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岳飞又投在了河北招讨使张所的麾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屡建军功，终于成为南宋的一代大将。 

公元1139年，绍兴九年，南宋朝廷和金国达成第一个和议。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岳飞等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表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登时就给了高宗一个没脸。后来的事情又完全如岳飞所预料的那样，才过了一年，金国就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 

真正对史实梳理一遍，就会发现，岳飞不仅没有所谓的“愚忠”，而且在同代的文臣武将中是最能坚持自己主张的一位。在高宗、秦桧害怕迎回徽钦二宗，主和立场主宰朝廷的时候，威胁当时抗金的三大帅张俊、韩世忠、岳飞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有不测之祸。”，张俊识时务，转而依附秦桧主和。韩世忠明哲保身，闭门谢客，读佛经，自号清凉居士。只有岳飞还在说什么“直抵黄龙”，被杀。我甚至觉得岳飞之所以不断的强调“迎回二宗”，是通过对整个赵宋皇室的忠来反抗赵构的主和路线。以岳飞之明，绝不会不清楚这会引起当朝皇帝多大的忌恨。 

可见，岳飞之死并不是因为什么“愚忠”，而恰恰在于不够“愚忠”，不懂得秉承圣意。因而成为当朝皇帝的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我不认为岳飞最后的撤军是所谓的“效忠皇帝却辜负了国家”。试想一下，一支孤军深入的军队怎么可能在友军已撤，后无支援的同时成为宋国的叛逆和金国的敌人？那样的话，这支军队将陷入一种怎样的处境中呢？很多事情绝不可能是八百年之后的文人坐在书斋中随意设想的。即便在今日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人认为军人效忠于国家的方式应该是违反政府的命令，即便政府的命令是错的。那么，为什么要对一个八百年前的古人做出这样的要求呢？一个在当时坚持抗金立场最坚决的将军，对议和派斗争最力的将军。却成了唯一背负上“愚忠”的罪名，被认为是“辜负了国家”的人，岂不是比颠倒是非的“莫须有”更荒唐的指控吗？ 

当然，岳飞毕竟是忠于赵宋皇帝的。这在当时的道德标准看来并不奇怪，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认真审视在宋代那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的“忠君思想”，应该能发现不同于其他朝代，比如诸葛亮、关羽的忠君思想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宋朝的忠君思想是与民族思想互为表里的。有人讲民族主义只产生于近代，其实不然。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从属于不同的部族和利益集团。只要有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斗争，就会有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和民族主义。 

岳飞诗云“笑谈渴饮匈奴血”，陆游诗云“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这些都清清楚楚的表明在宋人眼里，金人政权是不同于其他汉族政权的异族政权，金灭宋不同于一般的朝代更迭，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北宋时期，整个朝廷从上到下都对的失去燕云十六州耿耿于怀，但是燕云十六州并非宋朝时割让出去的，而是后晋石晋塘干的好事。宋人之所以对燕云十六州充满情怀，是因为那里是汉唐故土。可见在宋代，当时人确实已经具有了有别于朝廷、皇帝，而以民族、领土为基础的国家观念。 

早在春秋时代，春秋第一霸齐桓公就提出了“尊王攘夷”，同样就是以忠君和忠于民族互为表里。孔子评价齐桓公的大臣管仲时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要是没有管仲，我们就要象夷狄那样披头散发了。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由于文化上的优越感，又格外的多了一层“华夷之辩”的文化含义。“中华”这个词并不是近代的发明，朱元璋的讨元檄文里就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中”明地理之远近，“华”明文化之高下。“中华”的概念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中华民族的融合形成过程就是以文化传播的方式进行的，随着周边民族接受中华文化，也就转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在宋代，宋朝的文化和经济无疑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可是，这一切，几乎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作为古代的伟大英雄，是岳飞们尽力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传续和发展，是他们保护了中华文明的存在。他们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