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阿三
-- 发布时间：2003-1-14 23:04:00
-- 新人50年
最可爱的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新中国伴随着欢快的歌声和明朗的笑声到来了，解放区的蓝天白云迅速驱散了国统区上空的阴霾。这是一阵从延安吹来的“西北风”，但它卷起的并非漫天黄沙，而是长久以来一个关于全新时代到来的预言。
这样的时代有着全新的生活和全新的人。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报告的题目就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他用“伟大的开始”和“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来描述我们的新生活，而“新的人物”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毕竟，新的生活和新的时代总是要通过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
在许多时候，“新的人物”往往又被称为“英雄人物”，他们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中的主角，是“最可爱的人”。从董存瑞的“为了新中国”到王成的“向我开炮”、黄继光的堵枪眼，无一不显示出一种勇于牺牲的英雄气概：他们曾是一代人少年时期的偶像。不过，在被感动的同时，我们难免也会有一丝遗憾：他们为什么不能象赵云、罗成那样武艺超群，或者象孙悟空那样会七十二变法呢？在少年心目中，英雄往往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可以不死。他们当然不会明白董存瑞们其实也有着超凡的英雄素质，那便是一种强大到不惜毁灭自身肉体的精神力量。
《红岩》是一个典型。这是一个奇怪的英雄故事。按理说，“秘密斗争”的故事应该象侦探小说那样，靠一明一暗、斗智斗勇的惊险情节和场面取胜。《红岩》也不乏这些，比如监狱中的《挺进报》事件，华子良的装疯卖傻等等。但展现人物的智力较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显示人物的精神力量。所以小说是从英雄的失败写起，而在监狱中展开情节当然会更有利于凸显人物的精神力量。
对精神力量的过分提倡，有时就要以肉体和思想的受折磨为代价。如果说《红岩》中以严刑拷打来测量英雄的精神强度，还算符合特殊环境里的行为逻辑的话，那么，在峻青的《山鹰》和金近迈的《欧阳海之歌》中，则有一种自虐的倾向了。《山鹰》讲的是一个退伍军人为了一个今天看来近乎无谓的目标自我折磨的故事；而欧阳海的故事中让人感到恐惧的除了半夜起床练习投手榴弹外，还有不断通过写思想日记来检查自己，以期“脱胎换骨”的做法。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新人”较为普遍的成长过程往往是这样一种模式：先是只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为了家仇或个人的“血泪帐”加入到革命队伍中，一开始因为报私仇而违反纪律，经政委或指导员教育后才懂得个人的翻身只能建立在整个阶级的解放上，于是在战斗的考验下最终成为真正的英雄。《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就是这样成长为“新人”的。
咱就代表社会主义 如果说“新人”的特征在“最可爱的人”身上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英雄主义，那么，在农民身上，就有现实生活可以依附了，这就是新一代农民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人格”。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宣布完成之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便成为文学的一项迫切的任务。毛泽东也等不急了，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愤怒地指出：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可是我们的文学家们并没有下去发现他们，或是下去了，也不写。不过，没让毛泽东等多久，一个社会主义新人诞生了，他就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梁生宝这个新人之“新”， 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便是能够自觉地、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而整个《创业史》要证明的，也就是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当时姚文元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从阿Q到梁生宝》，把鲁迅的阿Q、梁斌的朱老忠、柳青的梁生宝，看成是一个有目的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中的三个阶段。阿Q是“怒其不争”，朱老忠是要反抗，但一开始只懂得报私仇，还找不到革命的方向，还没有从自发到自觉。梁生宝却是能自觉地而且正确地把握自己历史命运的新一代农民。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录的“梁生宝买稻种”一节，就充分体现了这位“社会主义新人”获得这种自觉意识之后，在道德、人格、心灵上到达全新境界的自豪感。梁生宝冒着雨，身披麻袋，走在田野中渐渐远去的身影，在我们的阅读印象中，非但没有渐渐变小，反而是愈来愈大，身披的似乎也不是麻袋，而是耀眼的光环了。一个人在历史光环的照耀下，将会获得巨大的信心，所以尽管梁生宝和他的互助组穷得叮当响，但他还是分明感到：“蛤蟆滩真正有势力的人，被一个新的目标吸引着，换了以他的互助组为中心，都聚集在这里。坚强的人们，来吧！梁生宝和你们同生死，共艰难！”毛泽东在评价梁生宝这样的农民时曾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形象。”而梁生宝也曾自豪地说：“咱就代表社会主义。”
千万不要忘记 红花需要绿叶扶，新人也总得有“旧人”来陪衬。“旧人”常常是父亲。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里，当爹的想买地发家，当儿子的心里想的却是集体致富。在儿子的教育下，老爷子终于觉悟了：不能再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老路啦！父亲落后，儿子先进，这种模式最有名的当数《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和梁生宝。老头子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穿上里外三新的棉袄，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在自家的庭院里走来走去。儿子却整天忙于互助组的事儿，自家的地都没工夫收拾，老人真是伤心万分。当然最后事实证明儿子是正确的，而老汉也真的穿上了里外三新的棉袄，听着大伙儿对儿子的赞美，咧开嘴，笑了。
不过，年轻人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代表“先进文化”的。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要忘记阶级敌人对我们下一代的争夺。这时候，年轻人就往往被写成是带有缺点的，容易受腐蚀的，需要被教育的一代，而原来被教育的老一辈，他们旧社会的苦难经历，就不再是影响他们进步的包袱，而成为教育青年的最好的历史教材了。可见“新人”的塑造和培养是一个永不会结束的无尽之旅。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原名“祝你健康”，讲一个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工人受到岳母的不良影响，追求金钱和享乐，爱穿毛料衣服和皮鞋，旷工去钓野鸭子挣外快。结果因为工作疏忽将钥匙遗忘在机器里，差一点酿成重大事故。这钥匙其实是有象征意义的。八十年代梁小斌还写过一首诗《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不过意思满拧。故事的结局当然没有悬念，在老一辈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钥匙，排除了事故，我们的年轻人又可以扬帆起航了。《海港》的故事跟这差不多。不安心搬运工作的韩小强，身着海魂衫，一心想当海员。好几回，他瞅着手里的工作证感慨万千：“工作证啊工作证，什么时候才能换成海员证！”但在老退休工人的启发教育下，终于挖出了破坏分子钱守维，韩小强也因此认识到了搬运工作对支援世界革命的重要意义。
赤橙黄绿青蓝紫 八十年代以后，“新人”的面孔就有些捉摸不定了，但《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刘思佳不应该被遗忘。就象小说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个人是各种颜色的混杂体，既带有传统革命教育的痕迹，又有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玩世不恭和叛逆，不过最后我们会发现他总归还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刘思佳的叛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是“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了。现在很少听到徐星这个作家的名字了，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可是风光一时，因为在他的笔下，完成了当代文学里罕见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新人。许多人都说《无主题变奏》象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确如此。不过霍里菲尔德反叛的是中产阶级，而“我”嘲弄的却是五六十年代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道德评判、价值评判的标准，当然也包括那个年代的“新人”的标准。所以那时的批评家们很爱搬用“垮掉的一代”来概括这些新的“新人”。
其实也并不都是“垮掉”的，也有执着地追求某种精神目标的。但由于有“垮掉”作为参照，对精神的追求在这个时候就未免显得堂吉诃德似的夸张。比方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我”，那时许多小说都爱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也许意味着“我们”不再有可以共同接受的基础，社会对于“新人”的统一规范已不再具有广泛的共识了。不过，从《北方的河》在当时的极为强烈的影响力来看，主人公“我”还真是一个颇有号召力的“新人”。和《无主题变奏》中的“我”不同，这个“我”极具个人野心和个人奋斗的精神，有点象他的农村兄弟——《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八十年代中期，直言并且张扬“个人奋斗”似乎还是不太可能的事，张承志也很聪明，他巧妙地将“我”的个人奋斗同寻找父亲河这样一个庞大的话语联系起来，这就使“我”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获得了某种崇高的理由。奋斗的目标很伟大，奋斗的过程却很具体，小说的笔力也主要放在写“我”如何拼命复习准备考研究生上。有意思的是，“我”常常要被自己的奋斗所感动，比方“我”一边骑自行车还一边背日语单词时，就很以为不容易，这个“我”其实是很有些自恋的。
多年禁锢之后的八十年代，个人突然发现通过自己的双手也完全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个人的“野心”也因此渐渐膨胀起来。看看那些曾在当时引起热烈讨论的热门读物，就会明白被压抑的欲望是如何要顽强地突破坚硬的冻层而疯狂生长。《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重新出版，对萨特“存在主义”的“个人实现”一知半解的热爱，对《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的崇拜……所有这些，汇聚起来，都传达着关于那个时代的同样的信息。
幸福生活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新人叛逆也好追求也好，手里高举的旗帜多少还浸染着些“理想”的痕迹的话，那么，对九十年代登场的新人来说，一种别样的“幸福生活”，就是他们对理想的别样的理解了。
九十年代的社会分化的确出乎人们的想象。一些以前陌生的人，开始频繁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西装革履，宝马香车，出入高级酒店、豪华公寓，谈判桌和酒吧是他们典型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空间。他们是社会的崛起阶层，是久违了的“中产阶级”或“准中产阶级”。濮存晰和李湘一起拍的那个商务通广告，可以说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通过画面的切换，这个广告不仅讲述了一个“成功人士”的奋斗史，更着力强调了做一个“成功人士”必须拥有的几样“标识”：业绩、娇妻、幸福家庭。广告总归还是要兜售自己的，于是告诉人们，想拥有这些吗？先买我们的产品吧！有了手机、呼机、商务通，您就能象濮存晰和李湘一样幸福了。这的确是许多人的白日梦，而对于“成功人士”来说，金钱已不再是他们痛苦的源泉，获得金钱后的情感空虚倒是此类小说或电视剧里推动情节的主要动力。可是至少现在我们还不能不说，象《京都纪事》和《罪证》里那些成功男士和白领丽人演绎的缠绵却未免矫情的三角故事，离普通的老百姓还真有一些距离。
与濮存晰和李湘的“幸福生活”不同，张大民也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象张大民这一拨人，原先一直是咱们国家理所当然的主人的，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他们的命运却和下岗、拮据、生活不幸联系在了一起。张大民的明智在于，他深知面对这无法逆转的不幸现实，任何愤怒的表示都是那么无力，而他所拥有的，只是“无能的力量”，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与亲人相濡以沫、苦中作乐，并从中品尝出“幸福生活”的滋味。也许是为了撰取观众的同情吧，在处理这样的人物时，作者总恨不得将所有不幸都加到他们头上去，似乎要着意考验他们“苦中作乐”的本领似的。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这样。许三观同张大民其实是一类人，他们都有一些儿童似的天真，象《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许三观往往以“天真”来抗拒生活的不幸，张大民则善于不停地贫嘴，以此消解生活的不公与压力。有批评家不满意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认为这是精神鸦片，是对现实的回避，是一种“犬儒主义”。可是，对这些人来说，在九十年代，他们能有什么办法来承担不幸和痛苦？难道要他们再一次揭竿而起不成？
和矫情的“成功人士”与善于“苦中作乐”的底层百姓不同，这个时代里，还有一些多余的人。无论幸福还是痛苦，他们的感受似乎都没有实在的东西可以依附。他们只是一次次地追逐，又一次次地逃离。朱文写过“小丁系列”，小丁就是这样的新人。有一篇《象爱情那么大的鸽子》，讲的是爱情。小丁为了证明对女友的爱情，为她冒雨追逐一只惊惶不定的鸽子，几次将要得手，又几次落空。整个小区的人都在目睹这场暴雨中的爱情追逐战。最后小丁终于以高烧的代价证明了他的爱情。可当他从昏睡中醒来，却发现他辛苦追逐的爱情竟成了一碗滋补身体的鸽子汤。如果将整个九十年代看成是一只巨大的鸽子，一个巨大的爱情目标，那么最终，在我们辛苦的追逐游戏之后，我们又获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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