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时间：2002-12-13 21:33:00
-- 对话的意义
或许是平时习惯了在书桌前正襟危坐的阅读方式，所以在读到丁东先生著的《与友人对话》时，经颇有新鲜的感觉。书中对话的对象，我多与之有过来往，于是又在阅读中平添了许多亲切。
对话这种形式古已有之，譬如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柏拉图，古人采用对话这种方式，有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印刷还没有发明，思想的传播只好借助于这种耳闻口授的方式。那麽，对话这种形式在印刷业如此发达的今天是不是仍有必要呢，我想还是有的。
意义之一就是丁东先生在书的序言中说“思想的闸门 打开之后，彼此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就会跳跃出来”，我觉得，这种“新观点”“跳跃出来”的前提就是对话这种方式给对话者提供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对话者能够保持一种相对自由的心态。由于心态比较自由，所以常常能摆脱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对话的意义还有一重，那就是在思想被禁锢、言论被钳制的年代里，对话这种形式保持了一种最低调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按照J.B.Bury在《思想自由史》里的说法，思想是无法被禁锢的，因为“一个人无论思想什麽，只要在肚里秘而不宣，总没人能禁止他的”。但是他接下来又说“这种私自思想的天赋自由是无甚价值的”，因为“一个人既有所思，若不许他传之他人，那末，他就要觉得不满足，甚至感到痛苦，而对于他人也无价值可言了”。所以Bury得出结论：“思想的自由，从它的任何价值的意义看来，是包含着言论自由的”。在历史的某段区间中，总是存在着自由表达的困难。这种时候，对话的意义便凸显出来了。这里的对话，不仅局限于耳传口播，还包括书信的来往。顾准在撰写《古希腊笔记》期间，就曾经应上海的陈敏之的要求与之就政治、经济、文化问题通信讨论。这些信件后来被陈敏之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很难相信这些文字是在一个极端专制的年代里写出来的。这里面，固然与顾准的个人品格有很大关系，但也应该说对话这种形式为其心态的自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提。至于在同一时期还发生过舒芜自动交出了与胡风的通信的事件，那只是说明了社会的黑暗到达了一个极点，个人连最后的一点言论自由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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