学史和哲学体系是冯先生的特色。我在前一篇中说境界说时，只提到“内圣外王”中的“内圣”，而没有提到“外王”，实际上在“新理学体系”中《新事论》讲的就是“外王”，我将它补在这里。 
　　冯先生对张载《正蒙太和》中的这句话进行反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中关于对立在先的说法应该是“仇必仇而解”，他反对这种认识，认为是’和‘在先，这个统一在先是从逻辑上说的，而不是从时间上说的。实际上矛盾中的对立统一，我认为如同，太极中的阴阳，是哪个在先或是哪个占的多，这些是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个中是阴气多，显阴性。那个是阳气多，显阳性。矛盾中的对立统一也应是这样的。 
　　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冯先生从“理在事先”转变到“理在事中”了。冯先生《三松堂自序》中说：‘关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正确地回答是‘理是事中’，这就是说，共相寓于殊相之中。“所以冯先生在观察事物时是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经济为基础的方法来分析，而且努力阐明经济发展变化和文化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的运用。 
　　冯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我想说这样几点：1、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但是他并不是固守儒家思想，而是将佛道两家也重视起来，发掘它们优秀的一面；2、冯先生注重内圣外王之道，注意自己的身体力行，将境界说融入实践之中，注重人生哲学；3、冯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是是互动的，但又是区别的，中国哲学的创建离不开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体会；4、在中西哲学的互通中，并不是用西方哲学来找中国哲学的缺陷或证明西方哲学中的东西中国哲学早有了，而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缺陷有西方哲学的优秀成分来补充，这样的态度对我们来讲很有警示作用；5、就是冯先生作为哲学家是与时俱进的，他是终身在反思的，也就是在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变化的，虽然对冯先生在文革时，大家不免有微词，为什么现在说这些的人少了，我看就是认识到这个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了。 
　　我大致的说了这些，实际上还有不少，希望大家好好看看冯先生的书，当然这里的“大家”中也有我，我们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认识，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