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夏辰(本报记者)胡纠纠

　　○我无权因为譬如《李白与杜甫》的印象，就对大气磅礴的早期郭沫若讥讽……

 
　　——张承志《文责初检》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闻一多《论郭沫若的学术精神》

　　10月25日上午，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的学生到郭沫若故居参观，这里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北海公园北门对面一个路口写着“胡同游”几个大字，从平安大道拐进这条柳荫西街，人力车夫往往会告诉你，郭沫若故居就在前面50米。

　　在郭沫若故居门口，有一个照壁，立在马路中间，将马路分为南来北往两个车道。大江健三郎去年秋季访华，其中一个节目是“胡同游”。当他得知郭沫若故居就在附近时，要求缩短“胡同游”的行程，好留出时间去故居参观。他步入静谧的庭院，在郭沫若的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跟他母亲深受同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郁达夫的影响不无关系，也跟郭沫若长期客居东瀛、在日本学界颇有声望有关。

　　10月25日是鲁迅所言“秋天一天凉比一天”的寒秋。阴天里的中学生在郭沫若故居门前大声喧嚷。这个日子并不沉重，在和平年代里显得心平气和，离郭沫若的诞辰11月16日还有20天。

　　以下是记者在10月25日对郭沫若之女郭平英的访问实录，她从1949年起一直与郭沫若生活在一起，直到郭沫若1978年去世———

　　父亲耳背，这是他给我从小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开国大典以前，我们全家和许多白区的文化人一起从香港来到北京，来不及立刻安家，临时住在饭店里，大概住了半年多才搬出来。记得刚搬到新家，就是西四大院胡同5号家的时候，我新奇地跟在大人后面东张西望。那是栋两层小楼，楼梯有点儿陡，父亲走在前面，我顺着楼梯跑下来追他。父亲肯定听不见我在叫他，当时我4岁，一着急就叽哩咕嘟地从楼梯滚下来，等滚到他腿边的时候，他才发现。

　　父亲耳聋，不在近处大声说他就听不清。他在正式场合或者谈工作的时候，是带助听器的。但是助听器会把周围所有的声音扩大。助听器用久了，就如同长时间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工作，会很不舒服。他在家常常不带助听器，让耳朵得到休息。如果跟他说话，就要一直大声喊着说。他不知道前因后果，要先说原来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怎么样了，话说长了，说话的人累，他也累，所以我很少跟他谈自己生活学习上的事情。

　　我母亲有非常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弟弟出生以后不久就去南方治病了。为了我们这些一个比一个小的兄弟姐妹，父亲总是争取机会带我们出去玩，每到星期天，只要有空，尽量带我们出去郊游，郊游的时候他有他自己关注的事情，比如遇到某一件文物，于是立即有所收获，而我们对这些古物却没有兴趣，跑到旁边去玩。

　　因为母亲不在家，弟弟还小，耳聋的父亲要带我们玩很不容易。我还记得他在地上当“马”，让弟弟骑在背上的情景。父亲还跟我们一起捉迷藏，把眼睛蒙上以后在一个大房间里面逮人。现在想起来挺悬的，他既看不见又听不见，跌倒了怎么办？我小的时候不懂事，现在越发觉得父亲那时在尽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快乐。

　　他很喜欢小孩子，不管他善不善于跟他们交流。我的孩子出生后，爱人在驻外使馆工作，我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从干校临时回来时，常看见爸爸妈妈坐在台阶上，铺一张大凉席在太阳下面，他们两人就坐在旁边看着小孩自己玩。孩子们去他的办公室，他就把桌上的小玩艺拿给她们玩。

　　“你为什么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有这样的举动，应该好好想一想家庭的因素……你父亲就是在革命低潮时做过软骨头的”。

　　“文革”刚开始，我在人民大学，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热血沸腾。我跟同班同学一块贴过一张大标语，没有点名地批判了一位校领导，因为他的副手———另一位深受我们喜爱的校领导被罢官了。我们当时在政治上太天真，太简单，不理解这位校领导为什么无法替自己的副手解围。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对现在的这位校领导有意见，希望父亲能帮我们问问“罢官”的原因。第二天，父母亲一块开车把我接到人民大学旁边的友谊宾馆去，跟我说你这样做不对，必须改正，现任的这位校领导的工作是北京市委安排的，不可以随便打倒。我觉得自己似乎被他们说服了，就回到学校的班级活动室里，在一张大字报纸上写了“某某某是好同志”七个字，放在活动室里，同学们很快都看见了。从此我就成了班上的“贰臣”。两年以后，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了，组织同学学毛选，斗私批修，自我解剖。当时有位同学非常真诚地给我提意见说，“你为什么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有这样的举动，应该好好想一想家庭的因素。……你父亲就是在革命低潮时做过软骨头的。”我终于明白他们所指的是父亲到日本流亡这段经历，这件事在很多人的理解上是“叛党”。

　　当时有几个不过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他们的党费是单独交的，这里边有一位K交的党费是非常高的。

　　从上海转移的事周总理是最清楚的。临行前一天，郑伯奇、成仿吾从上海地下党得到国民党已经知道郭沫若的住处、准备加害于他的消息。内山完造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躲避，第二天内山完造给父亲送行，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去码头，怕被国民党政府发现，只有地下党特工在比较远的地方做掩护。父亲到日本以后，情况很困难，最初一段时间创造社还能够给父亲寄生活费，他仍然是创造社期刊的撰稿人。创造社刊物被查封后，这种联系就没有了。李一氓也因为到苏区去，无法继续联系，因而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太直接的人到我父亲身边去。左联东京分盟成立以后，不管是党内还是非党的进步青年，都经常去找父亲。在我们编全集的时候，就他的入党时间问题请示了中组部，中组部给了很明确的说法：“抗日战争爆发回到上海以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为党工作，1958年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有非常明确的两个例子，我现在知道：一个是长江局开会他在座；再一个是我妈妈1938年在武汉入党，入党介绍人一个是邓颖超，一个是郭沫若，邓颖超给我妈妈写的是这样：小媳妇，我和沫若兄介绍你到我们“家”里来。另外武汉时期给周总理做联络员的吴奚如回忆说，当时有几个不过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他们的党费是单独交的，这里边有一个人代号叫“K”，这个K交的党费是非常高的。吴奚如知道这个K就是郭沫若。北伐时期，他就在文章里把“K”作为自己的简称。现在汉语拼音里拼“郭”的时候会用“G”，但是按过去的韦氏拼法“郭”的字头是“K”，抗日时期他的皮箱上的记号也是“K”。

　　世英的被抓，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

　　世英高中毕业后，先考入的是外交学院，觉得单纯学语言没有兴趣，就转学到北大哲学系。在北大读书时，和中学几个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比较喜欢写诗、写小说，写完后互相传看，节假日的时候在某个同学家里面海阔天空地讨论问题，黑格尔、尼采都在讨论之列。因为是学哲学的，思想比较活跃，跟同龄人来比涉猎的面更宽一些。

　　在他们的情绪中有灰暗的一面，我记得他们当时写过这样的诗句，“在星光下漫步/天是灰的/房子是灰的/地是灰的/树是灰的/人也是灰的”。这种格调跟学雷锋、跟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太不协调。后来他们被定为“X集团”，世英和另外三个中学时代的同学被公安局收审过。

　　回家以后，他主动要求去锻炼。他不再适合去北大念书，家里把他送到河南黄泛区国营农场去，和一个植棉劳动模范一起参加农业劳动。这两年时间，他给农场写板报、编快板，搞一些业余演出，尽管生活得特别苦，可是精神上是充实和缓的。对于“X集团”的处理，总理很清楚，总理觉得应该让他回来继续上大学。起初我哥哥对回来上大学已经无所谓，但既然有机会，他就非常明确选择了农业大学。

　　上学之后，没到一个学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因为戚本禹直接分管农业大学的运动，农业大学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比所有大学都早。他们的派系斗争非常厉害。我哥哥没有参加过任何红卫兵组织，因为他是受过劳动锻炼的学生，不能参加，有了革委会后，就连参加五一、十一庆祝活动的权利都没有。

　　1968年时学校同学对他进行了监视，因为他在学校里常说有点独立思考的话，比如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哥哥被抓后，曾经逃出来过一次，躲在一个清洁室里，但是被班上同学发现了，招来的是加倍的审讯拷打。

　　他被抓起来那天，是星期五。我们期待着星期六事情可以缓和下来，但是星期天人还没回到家里来——星期天是休息日，学校无人办公，所以决定星期一要去学校交涉。星期一早晨秘书来了，他只说咱们去学校吧，我和世英的女朋友正商量着去学校的事，于是我们一道出发了。实际上秘书当时已经得到出事的消息。农大革委会负责人选派的代表跟着我们一起回来，向爸爸妈妈报告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了”。爸爸觉得这几个学生非常无礼，很不客气地把他们给请走了。事后，我们跟学校要求做法医鉴定，鉴定结果是：高空坠落。

　　世英被关起来后，父亲有一次参加外事活动见到总理，当时印象当中他是去参加外事活动，后来才清楚不是外事活动，而是为了解决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战”的会议，那时候总理经常晚上九、十点钟召集群众代表，谈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这一天父亲是几点钟回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出去了，而且是去参加总理主持的一个活动。父亲见总理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知哥哥被抓起来了，父亲没有向总理说。两天之后，不幸就发生了。妈妈因为神经官能症，情绪无法控制，所以就责怪父亲：你见到总理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他说？

　　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只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就说不下去了，走回他房间了。

　　有人认为红卫兵扫“四旧”是因为郭沫若说“我要把书烧掉”，这种说法有点牵强。

　　作为一个不断自我反省的人，他在上世纪30年代一本作品出版时就说过：现在看起来，以前写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价值了，这只是一段历史，我把这段历史放入一个塔里去。就把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塔》。他会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改变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感受。原本是一种诗人的语言，被非常有政治意图的环境利用了。

　　学者房向东倒是很认真地查过：巴金早在1965年说过我要把我自己的书都烧掉。这是知识分子洗心革面、要融入社会主义火热生活的一种反应。但是之后人们说红卫兵扫“四旧”是因为郭沫若说“我要把书烧掉”，有点牵强。

　　我想，父亲在“文革”之前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迷惘，但是他总在不断地自省，到底真善美的标准是什么，可能还在寻找？当一个自己为之奋斗的共和国诞生不久，还处在周围很多敌对势力的包围下，人们总觉得毛泽东是大家从心底里景仰的领袖，不管有多少曲折委屈，都希望这个国家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希望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把骨灰变成肥田粉，一个是遗体应该解剖，供学医的学生去做实验。

　　他早就表示过要把自己的骨灰变成肥田粉，在说这句话之前稍稍早一点，给姚雪垠写信时也提到这个事。他知道姚雪垠计划用10年完成《李自成》的写作，父亲在信中说，很遗憾，等您完成著作的时候我已变成肥田粉了。他要把骨灰撒到哪里的着眼点是他要让骨灰有点用处。去世前一年，正好是他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农业进入一个新时期应该有所为的时候，他曾经在家里说，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去。他说这话的神态非常平静。我推想，他可能有所感触的是中国这片广袤的黄土高原，太干了，太黄了。他喜欢常绿树，作过植树歌这样的诗，他在家里跟妈妈为种树的事曾经特别认真。

　　父亲绝不会想到撒骨灰需要仪式，要用飞机去撒。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他希望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把骨灰变成肥田粉，一个是遗体应该解剖，供学医的学生去做实验。他自己学医时曾经解剖过六具尸体。但是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只是进行了病理解剖，是由医生进行的，没有让学生进行生理解剖。

　　郭沫若尽管是我父亲，但是我以为，他这样的文化伟人，应该被看作是民族的财富。前一阵在反思的符号下，有一些有别于学术争论的攻击出现。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同他交往过的人在时过境迁后的评价，假如还说好，那是真的好。父亲过世之后，跟他一道工作过的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怀念他。我想这也说明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