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上只安排了父亲一个人的工作，户口没有着落，口粮就还在一张纸上。但老屋里一下子增加了七张嘴，就是啃树皮也得有树呀。母亲已不谙农事，父亲更不忍心把我们放在农村。三个人的工作问题三个人的读书问题，就象一副重担的两头，山一般地压在父亲肩上。
那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开口说话，而劣质香烟，却熏得父亲眼窝深陷。
这年冬，父亲为我在乳品厂找了份临时工，每天八个小时工作，要在厂里吃顿饭。口粮没有着落，而我的饭量又大得惊人。
一个月后，食堂要我交粮票，否则停餐。我去问父亲。父亲拿出一叠粮票和一叠粮食兑换券，对我说；“粮票少了，拿些兑换券去，如果不要兑换券，我再想办法。”因为当时有些食堂是拒收兑换券的。我接过粮票和兑换券，抬眼望了一眼父亲，却猛然从父亲眼里，看到一丝隐藏不住的无奈和苍凉。
我觉得，我似乎应该长大了。
以后在食堂，我再也不敢放心吃饭了，下班以后就早早回家，肚子饿了，就把床下那袋干蕃薯丝拖出来，抓一把放在桌上慢慢嚼。
有一天，有人送了两瓶罐头给祖母，父亲要了一瓶，对祖母说；“姆妈，勇伢仔每日嚼蕃薯丝，我想把一瓶把他呷。”
站在门口，无意间听到这话的我，竟转身朝外走。
我怕吃这瓶罐头啊。
七八年冬天，我被招工，分到乡下肉食站当屠夫。参加工作的我，以为从此翅膀硬了，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所以极少回家，节假日也是主动留守。
一年当中，我和父亲难得见上一面。

是胸口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