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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反思的冯友兰先生(一)  (http://202.103.69.41/bbs/showthread.asp?boardid=3&rootid=&id=25772)


--  作者:任守愈
--  发布时间:2002-12-27 20:15:00

--  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反思的冯友兰先生(一)
冯友兰先生一直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反思。1982年,冯先生在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的《答词》中这样说:“我经常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在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纵观冯先生的一生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的。今天我写这个帖子,就是想回顾一下冯先生的历程,以及他给我们的启示。 
  冯先生是由逻辑而引发他的哲学兴趣的,到北大后的冯先生始知除了八股策论,试帖之外还有学问存在。在这里的学习对冯先生以前所学的古籍知识是一个翻新和巩固,不能因为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了个“但是对于真正的学问还没有入门,也不知道在哪里?”(第199页)忽视他的这一段经历,因为他毕竟摸到了一些门路。冯先生通过三年的北大学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带着中国的实际问题,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这个带着“中国的实际”就是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浅意识的反思。 
  “‘五四’时期,国内公众最关心,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问题,是东西文化问题。那时候,胡适、陈独秀提倡接纳西方文化,梁漱溟拥护东方文化。我意识到,生活在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中的人所要寻求的,是如何理解这种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为此目的,只有亲自实地去看一看。”(《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这两个“如何”就是冯先生在当时对中国实际学术思想的反思。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正是变革时期,学派林立。从近现史的角度来看,就是患难中的中国人寻求解放的初期,对待中国哲学是存在还是舍弃这个问题,是当时思想界的一次冲突。对于中国哲学是存是弃,冯先生远渡重洋,是不是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反思,这段话很有力。“我先用地域观念解释这一差别;后来认为这是历史时代??古代、近代的差别;最后用社会发展来解释,就是说,这一差别起因于社会类型的不同。于是我否定了当时的主流见解,提出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冯先生得出不同于当时哲学界的见解,就是他对中国哲学的反思。冯先生不迷信当时的权威,自己考虑问题,他提出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不同是因为社会类型的不同,超出同代人不少,东西文化的差别是因为社会形态造成的,因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小农经济的存在到后期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所以中国落后了。冯先生没有分析到经济上,他这个时候对中国哲学的反思是有限的,他的愿望到这个时候还是要回国向中国人讲西方哲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路改变了,就是回国后执教“中国哲学史”课程。 
  继胡适先生之后,冯先生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无论陈寅恪先生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实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冯先生写的旧《中国哲学史》是一个现代人用现代方法写的一部书,它与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不同是,不但认为中国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有它内在的体系。冯先生不是简单的对待古人,而是力图把古人的体系按古人的思路,用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说的“同情的理解”。这样做的一个好出就是能真正弄清楚中国哲学的真正内涵,知道古代哲学到底有些什么,应该继承的是什么,舍弃是什么。从哲学史研究来说,真正弄清楚以往的哲学家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的说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任务是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前后相继的有机发展过程去进行探索,去寻求其发展的规律与特征。 
  实际上冯先生用西方的哲学研究方法,就是新实在论的观点来审视中国哲学,虽然他没有弄清楚整个中国哲学的脉络,比起《中国哲学史新编》来是很有距离的,但是他对他熟悉的哲学家的阐述是很透彻、很明白的,在这些段落里,体现了冯先生的本领就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的阐述出来,明白透彻,如宋明理学一段。这里冯先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努力就是他从哲学史中走出来,不愿意只做一名哲学史家,他的目标是做一位哲学家。 
  这里还值得一说的是,冯先生在1935年从苏联回来写的《秦汉历史哲学》。冯先生从苏联回来,认为苏联既不是苏联政府所宣传的“人间天堂”,也不是西方人所宣传的“人间地狱”,他认为当时的苏联社会就是儒家说的“尚贤”社会。在这里他接受了一部分唯物史观,有历史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了汉代的“三统五德说”。他提出历史是变的,但其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存在,就是所谓的“基道德”;历史没有错,它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历史中所表现的制度、是一套一套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等级制度。在文章的最后冯先生说:“以上所讲的并不是要恢复五德三统等说,不过汉人的历史哲学中有上述六点意思,这些意思现在还可以用。我们用一种历史哲学的时候,也不过只师其意,不能把它拿来机械地用。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应当注意的。” 
  然而这只是冯先生的一个初步的探索,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最明显的探索有两处,其中一个就是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